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和信念的破灭（7）
刘君山说，六四镇压毁了一代青年的心
昨天上午刘君山到我办公室来，说他已顺利通过了研究生考试。按说，他应该感到高兴，但他脸上却没有一点欣喜的颜色。刘君山是我院政教系的年轻教师，他在两年前报考社科院的研究生，经过两年脱产学习，取得硕士学位。他是5月初从北京回来，5月8日来学校上课，下课后，曾经向我介绍过北京的学潮情况。在北京，他接触的都是思想文化界的人士，他说，在高校和文化界流传的小道消息比较多，这些小道消息比老百姓中的流言蜚语要可靠些。
记得，他首先向我介绍的是邓小平的指示。他说，针对北京学生的几次游行，邓小平的几点指示曾经在首都各高校的党支部书记中传达。内容大意是：对学生闹事绝不能手软。当年匈牙利事件出现以后，就是手软，事情才越闹越大；苏联的阿塞拜疆一些人闹事，当局也是手软，处理不得力；我们应该记取这些教训。因此，他提出了要三不怕——不要怕骂娘；不要怕影响我们的形象；不要怕国际舆论的压力。其它还有就是调部队进京的传闻；学生三次游行示威的情况；北京市民支持游行学生的热烈感人场面等等。当时听了，对邓小平的认识又具体一些，并且有些为北京的学生担心，但更多的是感到鼓舞，觉得中国人又一次觉醒了……
可是我们没想到，邓小平真是说到做到，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军队来屠杀手无寸铁的示威学生和北京市民！这不是土匪本性大暴露吗？！
“周向阳从北京回来了。”刘君山神情忧伤地说。
周向阳和刘君山是同龄人，也是好朋友。周向阳80年代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分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他曾经到我们学校搞过专题讲座，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和现时代》。他的演讲十分精彩，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当时想，如果我们的大学老师，都有他这种水平，这种素质，还怕培养不出优秀人才？
“昨天我与他谈了一晚上。”刘君山说，“最后他嘱付我，他所讲的那些，最好不要对其他人讲。回家以后，我连自己的妻子也没告诉她。”他又说，“听了他讲的那一切，我只觉得太可怕了！我一晚上无法入睡，而且觉得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太可怕了——连中学生也惨遭杀害，简直是疯了。真是太让人难以想象了！”
我见小刘的神情，就像刚刚经历六四大屠杀以后，从北京逃出来的人一样，惊恐、悲伤、失望、绝望、愤慨……各种情绪混合在一起，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是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党员，获得硕士学位以后，又报考了博士研究生，专业是逻辑学。显然，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他对自己所参加的党，竟然对手无寸铁要求民主自由的民众竟然这样凶残和没有人性，简直令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上次他就讲过，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个绝对的真理。显然，他对一党专政的本质是有清醒认识的。但是，六四大屠杀，却实在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他说，我们这个党，在国共内战时期，如果说迷信枪杆子，一切都靠武力来解决，那是可以想象，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已经进城这么多年，领导人也应该了解世界的发展趋势，怎么可能像南朝鲜的军事独裁者那样干呢？这不是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丢尽自己的脸面吗？这么一干，谁还拥护你？谁还信任你？谁还会真心实意跟你走？
显然，周向阳所介绍的情况，使他一直处于激愤的情绪之中。他说，具体情况我不想多谈了，你可以亲自去听听周向阳的介绍。不过他还是向我介绍了这样一件事：小河电机厂有个工程师，他女儿最近从北京回来。据说这个女大学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身无分文，逃票乘车回来的。一路上，她乞讨一点吃喝，全身泥泞不堪，走进家门，便昏过去了。醒过来，先是抱着父母痛哭失声，然后是骂不绝口！
刘君山说，六四镇压毁了一代青年的心，细想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1989年6月20日）
访人大教师周向阳博士
既然周向阳亲历了北京大屠杀，那么，我决定去拜访他。
下午四点多，我到他家所住的大院，找到周向阳家。实际上，这是他父母的住处。他的家应该说是在北京。我和周向阳相识，是在三月份。那时他回来探亲，学校请他给我院教职工做了那个专题报告，题目是《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他的演讲，没有一点学院派的那种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脱离实际的逻辑推理；相反，他密切联系80年代改革开放面临的种种实际问题，做了非常深入浅出的分析和批判。从那次听了他的演讲以后，又读了他的专著《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学说》，内心深处对他十分钦佩。觉得他们是中国新一代文化精英，与我们这一代老知识分子相比，他们有胆有识，中国未来的希望，完全在他们这些人身上。
还好，恰好他在家。见面后，我先问他回来几天了。他说已经回来三四天了。看他的样子，心情有些不太好，话也不想多说。可是，既然我是来看他，关心北京的情况，他自然也不能过分冷淡。
我问，现在政府发言人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是否属实？
他说，香港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清华大学学生的目击记，详细描述了天安门的屠杀过程。这篇文章出自现场人之口，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另外，人家外国记者在长安街沿途租了不少居民住房，在那里安装了很先进的录相设备，把部队进城以后沿路用机枪扫射的情景全拍下来了。外国记者对袁木讲，他们有几千英尺的录相带。而且这些录相带已经在世界各国播放，各国政府的首脑都已经看过了。
“你在人大听到枪声了吗？”
“听得到。”
“人大的学生死了几个？”
“学生死了8个，失踪了11个。有个老师的儿子读高中，也被打死了。还有一个杭州来的进修生，他在三号晚上去火车站送爱人，回来时刚出地铁，就被子弹打中腿部，倒在地上。有人捡到他的包包，看见证件上的姓名和工作单位，知道他是人大的，就把他送回了人大。”
“不知其它高校的死伤情况如何？”
“北大不太清楚。”他缓缓地讲，“清华听说已知死了3个学生，失踪了18个。”
“那天死人最多的是什么地方？”
“据说从北京西边木樨地开过来的部队，一路上都是用机枪和冲锋枪向路上的群众扫射。坦克和装甲车在前边开路，紧接着是军车，然后是铲车收尸，最后是洒水车清洗街道上的血迹。这一路是38军。从崇文门那边进来的是39军。”
“你那天没去广场吗？”
“本来我每天都去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二号以后就没去。不过，六四以后，我骑车带爱人从西长安街走了一趟，一路上仍然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弹孔，许多打滥的窗子玻璃和门玻璃仍未安装。地铁的入口处也打得一塌糊涂。听说当时记者的闪光灯一亮，就是一梭子打过去。所以，新华社的记者都死了七八个。”
谈到这次学生运动，他说，学生领袖后来出现了强硬派和温和派。强硬派坚持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不停止绝食，这一派得到了外地进京大学生的支持。温和派主张及时撤离天安门广场，这一派包括王丹、吾尔开希等人。由于广大学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另一方面他们对政府当局，特别是对党内强硬派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想到部队会向他们开枪，结果发生了大流血，酿成了历史悲剧。
他还告诉我，报上只登了高自联21个头头的照片，实际上已经有500多个通缉人的照片发到全国各地公安部门。至于各省市要抓的人，加在一起是几千人。另外，他说他有个朋友在公安部门，这位朋友告诉他，上级指示，对携带宣传品、录音、录相资料回家度假的大学生，可以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搜查……因为外国人拍摄的录相资料已经流入国内，而且不少人看了这些录相……
显然，他对我毕竟不是很了解，所以，谈话很谨慎，也很少表达个人的看法。
（1989年6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