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闷岁月里的众生（12）
项怀明的心灰意冷
六四以后，项怀明的苦恼和前面介绍的小鲁夫妻的苦恼几乎是一样——都是住房问题，领导特权，社会不公等等。他们都是五十年代出生，在高校里应该算骨干教师，但在如此这般的高校里，这些年轻教师的积极性如何能调动起来吗？他们在苦闷和无奈中，只有采取混下去的态度。
项怀明是商学院学报编辑室主任，现年三十五岁。推算起来，他小学尚未读完，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由于他父亲是知识分子，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比较重视，在文革期间，他父亲一直提醒项怀明要多看些书，因此，七十年代末，高考一恢复，他很顺利地考进省内某高校的中文系，八十年代初毕业，来商学院当学报编辑。为了充实自我，也为了个人前途更上一层楼，经院领导同意，八八年他到河南大学去读编辑研讨班，一年半以后，又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头几天，我去拜访他，闲谈中问他这一年半的编辑研讨班读得如何？收获肯定不小吧？
他说：“有收获又有什么用处？”说话的样子像和谁在怄气，很不愉快。仔细一问，才知道他读研究班期间，学院分房子没考虑他。作为编辑室主任，按说也是学院一个独立科室的头头，本应在考虑之列。由于人不在，便失去了分房的良机。他回来后，找了几位院领导，说自己老婆孩子都有，来学校也六七年了，学校分房应考虑到他。院领导经过研究，在城边边上，给他分了一套。那里离学院远，孩子读书不方便，夫妻上班下班也要乘公交车。所以，他没要那里的房子，一家三口仍住在学校后门边边上的两间光线很暗的平房里。
为什么他读研究班，院领导不考虑他的住房问题？小项讲，是由于他得罪了主管后勤和财务的副院长，结果弄得编辑部经济上得不到领导的支持，自己分房子时遭报复。
我问到底是怎么得罪了领导？
他说：“很简单。这位副院长写了一篇稿子交来，质量太差，没用。这位副院长认为是我们不给他面子，从此见了我的面都装没看见，不理不睬。学报的印刷费和稿费也常常一拖就是半个多月。问他，他说没钱，过两天再说。他也不说不给，就是拖，让你去看他的冷面孔……”
小项接着说：“我算看透了！他们领导在会上讲得冠冕堂皇，说什么让我们把好质量关，学报如何如何重要，是什么学院的窗口，要办成一流的学报等等。可是一到具体问题，比如哪个领导写的稿子，或者是他的亲属，或者是他的同学好友的稿子，拿来以后，他们就忘了自己在会上讲过的话。见了面，总是一问再问，希望照顾发表。如果质量差，发不出，他们就不高兴了。见到你，板起面孔，好像欠他的钱没还，有时还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卡你、压你、整你……你说，这不是让我们里外都为难吗？我明白他们领导的意思，那就是你重质量，只能对别人，不能对他们。所以，千万不能把他们领导会上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当真，当真你自己就倒楣……”
我说，是啊，我们往往把他们的假话当成真话来理解。有时我们太天真了！
小项接着说，还有一点，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是享有特权的人。在我们这里，主编、副主编都是院领导挂名，可是他们主而不编，连稿子看都不看。我们这些干具体工作的人，好像就不配当副主编和主编，给你个编辑室主任当，似乎都是他们大发慈悲，是一种恩赐。实际上，这不是把我们当工具用？
项怀明的父亲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也许是受家庭影响，小项既看重学历和知识，也重视政治上的进取。因为许多知识分子都心里明白，要想过好日子，要想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光有学历和知识还不够，还要把党票弄到手，才能混个一官半职，才有希望进入特权阶层。毛泽东时代提出的“又红又专”，意思很清楚，就是要求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不仅好好读书，学好技术，还要在政治上靠拢共产党，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否则，你再有知识和能力也白搭。这一点，小项自然十分清楚。他选择的人生目标就是“又红又专”。所以，他在大学期间便写了入党申请书，毕业前，入了党。
开始办刊物，小项的指导思想就是：努力办好刊物，一定抓出成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总是把刊物的质量标准放在第一位，刊物的质量上来了，人大复印资料经常全文转载他们刊物上的论文。他以为工作很有成绩，领导应该高兴。没想到，只重质量，不讲关系，特别是不照顾领导这层关系，你工作再有成绩也是没用。小项十分聪明，却没看清这一层，直到分房吃了亏，才悟出这层道理。
得罪了领导，他们几个当编辑的日子便渐渐不好过了。大家一商量，决定办刊方针改为：讲究质量，但要注意“关系”。大家都说，领导或他的亲朋好友的稿子，要么让主编定夺，要么照发。反正丢人现眼是他们的事。刊物办好办砸也无所谓。在这种体制下，大家无非是在混和骗。谁认真，谁倒霉。
有次我去小项他们编辑部，通知他去开高校学报编辑研讨会。推门走进他们编辑部，只见小项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支烟，坐在那里正发呆。问他办公室怎么只有他一个人？他说，有的在家编稿，有的去印刷厂拿校样……
