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闷岁月里的众生（1）
第三部分 沉闷岁月里的众生
1957年 把五十多万敢讲真话和敢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分子” ，这些所谓右派分子实际上是代表中国当时的社会正气，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动力。而把这些敢讲真话的有识之士从人间打入地狱，那么喜欢讲假话的无耻之徒便有了适宜生存的土壤，从而造成全国谎言盛行，说假话和说大话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结果在虚报浮夸的喧嚣中，掀起了“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运动，把中国经济推向灾难的深渊，使得农村饿死三四千万人，全国人民陷入吃不饱的境地。
而六四的血腥镇压，及接着展开的全国性清查运动，又把中国渴望民主和追求社会进步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横加摧残：杀的杀，抓的抓，不杀不抓的则打入另册，从此中国社会又陷入正气荡然，歪风邪气甚嚣尘上的阴霾之中。在片面宣传的GDP窜升的掩盖下，整个社会吏治腐败、钱权勾结、环境恶化、道德沦丧、民怨沸腾……整个中国向文明社会前进的步伐停滞甚至倒退。
以下几节文字，记录的就是当时学校、工厂、医院、出版社等单位失去生机以后的沉闷状态，以及那里人们的人生处境。
1、 苏东巨变与中共对策
苏联解体和东欧发生巨变，中国领导人赶忙下指示给基层的党政领导人，提出了16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沉着应付”。然而，会上邓部长的讲话中提到，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对苏东剧变则感到十分高兴！其次，很多的年轻学生采取了“三不政策”，即一是不看，二是不听，三是不信。所谓不看，就是对党报党刊不看，对电视新闻不看；不听，就是对所有的政治宣传都一律不听；不信，就是对共产党的宣传一律不信。从此，中国社会在政治上进入一个停滞和倒退的阶段。
今日下午，全院中层干部在十二楼开会。我准时到了会议室，心想，又有什么新精神？又有什么新花招？
两点四十分，王书记扫了一眼会议室，见人已到得差不多，就宣布开会。
他说，先念一个国家教委的通知，然后再传达中共中央的文件。教委的通知上讲，北京某高校最近出现了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内容是：齐奥塞斯库镇压人民的暴政已经垮台，东欧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已纷纷倒台，中国将向何处去？等等。这说明，有些人趁国际局势的动荡之机，还想继续搞动乱。这也提醒我们，切不可麻痹大意。接着，王书记又说，今日早晨的新闻广播中说，齐奥塞斯库夫妇经罗马尼亚特别法庭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王书记满脸严肃，如丧考妣。室内也鸦雀无声，不知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王书记又拿起一份文件，他说，下面念中共中央的通知，此通知传达到县团级。通知说，自今年上半年以来，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局势动荡不安，这是由于国外的敌对势力和内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共同造成的。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促进社会主义改革，而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否定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局势变化，除了外部的影响以外，内部原因则是齐奥塞斯库任人唯亲，拒绝改革，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引起人民的不满，最后导致共产党下台。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对东欧的局势做了分析之后，谈到中国，王书记说，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是在人民中扎了根的党，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几千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人民的国家。因此，中国和东欧的共产党国家不一样，东欧是在二战以后，除了南斯拉夫以外，都是在苏联军队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另外，还提到苏联对东欧的变化施加了影响，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给予了支持等等。
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中央提出的对策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沉着应付。具体来说，就是要“内紧外松”。我们要密切注意国内动向，特别是对那些在动乱期间的活跃分子，发现他们有什么破坏安定团结局面的非法活动，将立即采取果断措施，绝不能姑息养奸。
王书记念完中央文件，说过去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应该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他要求中层干部回去口头传达文件精神，密切注意学校里可能发的任何异常情况。一旦发现一些可疑的情况，要及时向党委汇报。党委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值班。
王书记讲完，说下边请邓部长谈谈。
邓部长满脸严肃，用十分平静的语气说，现在东欧的变化，特别是罗马尼亚局势的发展，使一些人感到高兴，也使一些人感到困惑。那些高兴的人，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希望搞多党制；他们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稿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他们看到苏联戈尔巴乔夫搞公开性，搞自由化，搞民主选举，看到东欧一些共产党国家发生的变化，感到欢欣鼓舞，盼望中国也步东欧和苏联的后尘。这些人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一句，就是中国的国情和苏联也好，和东欧也好，都是不同的。实践证明，在中国是绝不会发生这种和平演变的！感到困惑的人，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在苏联和东欧发生和平演变的时代背景，以及和平演变背后复杂的国际国内的种种因素。尼克松写了一本书，叫《不战而胜》，讲的就是如何促使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发生和平演变。所以，邓小平同志在六四风波后，讲到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的问题。这种分析是很深刻的。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学习，认清目前东欧和苏联的变化，仅仅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暂时曲折，以便保持必要的清醒，来沉着应付目前国内和国际上出现的新形势。
邓部长又讲，我最近在给学生上政治课时，有的学生公开递条子给我，要求我给他们讲讲东欧和苏联的形势。我知道，这是故意给我出难题。我当然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谈了我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讲。另外，我们学院有个毕业生，他回到县里给中学生上课，仍然继续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他说，六四前，他们去北京有六十多人，回来时只剩二十多人。有四十多人在北京被打死和打伤。这不是造谣惑众吗？现在，有些年轻人，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接受了满脑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这些人走上教育岗位，站在讲台上公开宣扬的，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这的确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还有一些学员，他们则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他们说，他们采取的是“三不政策”。哪三不呢？一是不看，二是不听，三是不信。所谓不看，就是对党报党刊不看，对电视新闻不看；不听，就是对所有的政治宣传都一律不听；不信，就是对我们的宣传一律不信。
从以上种种现象看，我们思想工作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我们的党团组织，以及所有政治课教师，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防止青年一代的和平演变，使他们坚信中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可能走向繁荣、富强的现代化社会。
邓部长的说教之后，宣布散会。
（1989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