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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中的挣扎——一个富农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

地狱中的挣扎——一个富农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

博客

2 第一次返京

 

       潘文博:虽然大队让我们干活了,可是在修水库时,由于咱们出身不好,也是处处受气。有一次挖渠,我正干着干着,晓娟来找我,说:

   “二哥,李国真骂我!”

   “他为什么骂你?”我问。

      她说她边干活边唱歌,李国真骂她臭美!李国真是个几十岁的大老爷们,晓娟那时是个10多岁的孩子,你说李国真是人不是人?我心想,咱家成分不好,李国真又是一个农村地痞,该忍咱就忍。

     我就说,你别搭理他,下次他再骂你,你来找我。不一会,晓娟又来找我,说李国真又骂她。我的火就上来了,心想:李国真也欺人太甚,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连唱歌的权利都没有?!

      我过去质问李国真:你为什么老欺负人?我们出身不好,难道就不能唱歌吗?李国真看我身强力壮,来势汹汹,毫无畏惧的样子,一时愣住了……

      正在这个时候,大队书记走过来,他叫罗发,说:

   “潘文博你干什么?你要翻天?你给我老实点!”

     我把刚才发生的事向他介绍几句,说:“我们好好劳动,并没犯法,他李国真凭什么欺负人!?”

   “你们家什么成分你清楚,少说废话,快快干活!”书记板着面孔,瞪我一眼。我想,像李国真这种农村地痞流氓,要是没有大队书记撑腰,他也不会这样嚣张。

    还有一次,大概是公社来的干部,悠悠晃晃走过来,瞅着我干活,说:

“潘文博,留着劲干什么?”

     我心想,你们这些老爷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跟他叫劲,笑着对他说:“你下来,咱们试试。”

     他看了我一眼,就跳下来,我把筐装得冒尖,然后把筐绳放在杠子中间——咱俩谁也别吃亏。只抬了两筐,他就蹭了!用眼睛斜了我两眼,恨得咬牙切齿,甩甩袖子,就走了。

       我们在老家过的日子,吃了上顿没下顿,可以说是饥寒交迫。晚上睡不着,就想:父母一辈子并未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自己也并没有干过什么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我们从解放前就到了北京,在北京20年的时间里,一直遵纪守法,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我觉得太不公平。所以,我对妈讲:

    “看来在这里我们没有活路,我得先回去,回北京……”

       那大概是12月末,我接到大哥的信,信中说全国都在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凡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都可以要求平反。你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组打的“坏分子”,又是受人诬陷,应该属于平反的范围。我们老家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非常闭塞,对外面的世界一点也不了解。看了信,我非常高兴,把大哥信上的内容对爸和妈一讲,他们也支持我回北京看看,所以,我立刻决定走,回北京。

      到了北京,一看形势挺好——中央第一次提出落实政策,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工作组……我心中觉得有希望,我的问题就是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应该属于平反的范围。

      另外,听说运动初期被遣返的人,也有不少陆陆续续回来的。所以,我在大姐家找了一张纸,就立刻给老家的父母写了封信,让他们把几只鸡杀了,或者是卖了,赶紧想法回北京。

     没想到,我一走,家里就出事了……

     风琴(四妹,66年读初中一年级,当时14岁):二哥一走,大队干部很快就知道了。姜子勤和李国真他们找了两匹快马,骑着就去追。听说他们跑到县革委以后,对县革委领导说,坏分子潘文博跑了,要求县委出证明拿钱,到北京把二哥抓回来。估计县里的头头也摸不清当时的形势,就跟他们讲,你们愿意去追就追,县里没钱。几个人很扫兴,气鼓鼓地跑回来,他们和大队领导一商量,就把爸和妈抓到大队办公室,让爸和妈弯着腰,低着头,蹶起屁股,审问:你为什么让你儿子潘文博跑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地富反坏右是监督改造对象?五类分子能到处跑吗?子女也不行!你们的二小子为什么走之前不请假……

最后他们要求爸和妈在一个星期之内,把逃跑的儿子喊回来。不然的话,后果自负。

        潘文博:我在北京接到家里的信一看,就急了!马上写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的是:我是到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所在地来申诉告状的;我没违背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光明正大。历史将证明我无罪。我希望你们不要关起门当皇帝,无法无天!写好,贴上邮票,直接寄给大队干部。听说他们收到明信片,气得嘴都歪了!

      风琴:家里收到二哥的信,我们全家一商量,觉得在老家也的确没有活路,只有回北京。可是要走,只能偷着走,大队领导是不会同意我们回北京的。偷着走,怕目标太大,被发现,抓回来要挨批挨斗。我们就决定一家人分成两拨——妈和潘文平、晓娟,加上我,四个人一拨先走;爸和三姐后走。

      我们白天不敢走,等晚上九点多,天已经完全黑了,看看外面没人,才偷偷出发,往姥姥家的四条沟方向走,我们娘四个整整走了一夜,天快亮,才到姥姥家。路上就像偷越国境,又像躲日本鬼子,累得浑身是汗。妈那年虽然不到50岁,可是是小脚,平日走路就不方便,多走一点路就脚痛,所以,那天妈咬着牙,走得她上气不接下气,她也是拼着老命。我们三个年纪小,那年我和晓娟都十多岁,也背不动妈,文平弟还不到十岁,他慌慌张张之中,还走丢了一只鞋……

       到了姥姥家,把我们累得像散了架一样,妈躺在炕上,起都起不来了。姥姥已经将近80岁了,看我们狼狈不堪的样子,也很着急,想到我们走了一夜,肯定肚子饿了,就赶紧点着火,给我们做饭。我们喘了一口气,也来不及吃,怕误了火车,一咬牙,又上路了……

      我和晓娟搀着妈,一步一步往前挪,那真是像逃命一样……

      风珍:妈她们娘四个头天走,我和爸爸第二天走,也是晚上看着路上没人了,才偷偷上路。走到四条沟,又走岔道了,只好又往回走。走到平房,碰到一个拉煤的大车,我们给人家讲了两句好话,那会儿有同情心的人还是不少,特别是在农村,人家同意拉我们一段,我们才上了车。还好,一直坐到天义火车站。虽然坐在马车上,可在车上也受罪——当时正是冬天,冻得手脚生疼,流清鼻涕,流眼泪。下了车,觉得两条腿不对劲,到厕所一看,两只脚都肿了。

        到天义以后,爸爸怕人家发现,不敢进候车室;我也东张西望,怕大队的人追来。直到我们父女俩买上票,进了站,检票上了车,一直提着的心才算放下来……

       潘文博:爸妈和几个妹妹加上潘文平,他们六口人到了北京,我在中央文革的办事机构,把我们全家遣返以后在老家没吃没喝没地方住的情况向他们讲了,要求他们能够落实政策,让我们全家回南苑。他们听了我的申诉,就开了一张证明,上面写让公社安排。我们就拿着证明回到南苑,找到公社,公社领导看了看,就签字让大队安排。大队领导反复看了看证明,想了想,看样子有些为难,不太愿意安排,可又有上级的证明,就让我们全家暂时回原来住的地方。

       风珍:回到咱们原来住的地方一看,屋子就像日本鬼子洗劫过一样——大哥留下的两箱书、小提琴,都让农村造返派抢光了;我们那些三好学生奖状,也丢得满地都是;二哥的线提被面也烧了,炕也刨了,……估计造反派是大搜查,想找什么违法的东西,结果什么东西也没有找到,把屋里弄得空空的,祸害得不象样子……就这样,我们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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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潘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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