地狱中的挣扎——一个富农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11）
10 风琴的婚事
风琴：我三姐嫁到黑龙江以后，她知道咱们家里困难，爸妈和我们吃饭成问题；另外，她一个人在那里举目无亲，感到有些孤单，就来信说那儿可以到地里捡点粮，也能挣点钱，希望我到她那儿去。当时家里也的确穷得够呛，爸妈我们商量一下，决定让我去一趟。
家里没钱，就给我拿十块钱坐车。我买了两块钱的车票，挎着一篮子鸡蛋，就从宁城上了火车，车到哈尔滨，要转车，在车站出口处，把我查出来了，问我到哪儿去，我说去通北。
“去通北为舍只打两块钱的车票？”我说家里穷，没钱。车站上一个女的检票员就翻我，从我内衣口袋里把剩的八块钱翻出来，凶了我一顿，钱没收了，然后才放我走。
我心想，人到这个地步，想要脸面也没脸面了！对我来说，现在身上一分钱没有，回家也回不去，到通北又没钱买票，我到底该怎么办？坐在候车室里，又冷又饿，心里一犯愁，眼泪就掉下来了。
这时，旁边有个妇女看我掉眼泪，样子挺可怜，就问我：“咋的了？小姑娘？”
我说车票丢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她说：“我给你五分钱，你去打个月台票，进站时你就说是送我上车……”说着，给了我五分钱，我说谢谢您，就按她说的，买了一张站台票，混上了火车。
火车刚开，就开始查票。我一看，都是红卫兵帮助查，心想，红卫兵都是随便打人，要是让他们查出来，我可能要受罪。想到这，我就主动找列车员问：“请问您，车长在那儿？”
“你找车长干啥？”我说我有点事。她指了指车厢那边。
我找到车长，说我的车票丢了，身上也没钱补票。他问我去什么地方，我说去通北。他说你回去坐着吧。
我不放心，问他：“他们要查我的票咋办？”
“他们不会找你要票了。”
果然，他们没有查我的票。火车开到绥化，就不往前走了。这次我没出站，问了问人，又上了去通北的火车。
火车过了海伦，又开始查票，这次是解放军查票。一个戴红袖章的解放军问我：“票呢？”
我说：“丢了。上车时候人挤，我怕鸡蛋打了，用手一护鸡蛋，车票一下子掉火车道上去了，来不及捡，就上车了……”我编了一套瞎话。
“我看见了。”我对面一个男的说，“这个小姑娘的票确实是掉到车道上了……”
那个男的这么一讲，带红袖章的解放军也就没再让我补票。
火车到了通北，那个男的和我一起下车。他说：“还不能走检票口，我领你绕出去算了……”
我跟着他走出车站，一看天已经黑了，就不敢再跟他走，就往候车室走。他问我为啥不走了，我说：“我要在候车室等我姐姐来接我。谢谢您了！”
到了候车室，坐在凳子上，只觉得肚子饿得不行。可是现在身无分文，怎么办？外面天又黑了，只好再饿一宿，明天再说。
一个人坐在候车室，又冷又饿又困，心想，为什么别人都能过有吃有穿的日子，偏偏我们要受这个罪？只觉得是自己的命不好，也找不到别的原因。那晚上在候车室，困了刚睡着，肚子饿，又醒了，再想睡，也睡不着了，心想要点东西吃，深更半夜到哪儿去要呢？……受那罪，真是一辈子忘不了！
第二天一早，我有气无力，迈着两条发软的腿去打电话，没想到县广播站正在广播新闻，打不通。到十点多，才打通电话，我说，请他们转告三姐夫周万福，找人来接我。当时饿得说话都没力气了，心想自己会不会昏过去？突然昏过去把一筐鸡蛋打了可咋办？
打完电话，路过饭店，扭头往里瞅瞅，正想拿几个鸡蛋换碗面吃，一看我三姐恰巧坐在那儿，正在桌子旁边吃饭，这下我可得救了！
三姐看见我，知道我饿了一天一宿，赶紧给我要了两碗面条，我连话都顾不上讲，闷着头，不到十分钟就吃下去了。三姐看我饿成这样，问我还要不要一碗，我说怕吃坏了胃，肚子打个底，就行了。
原来三姐和他小叔子要去海北办事，吃完，她和她小叔子就走了。我一个又回到候车室等，因为肚子有了底，坐在候车室的椅子上，困劲又上来了，就迷迷糊糊坐在那儿睡着了。等醒过来，已经是下午。大概三点多，三姐夫周万福才骑着车子来，把我接到生产队。
在三姐家休息一天，第二天就开始下地干活。可能是不服水土，在那儿总是犯困。在地里干活总撵不上人家，自己心里也着急。
有一次，在地里干活，中间休息，我困得实在不行，就在地上睡了一会儿，没想到就着凉了，浑身起疙瘩……