我环顾了一下办公室，只见办公桌上堆得全是稿件、信函、刊物，还有报纸，桌子上的灰尘恐怕有个把月没擦。地上是暖气流出的水，许多成捆的刊物堆在地上，最下边的已遭水泡……办公室乱糟糟的样子，就像兵荒马乱之中，人们无心收拾，马上要撤退，离开这里。
我对小项讲，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召开常务理事会，给你打了几次电话，办公室没人接，特委托我来上门通知你。
他说：“今天下午党员开会，我不好请假。”
我说，你们的党员会议内容，一定是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大意是对东欧形势发展，我们应采取什么对策。这些东西报刊杂志上都有。你是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的副秘书长，研究会一年难得开几次会，你不去好不好？
他抽了几口烟，想了想，把烟头丢掉，决定与我一道去开会。
我们上了一辆中巴车，坐在最后的位子上。路上，我们闲聊起来。他说，我们国家曾派中常委乔石去罗马尼亚，向齐奥塞斯库介绍经验，告诉他们如何对付民主运动。齐奥塞斯库没有把我们的经验和自己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结果对群众一开枪，自己垮台了。不知你听说没有，齐奥塞斯库夫妇一看开枪镇压，民众的反抗情绪更加高涨，眼看形势失去了控制，他们夫妇才化装成普通老百姓逃跑。据说是想逃到中国来。没想到，在路上老百姓认出了他们俩，就向军方报告，军队队把他们夫妇抓起来。军事法庭在开庭审判齐氏夫妇时，齐奥塞斯库对审讯他们夫妇的官兵讲，我待你们并不坏，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在场的官兵说，因为你杀死了我们的父亲和母亲！所以，军事法庭很快宣判齐氏夫妇死刑，并且立即执行。从法庭拉出去，士兵开枪，把齐奥塞斯库身上打了五十多个洞！可见人民对他的仇恨有多深。
我问小项，这些细节你是怎么知道的？莫非你收听美英的华语广播？
他说，我没收。我是听别人讲的，我想这些都不是虚构的。
我说：“你还很关心形势啊。”
他又无可奈何地表示，关心半天有什么用？在小组会上，有的同志说，几十年来，我们经常学马列，学毛泽东思想。可是我们总站错队，总跟不上形势，总犯错误。人家工人、农民从不搞政治学习，既不懂马列，又不懂辩证法，但人家从不犯错误，而且永远是党的依靠对象。这次学潮，犯错误的都是知识分子。邓小平讲话中也明确地指出，还是工农兵靠得住。所以，我们这些人参加政治学习，不仅无用，而且有害。我左思右想，觉得这话很有道理。要想不犯错误，最好是少关心政治，少参加政治学习。对天下事，就像农民一样，不闻不问。管他是谁当主席，谁当总理；只关心自己的三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混下去算了！
我说，这恐怕办不到吧？中国知识分子想往上爬的，要关心政治，要看风向；忧国忧民的，也关心政治，想治国平天下；被整过的，也关心政治，怕第二次或第三次再遭整……总之，知识分子不关心政治的人很少。
小项说，这倒也是。六四前，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关心学潮，那种形势让你超脱也超脱不了。六四前我就听说，成都军区司令亲自来我们省传达军委会议精神，要求部队进入戒备状态，不准现役军人请假。我听了，知道形势不对头。后来果然发生了六四事件。你看过六四的录相没有？
我说：“没有，但我知道不少人看了。”
小项说，外国记者用红外线摄影机，把北京长安街上军队开枪的情景几乎都录下来了，清晰度非常高。六月七八号，许多人就看了这些录相。我们电视上放的那些镜头，都是经过剪接，拼凑出来的，经过十多天的炮制才拿出来播放。外国记者的录相里有这样的场面，就是面对军车，北京群众手挽手，组成了一道道人墙。机枪扫倒了一批，后边的又手挽手涌上来。那场面真让人泪水止不住！据说还有这么一个场面；一些北京老太太跪在军队前面，请他们不要进城去镇压学生，结果军队不向老大娘开枪，却向这些老太太后边的群众开枪！
小项说，用坦克和机枪镇压群众，这真是让人无法想像。这样一来，把许多对共产党抱有希望的人，都推到反对派一边，共产党的威信就彻底丧失了。
当然，动用军队镇压群众，军队高层领导的意见也不一致。听说北京军区有二十万军队，这些部队的领导人就不愿意进城镇压群众。没办法，才从成都军区和其它军区调运部队。为了让这些进城部队不了解事情真相，就不让他们看电视、看报纸，封锁一切消息来源，只告诉他们北京发生了动乱，要军队去戒严。如果军队了解了事实真相，恐怕也不会干这种丢人的事。另外，三十八军如果掉转枪口，恐怕中国就不是现在这种局面了。现在，有五个将军写了检查，据说是他们不同意动用军队对付北京的群众。事情就是这样：正确的意见往往被看成是错误意见，而错误的意见，却被当作正确的意见。只有时间去证明这些是非曲直了……
小项是搞经济专业方面的学术期刊，他对中国经济现状也颇为了解。他说，李鹏完全是按照陈云的经济思想在搞治理整顿，不是用市场引导经济，而是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实际上是走的回头路。弄不好，经济改革也会夭折，中国的前途十分令人担忧……
这次谈话，使我对小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想，这批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也许中国的民主事业就有希望了……
（1989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