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中的挣扎——一个富农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
2 第一次返京
潘文博：虽然大队让我们干活了，可是在修水库时，由于咱们出身不好，也是处处受气。有一次挖渠，我正干着干着，晓娟来找我，说：
“二哥，李国真骂我！”
“他为什么骂你？”我问。
她说她边干活边唱歌，李国真骂她臭美！李国真是个几十岁的大老爷们，晓娟那时是个10多岁的孩子，你说李国真是人不是人？我心想，咱家成分不好，李国真又是一个农村地痞，该忍咱就忍。
我就说，你别搭理他，下次他再骂你，你来找我。不一会，晓娟又来找我，说李国真又骂她。我的火就上来了，心想：李国真也欺人太甚，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连唱歌的权利都没有？！
我过去质问李国真：你为什么老欺负人？我们出身不好，难道就不能唱歌吗？李国真看我身强力壮，来势汹汹，毫无畏惧的样子，一时愣住了……
正在这个时候，大队书记走过来，他叫罗发，说：
“潘文博你干什么？你要翻天？你给我老实点！”
我把刚才发生的事向他介绍几句，说：“我们好好劳动，并没犯法，他李国真凭什么欺负人！？”
“你们家什么成分你清楚，少说废话，快快干活！”书记板着面孔，瞪我一眼。我想，像李国真这种农村地痞流氓，要是没有大队书记撑腰，他也不会这样嚣张。
还有一次，大概是公社来的干部，悠悠晃晃走过来，瞅着我干活，说：
“潘文博，留着劲干什么？”
我心想，你们这些老爷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跟他叫劲，笑着对他说：“你下来，咱们试试。”
他看了我一眼，就跳下来，我把筐装得冒尖，然后把筐绳放在杠子中间——咱俩谁也别吃亏。只抬了两筐，他就蹭了！用眼睛斜了我两眼，恨得咬牙切齿，甩甩袖子，就走了。
我们在老家过的日子，吃了上顿没下顿，可以说是饥寒交迫。晚上睡不着，就想：父母一辈子并未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自己也并没有干过什么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我们从解放前就到了北京，在北京20年的时间里，一直遵纪守法，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我觉得太不公平。所以，我对妈讲：
“看来在这里我们没有活路，我得先回去，回北京……”
那大概是12月末，我接到大哥的信，信中说全国都在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凡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都可以要求平反。你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组打的“坏分子”，又是受人诬陷，应该属于平反的范围。我们老家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非常闭塞，对外面的世界一点也不了解。看了信，我非常高兴，把大哥信上的内容对爸和妈一讲，他们也支持我回北京看看，所以，我立刻决定走，回北京。
到了北京，一看形势挺好——中央第一次提出落实政策，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工作组……我心中觉得有希望，我的问题就是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应该属于平反的范围。
另外，听说运动初期被遣返的人，也有不少陆陆续续回来的。所以，我在大姐家找了一张纸，就立刻给老家的父母写了封信，让他们把几只鸡杀了，或者是卖了，赶紧想法回北京。
没想到，我一走，家里就出事了……
风琴（四妹，66年读初中一年级，当时14岁）：二哥一走，大队干部很快就知道了。姜子勤和李国真他们找了两匹快马，骑着就去追。听说他们跑到县革委以后，对县革委领导说，坏分子潘文博跑了，要求县委出证明拿钱，到北京把二哥抓回来。估计县里的头头也摸不清当时的形势，就跟他们讲，你们愿意去追就追，县里没钱。几个人很扫兴，气鼓鼓地跑回来，他们和大队领导一商量，就把爸和妈抓到大队办公室，让爸和妈弯着腰，低着头，蹶起屁股，审问：你为什么让你儿子潘文博跑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地富反坏右是监督改造对象？五类分子能到处跑吗？子女也不行！你们的二小子为什么走之前不请假……
最后他们要求爸和妈在一个星期之内，把逃跑的儿子喊回来。不然的话，后果自负。
潘文博：我在北京接到家里的信一看，就急了！马上写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的是：我是到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所在地来申诉告状的；我没违背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光明正大。历史将证明我无罪。我希望你们不要关起门当皇帝，无法无天！写好，贴上邮票，直接寄给大队干部。听说他们收到明信片，气得嘴都歪了！
风琴：家里收到二哥的信，我们全家一商量，觉得在老家也的确没有活路，只有回北京。可是要走，只能偷着走，大队领导是不会同意我们回北京的。偷着走，怕目标太大，被发现，抓回来要挨批挨斗。我们就决定一家人分成两拨——妈和潘文平、晓娟，加上我，四个人一拨先走；爸和三姐后走。
我们白天不敢走，等晚上九点多，天已经完全黑了，看看外面没人，才偷偷出发，往姥姥家的四条沟方向走，我们娘四个整整走了一夜，天快亮，才到姥姥家。路上就像偷越国境，又像躲日本鬼子，累得浑身是汗。妈那年虽然不到50岁，可是是小脚，平日走路就不方便，多走一点路就脚痛，所以，那天妈咬着牙，走得她上气不接下气，她也是拼着老命。我们三个年纪小，那年我和晓娟都十多岁，也背不动妈，文平弟还不到十岁，他慌慌张张之中，还走丢了一只鞋……
到了姥姥家，把我们累得像散了架一样，妈躺在炕上，起都起不来了。姥姥已经将近80岁了，看我们狼狈不堪的样子，也很着急，想到我们走了一夜，肯定肚子饿了，就赶紧点着火，给我们做饭。我们喘了一口气，也来不及吃，怕误了火车，一咬牙，又上路了……
我和晓娟搀着妈，一步一步往前挪，那真是像逃命一样……
风珍：妈她们娘四个头天走，我和爸爸第二天走，也是晚上看着路上没人了，才偷偷上路。走到四条沟，又走岔道了，只好又往回走。走到平房，碰到一个拉煤的大车，我们给人家讲了两句好话，那会儿有同情心的人还是不少，特别是在农村，人家同意拉我们一段，我们才上了车。还好，一直坐到天义火车站。虽然坐在马车上，可在车上也受罪——当时正是冬天，冻得手脚生疼，流清鼻涕，流眼泪。下了车，觉得两条腿不对劲，到厕所一看，两只脚都肿了。
到天义以后，爸爸怕人家发现，不敢进候车室；我也东张西望，怕大队的人追来。直到我们父女俩买上票，进了站，检票上了车，一直提着的心才算放下来……
潘文博：爸妈和几个妹妹加上潘文平，他们六口人到了北京，我在中央文革的办事机构，把我们全家遣返以后在老家没吃没喝没地方住的情况向他们讲了，要求他们能够落实政策，让我们全家回南苑。他们听了我的申诉，就开了一张证明，上面写让公社安排。我们就拿着证明回到南苑，找到公社，公社领导看了看，就签字让大队安排。大队领导反复看了看证明，想了想，看样子有些为难，不太愿意安排，可又有上级的证明，就让我们全家暂时回原来住的地方。
风珍：回到咱们原来住的地方一看，屋子就像日本鬼子洗劫过一样——大哥留下的两箱书、小提琴，都让农村造返派抢光了；我们那些三好学生奖状，也丢得满地都是；二哥的线提被面也烧了，炕也刨了，……估计造反派是大搜查，想找什么违法的东西，结果什么东西也没有找到，把屋里弄得空空的，祸害得不象样子……就这样，我们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