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中的挣扎——一个富农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8）
7 抓捕和审讯潘文博
潘文博：爸妈和弟弟妹妹们回去以后，我一看，北京呆不下去，也只好回老家。
一回去，大队就知道了。66年9月，我曾经给老家大队领导写了一个明信片，说他们关起门当皇帝，无法无天。从这以后，他们一直对我怀恨在心。他们听说我回去了，也是晚上，我刚上床不久，还没睡着，就听见院子里进来一伙人。四个人手里拿着棒子和绳子，一进门就喊：
“潘文博，你起来！”
“你们有什么事？我已经睡了。”
“你起来不起来？”其中一个就把棒子举起来。
我一看，我要不起来，准吃亏。我马上穿上衣服，下地穿上鞋。然后我退到墙角。心想，这伙无知无识的农村二杆子，他们什么事干不出来？这个社会已经乱到这种程度，哪里还有法律和政策可言？心想，他们打死我，我只能白死……他们见我站在墙角，就围过来，抓得抓，扯得扯，我说：
“你们要干什么？”我一挣，把上衣都扯破了，“我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
“到大队再说。”姜子勤说。
我想，既然要去大队，不是要害我，我就放心了。我就让他们捆我。捆人有大绑和小绑，他们用的是小绑，也没太用劲。出了门，我一看，一共来了十六个人。
路上我就考虑，来抓我上大队，为什么来这么多人？莫非今天他们想整死我?在北京接待站，有人曾经告诉我，在北京大兴县和湖南一些地方，有些出身成分不好的，全家男女老少被造反派屠杀，想到这，我突然出了一身冷汗……
我边走，边望着远处黑压压的山，心想：我高中毕业以后，参加高考，按说考得也不差，平日学习成绩比我差的都考上了大学，我却莫名其妙落了榜。虽然自己心里不服气，但我也没什么怨言，组织上让我去教书，我就一心一意扑在教育事业上。
没想到，连婚都没结，就受迫害，灾难不断，到如今连容身之地都没有，我究竟有何罪？今天不明不白死在这些人的手里，我死不瞑目……
没想到，由于消息闭塞，这些农村造反派可能还不知道北京大兴县和湖南大屠杀的事情，他们没有带我去村边山脚，而是去大队。显然，他们不是要我的命。走到大队，当时大队连电灯也没安，到了跟前，只见院子里黑压压的一片人影子。再一看，都是全大队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我想，莫非他们要杀鸡给猴看？
他们把我抓到会场的主席台前，让我面对大家站着。然后就去给公社打电话。打完电话，一个大队干部问：
“潘文博，你回来干什么？”还没等我回答，就露出了报复之心：“你到北京去，不是写信说去告我们吗？中央支持你没有？现在不是你们的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你明白不明白？”
我想，我现在只能和他们进行说理斗争。我先背了两条毛主席语录，一条是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另一条是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然后我说：
“我和家乡众位父老乡亲一无怨二无仇，我从小在北京长大，在学校里受党的培养和教育，运动初期，我受资反路线迫害，我们全家被遣返回来，房无一间，地无一亩，要吃没吃，要穿没穿，走投无路，才根据中央的政策，回北京去上访告状，要求落实政策。我一没偷，二没抢，住在上访接待站，吃住完全由国家负责，我的所作所为，受到了国家法律的保护……”
他们听我这么一讲，就哑了，没有人再说什么。
半天，大队书记开口了：
“潘文博，你信里写，我们是关上门做皇帝，这是不是反动言论？这是不是诬蔑党的干部？是不是反党？……”
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我绝不能硬顶，因为山高皇帝远，权在人家手里，人家想怎么整我，就怎么整。因此我赶忙认错：“我当时接到家里的信，听说我到北京去，大队就把我父母拉到大队里来斗。我一气，心想我假若有问题，就斗我，不能拿我父母来斗。头脑不冷静，就写了两句不礼貌的话，我在这里向大队各位领导公开赔礼道歉！”说着我给他们鞠了一个躬……
大队书记听了，就挥了挥手，示意他们那伙人给我松绑。他们给我解开了绳子，我也不客气，就把身边的板凳拿过来，坐下，然后从大衣兜里掏出烟，给队上的头头脑脑，每人丢过一只烟去，他们看书记没拒绝，也就都把烟点上。
书记抽着烟，说：“你今天能认识自己的错误，这很好。今后你要再到哪儿去，要给大队打个招呼。无产阶级专政嘛，四类分子只能规规距距，不能乱说乱动，这是党的政策，你懂不懂？”
“好。”我说，“今后按书记说的办。”
原来我以为他们要我的命，至少要往死里整我，估计是公社领导在电话上不同意，所以，我认了个错，他们也就没再为难我，一场虚惊就这么过去了。
事后不少亲戚都说，那晚上可把我们吓坏了！没想到，你几句话，就把他们的气消了，你真像你爸爸当年那样有胆量……
在家住些日子，我一看不行：全家六七口子，仍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心想不能全家人在一起饿死，我决定还是到北京去闯一闯。和家里一商量，大家也认为只有如此，于是我带着风琴又回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