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军统清除内奸的第一大功

抗日战争军统清除内奸的第一大功

　　日本人用威胁利诱的手法，在行政院最机密的部门，部署了一名间谍。此人名叫黄秋岳。北伐以后，一直在中枢供职；官拜行政院机要秘书，有个儿子在外交部当科长。

 

　　这人说起来际遇并不算得志，亦决不能说是失意；坏是坏在有个善于挥霍的姨太太，简任秘书的待遇，加上中枢机要人员的津贴，收入虽不算少，却常常闹穷。

　　因此，日本人以乘虚而入。有一天，日本人须磨折简相邀黄秋岳，须磨率直问道：“黄先生，听说你的经济情况很不好？”

　　黄秋岳扭怩地答说：“既然是老朋友，我亦不瞒您说，我有两个家；小妾花钱又漫无节制，以致捉襟见肘。”

　　“我很想帮黄先生一个忙。”须磨取出一张支票，摆在茶几上；面额是5万元，”请收下。”

　　“这，这不敢当。”黄秋岳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话，无功不受禄。朋友纵有通财之义，亦决不能受此厚赐。”

　　　以后的一段日子，倒也并没有多大的麻烦；黄秋岳方在庆幸，并未出卖了国家的机密，不料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西安事变”，须磨的要求每天都要有情报。因此，政府对因应此一巨变的全部过程，日本了如指掌。

 　　须磨离职，黄秋岳并不能脱离日本的掌握；由须磨的继任者，接收了黄秋岳的关系。半年之后，爆发了七七事变。

　　正在庐山的蒋委员长，接到来自宋哲元、秦德纯的详细报告后，判断这是日本军的挑战，不应视之为偶发性的”地方事件”。立即作了最重大的一个决定：应战。

　　这个决心是在”七七”的第二天作成的；随即下令在四川的军政部长何应钦，赶回南京，着手动员；3天之内就拟定了具体的全面抗战的军事计划纲要，在7月底以前秘密组成大本营及各级司令部，准备以180个师——第一线100个；预备军80个，与日本军阀周旋到底。

　　这时的政治重心，已由庐山回归南京；行政院院会的重要性亦就恢复了。于是黄秋岳受到日本总领事馆的压力，亦就愈重。到了7月29日，二十九军奋勇抗敌，在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成仁；官兵伤亡5000人，但也予敌重创以后，平津相继弃守，战局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平时日本海军亦已有了行动。以上海及长江方面作为”警备区域”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决定在上海制造藉口，发动战争，但第三舰队的主力在长江流域，汉口驻有陆战队2000人，需要集中到上海；同时长江上游的日侨撤退，亦须一段时间，因此，虽有行动，并不积极。

　　这些情况在蒋委员长的参谋部门，看得很清楚，秘密拟定了一个瓮中捉鳖的作战计划；调集轮船，在江阴要塞附近的江面凿沉，一方面阻止敌舰由海入江；一方面隔断在江阴以西水域中的20多条日本军舰及2000海军陆战队，可以一鼓成擒。

　　这个计划的拟订不难，付诸实施的技术问题却很复杂；尤其是为了保守秘密，只能在暗中调遗部署，更费时日。但正当海军部会同交通部著著进行，将次成功时，日本在汉口的2000海军陆战队，突然撤退；在长江的20多条日本兵舰，亦鼓棹东下，由8月7日至9日，前后3天之中，都通过了江阴要塞，集中在上海；陆战队而且强行登陆，并要求中国撤退在上海的保安队。浙沪的情势，立刻就很紧张了。

　　隔了两天，中国交通部下令各轮船公司，尽速将航行中的海轮，驶入长江；接着海军破坏了江阴下游的各种航行标志，并开始阻塞江阴要塞江南的水道。日本海军固然无法再施故技，在下关江面炮轰南京；但参谋本部的拟订的瓮中捉鳖的计划，却也完全落空。

　　这件事很奇怪！日本长江舰队的行动，发生得非常突兀。情报部门疑心消息已经走漏；但却无从设想，走漏的过程如何？及至”八一三”战争终于爆发；当天军方征用招商局轮船7艘；民营轮船16艘；海运舰艇及趸船28艘，在江阴下游的长山港江面，一律凿沉，成为长江的第一道封锁线。下行轮船只到镇江为止。属于日清汽船株式会社的两条长江轮被封锁在南京江面，自然被接收了交给招商局运用。