回到家里，三姐看我无精打彩，提不起神来，以为我累的，就让我在家招呼小鸡，她上地去干活。等她从地里回来，我就觉得心里难受，恶心想吐，又吐不出来，眼前一阵一阵发黑，简直有点支持不住了……
“是不是得了外病了？”三姐问我，我哪儿知道什么叫“外病”。三姐说，赶紧找刘老太太去挑挑吧……
说着，她扶着我，我强挺着，走到半路，感到特别难过，蹲了一会儿，才一步一步挪到刘老太家。刘老太让我脱了裤子，看了看，说是“外病”。这种病咱们老家叫“翻气”，就是在肛门附近起一些肿包。刘老太用针挑了，过了一会儿，才觉得松快点。从此，我三天两头得这种病，经常去麻烦刘老太……
在三姐那儿呆了一段时间，一看到哪儿去挣钱呀？回家吧？家里也没办法，只好在三姐那里混……
没过多久，他们那儿就轰轰乱嚷，说我到他们那儿去找对象去了……
潘晓娟：这么一来，四姐夫就到跟前守上了，是不是？那时候，那个地方，男的多，女的少，只要去个外地的姑娘，一些小伙子就托媒人说亲。有些脸皮厚的，天天就到你跟前走来走去，造成影响，不成也得成。我四姐夫虽说是生产队长，也是一个穷光蛋。他和我四姐订婚时，家里只有８块钱！
潘文博：你咋知道的？
潘晓娟：他们自己说出来的呗！
风琴：他们当时一哄二嚷，说我要嫁给老吴家。其实当时我哪认识什么老吴家？再说，我当时还不到20岁，结婚也有点早。
风珍：我们老婆婆与吴军家妈是干姐妹，从中搭桥撮合，说把风琴给她家吴军……
风琴：我当时岁数小，刚满十九岁，也没主见。心里想：凡正家里父母吃不上穿不上，自己也老大不小了，书也没读多少，一辈子还有什么希望？嫁个人，能给父母兄弟找点财礼钱，自己有个地方吃饭，也就凑合了……
潘文博：给多少财礼钱？
风 琴：订婚时说给六百元。老吴家东借西借，才凑了450元，我拿着回家。到家里，给家里买了点粮食和一个小柜子，算是帮家里度过了几个月的难关。快到冬天，我才离开家，到通北去结婚。结婚时，老吴家又借了一百块钱，说是给我做衣服的钱。想到家里困难，我也没做衣服，就都给爸妈寄去了……
第二年春天，我跟我老婆婆讲，我爸爸和我妈那儿挺困难，财礼钱也没给够，我们家还等着这点钱买米下锅呢……
老婆婆心思，我讲得也有道理，卖了一个猪羔子，才把财礼钱给足，给家里寄去……
老吴家是借钱娶媳妇，进到他们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是租人家对面炕住。那时候盖房子，是想都不敢想。生活困难到什么程度？平日里有菜，连盐都买不起，更谈不上淹咸菜。……
潘文博：听说结婚后，你经常和吴军干仗？
风琴：可不是咋的。买卖婚姻，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了解谁。他花了财礼钱，想怎么对待你就怎么对待你。在他眼里，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个人。
有一次他说：“隔山买老牛，还能买到什么好玩意？……”
有时他还说，他入不了党，就是因为和我结婚。还说我是埋在他身边的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他家带来灾难。
我说，是你们家先提得亲，不是我要嫁给你的……人要出身成分不好，真是走到哪儿都受歧视。
吴军有时候又说，我娶一个出身成分差的当老婆，也算是上了“双保险”。
潘文博：怎么个“双保险”？
风琴：意思就是共产党在，他出身好，可以保险家里没事；国民党回来，我出身不好，他家也保险。不过，从他内心来说，还是觉得划不来，觉得委屈。委屈啥？说是和成分不好的姑娘结婚，没能入党纳新。当时想入党，可是又舍不得离婚。不是舍不得人，是舍不得那几百块钱。因为他要离，我是退不出钱来的。所以，结婚以后，三天两头吵架生气，一直没断过……
直到毛主席去世以后，直到落实政策来到北京，他那种吃亏上当的思想才慢慢有些变化。
潘文博：农村人差不多都是这样，小算盘打得非常精，喜欢占便宜，占了便宜就眉开眼笑；要是吃点亏，心里老是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