　　　原来关于对日的战略，军事首脑部作过多次的秘密研讨。蒋委员长曾经说道：“日本要亡中国，不出蚕食鲸吞两个办法。中国不怕它鲸吞；却须留心它蚕食。”从九一八到七七，便是蚕食的态势，先割东北、次及华北；如果光是集中力量跟日军在华北周旋，倘或不胜，日军能够站住脚，下一步必是渡河而南，蚕食东南膏腴之地。这是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的下策；上策是要争取主动，牵着日军的鼻子，让他们在我们要打的地方打。

　　蒋委员长为了说明这些道理，并促使大家在心理上有所准备；决定第二天——8月15日上午8时，在灵谷寺附近的一个特定地点，召集中央各部门首长会议。

　　在事先，日本长江舰队先期逃出江阴封锁线这一点，疑云越来越重。有人谈到一段史实，南宋建炎年间，韩世忠屯京口，诱金兵深入，相持于黄天荡；他泊战舰于金山之下，又打造了许多巨型铁链，上系大钩；金兀术的船来一条、钩一条，硬生生把它拉沉，金兵大为所困。此见于正史；但据野史上说：有个姓王的福建人，夜谒金兀术献计，说黄天荡有条通海口的河道，名为老鹳河；湮淤已久。如果能打通这条河道，不愁不能脱困。金兀术大喜厚酬此人，照计而行，竟得北归。

　　以古方今，可能也有样一个汉奸，出卖了国家的利益，先普通知日本，江阴水道即将封锁。既然如此，就要防备这个汉奸泄漏重要会议的时间、地点，勾引敌机来轰炸。因此，建议蒋委员长更改会议的时间、地点。于是蒋委员长决定会议时间提前到7点钟，并在1小时以内开完。

　　第二天7点钟开会；散会未到8点，空袭警报大作，日本飞机准8点钟飞临南京上空，轰炸目标之一，就是那个特定的开会地点。

　　这会是偶然的巧合吗？即使一个脑筋迟钝的人也都不会相信。于是戴雨农下令全面彻查，凡是知道这天上午8点钟在特定地点，有一个军政委员毕集，由蒋委员长亲自主持的重要会议的人，不管他是任何身分，都被监视或跟踪，毫无例外。

　　当然，这不是说部长级以上的大员，对国家的忠贞有问题；而是中国的要人，少保防的警觉。“这句话不能说，说了会得罪人”，于是守口如瓶；”啊！啊！抱歉，我不能来。明天上午8点钟有个会，是委员长亲自主持，非到不可。这样，9点钟左右，等我从灵谷寺进城，顺路来看你好了。”这平淡无奇的几句话，说是会闯下天大的巨祸，是谁也会嗤之以鼻的事；因此，要人左右若有间谍埋伏，随时都能获得敌人所意想不到的珍贵情报。戴雨农所防的，就是这些人。

　　由于黄秋岳兼管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的议事工作，当然亦为被监视的对象；每天有两个人分班看住，尤其是他的活动范围，更为注意的焦点。但经过一星期的跟踪，毫无可疑，每天上班、下班，除了家就是行政院；中午到国际联谊社吃饭，亦是独来独往，从未见他与任何形迹可疑的人接触。

　　国际联谊社在新街口附近的香铺营，是跟中央党部、外交部、励志社有关的一个特种勤务单位；顾名思义，可知是为南京的外籍人士，提供一个便利休闲活动，促进中外友谊的公共场所；在朝野一致励行”新生活运动”之际，这里是唯一可开舞会的地方。不过，黄秋岳从没有来跳过舞；他只是中午来吃饭，因为国联谊社餐厅的价格公道，菜也还不坏。

　　跟踪的人当然不能进餐厅，而须守候在外进门的大厅，一面设有舒适的沙发，等人或等座位，都在这里休息；另一面餐厅入口之处的壁上，设有一排挂钩，以便悬挂雨衣、帽子之类。跟踪黄秋岳的老张、小侯2人，每次都坐在挂钩对面的沙发上。

　　这天负责跟踪的是小候，坐在挂钩对面的沙发上枯守，实在是很乏味的工作；闲得无聊，任何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都能引其他的极大的兴趣。偶然一瞥之间，发现挂钩上两顶呢帽，式样、颜色、质料完全相同；而且有一种感觉；仿佛呢帽在跟他招呼：“喂！你认识我吧？”

　　于是他走近了去看，走到一半便想起来了，”这不是黄秘书的帽子吗？”他这样在心中自语，接着便搜索记忆，十几天以来，他想不起黄秋岳戴过另一顶帽子；也没有不戴帽子的时候。

　　这就显得有些不寻常了！他又想，夏天常见的帽子，分为两类，一类是草帽，又分软边、硬边两种，软边草帽叫”巴拿马草帽”，由于宋子文常戴的缘故，正在风行；一种是由军盔演变而来的”拿破仑帽”，有白、黄、灰各色，蒋委员长夏天如果着中山装，就常视服装的色调，戴不同颜色的”拿破仑帽”。至于呢帽，虽然跟法兰绒西服一样，夏天亦可穿戴，而毕竟不常见，何以黄秋岳每天必戴？只怕其中另有道理。

　　转念到此，心头狂跳；立即作了一个决定，要看这同样的一顶呢帽的主人是谁？因此，等黄秋岳出了餐厅，拿了他的帽子往外走时；小侯一反亦步亦趋的惯例，坐在那里安然不动，视线不离那顶呢帽。也不知等了多少时候，终于看到有个人伸手去取那顶呢帽。此人个子不高，穿一身灰色西服；等他转身过来时，小侯判明了他的国籍，是日本人——日本西服的式样，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尤其是束腰的皮带，系在肚起以下，更是日本西服的怪模样。

　　这个收获太大了。但是，小侯很冷静，世上无巧不成书的事很多；还需要继续求证，因此，他声色不动，只用冷眼观察。

　　第二天中午，黄秋岳仍旧戴着那顶呢帽到国际联谊社，进门脱帽，随手往钩上一挂。小侯自左而右看过来，并无相同的帽子，于是只注意门口了。

　　过不多久，昨天所见的那个日本人也来了，一看他头上，果然不错，不过，这一回他的帽子挂在别处，并不似昨天那样，并排相悬。

　　“到底是不是？”他在心里琢磨，”帽子不在一处，也许人在一处呢？”

　　这样转着念头，便慢慢起身；去到餐厅入口之处，有意无意地往里面一看，不由得大失所望，黄秋岳一个人坐一桌，日本人坐在另一桌，而且有朋友在一起，谈笑正欢。

　　“这是怎么回事？”他茫然地在想，偶而抬头一望，大吃一惊，黄秋岳的帽子不见了！

　　这当然是人已经走了；他直觉地追出门去，左右张望，哪里有黄秋岳的影子？内心懊丧无比，”钉梢”会把人钉丢了，这说出去岂不是笑话？

　　一步懒似一步地走着，满心烦躁，汗出如浆；小侯整天不快，心里只思念着这件事。

　　哪知道”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到得夜深如水的半夜里，方寸之间，突然灵光闪现；恨不得马上天亮，太阳一升，随即高挂中天，好让他跟踪黄秋岳，证实自己的想法。

　　想法证实了！黄秋岳帽子不在，人在；那个日本人先离餐厅，戴去了黄秋岳的帽子，然后黄秋岳离去时，戴去了日本人的帽子。前一天就是如此；在不知不觉中，交换了帽子，也就是交换了情报。

　　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先取得证据；这个证据且须坚强有力。最须顾虑的是，有没有证据还成疑问，倘或根本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而黄秋岳却已经知道有人在打他的主意，那一来不但打草惊蛇，前功尽弃；而且必然引起一场风波。因此，搜集证据的行动，亦必须隐密妥当，以不使授受双方——黄秋岳与那个日本人，都毫无知觉为最理想。

　　基于这些要求，小侯的工作同志设计了一个很巧妙的过程；实现此一过程的主要关键，在一样”道具”：照式照样的一顶呢帽。

　　这顶呢帽不仅质料，式样、颜色须绝对相同；而且要同样的牌子，同样的尺码。这还不算，还要同样新旧。

　　通过国际联谊社管理员的关系，取得了这样”道具”的全部资料；南京还没有这个牌子的呢帽，须到上海采办。买到以后，再要加工”做旧”；经过仔细检点，毫无破绽，可以开始行动了。

　　行动非常简单容易，只要将呢帽”掉包”，真可说是举手之劳；但下手之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确定日本人会来；因为跟踪期间，曾发现有一次只有黄秋岳一个人，日本人未到。倘或如此，黄秋岳戴回去的，应该是他原来的帽子；帽中无物，倒也罢了；如果夹着什么东西，一看已不翼而飞，自然知道出了问题，可能立即开溜。

　　其次是必须在黄秋岳先到，而日本人未到之前下手。因为日本人先来，黄秋岳后到，再加上行动人员，挂钩上就会出现三顶同样的呢帽，目标过于显著，引人注目，亦是件很不妥的事。

　　好在那个日本人，也早在监视之下，知道了他的住处；并掌握了其他必要的资料，总在中午11点半至12点之间出发，坐一辆黑色别克汽车。所以行动之前，沿路派出”观察员”，用电话传通消息，确实控制了日本人的行动。

　　第一次没有成功，因为黄秋岳一到，日本人接踵而至，没有时间来掉包。第二次差点出问题，帽子已经掉到手了，而日本人中途改变行程，不到国际联谊社；幸亏行动人员还在，赶紧将黄秋岳的帽子又掉了回去。

　　第三次成功了。这天中午黄秋岳先到；行动人员在那日本人的汽车驶近国际联谊社减速将停时，才根据守在门外的同僚的暗号，以极敏捷的手法，换走了黄秋岳的帽子。

　　帽中果然有花样在，帽檐内侧作衬底的一道皮圈中，夹着一张纸，蝇头细字写着好几条中央最新的决定，一条是国民党中常会虽决议授权蒋委员长组织大本营，行使海陆空军的最高统帅权，并统一指挥党政；但蒋委员长为了尊重林主席的地位，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再一条是政府决定向国际联盟提出报告，陈述日军在”七七”、”八一三”开衅的经过，指出日本政府负全责；并要求国际联盟对日本的侵略行动，加以干涉。此外还有军政人员预备调动的情况之类。

　　黄秋岳的笔迹是早就搜集了样本，细加核对；完全相符。黄秋岳的罪行，是确凿无疑的了，但应该如何采取行动，却大有研究的余地。

　　当然，若说要依法逮捕，手到擒来，毫不费事；但如果他们授受双方都不知道帽子已在暗中掉了包；那就不妨再来一次，进一层了解黄秋岳到底知道了多少机密；出卖了多少机密？甚至，下一次不妨调日本人的帽子，看看对方对黄秋岳是何指示；想要些什么情报？

　　但讨论到最后，还是认为以及早逮捕黄秋岳为妥。因为日本人拿回那顶帽子，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很可能会立即跟黄秋岳联络，然后再进一步仔细检查那顶帽子——虽说已经”做旧”，毕竟有许多特征是瞒不过所有人的耳目的。等发觉呢帽已非原物，可以推想到，是怎么回事？于是，黄秋岳畏罪自杀；那一来，有多少情报已落入敌人手中，以及日本方面是用什么方法能够打入中央政府最机密的部门，便都成谜了。

　　于是呈准最高当局，然后通知行政院，逮捕了黄秋岳；由他的供词中，知道他的儿子亦脱不得干系，一并逮捕。对于封锁江阴水道的消息，他承认泄漏给敌人，自道宁作民族千古罪人；以救长江两岸生灵。意思是20几条日本兵舰及两千海军陆战队，被封锁在长江中下游，必不肯束手待擒，而作困兽之斗，那时长江两岸的百姓，就会大遭其殃。

　　这话当然不会有人相信，事实上在当时知道他说这话的人，也没有几个。因为整个过程都是极高的秘密；而保持秘密的最大原因，是怕影响民心士气，同时会引起外交上的麻烦——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仍在南京；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本已提出辞呈；七七事变爆发，为了共赴国难，已打消辞意，赶回任所。中日两国外交关系未断，黄秋岳事件如果一公开，等于替日本制造找麻烦的口实，自属不智。

　　由于罪证确凿，军法审判的程序，很快地结束；父子双双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