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擅长的思维

（读史杂感之十）

差不多是在公元前140年的初冬季节，刚刚即位的汉武帝亲自出题并主持了一次面向全国的贤才招考。在那次招聘会上得到新皇帝大加赞赏而由此脱颖而出的，就是后来在国学界有着鼎鼎大名的董仲舒先生。司马光肯定是很仰慕这位先贤大儒的，在《资治通鉴》里他花了不少篇幅转述了董仲舒此次面君而作的对答文章。我来来回回看了好久那些煌煌高论，最终不得不感叹，很多这样的前辈古人，并不是徒有其表枉得虚名的，他们的的确确是有着不同寻常的天资与才智。

董仲舒的尊孔是明摆着的，他骨子里推崇的就是克己复礼那一套，天不变道亦不变嘛。不过，这些其实都不是太要紧的。西汉之初，官家开始独尊儒术，虽然没有了先秦百家思想活跃经典倍出的那种灿烂，但那时候应该说族运整体气势还在上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饱学之士即便是言必说孔子，张口闭口之乎者也，也没让人觉得有太多的迂腐之气，起码他们没有走到极端，没有偏执得像是后来的朱熹和程家兄弟那样，非得要存天理灭人欲。所以，董仲舒之流不会招人讨厌，他们的思路建议反倒是有不少辅助社会前行正能量的意思。

其实真正让我抚掌称奇的，是董仲舒说的一句描述动物特征的话。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这意思是说，上天对于万物的资质配置也是有所选择地给予的，对牙齿锋利的就不让它长角了；有了翅膀就只能长有两个爪子了。能发现这样在自然选择中达到的资源平衡特点，说明董仲舒有细致的认知观察能力，和精准的概括分析能力。像这样物竞天成的道理，达尔文是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才给总结成形的。1831年，达尔文登上了HMS Beagle号远洋船，做了五年的环球考察后，搜集了几万件动植物标本。回来后又冥想了二十多年，最终他躲在乡下的祖居庄园里，点灯熬蜡著书立说，好不容易才想明白，万物的进化背后是有其原因的。可在两千年前，一个中国的文弱儒生，竟也能把这个现象举重若轻地说出个八九不离十，这实在是让人读起来有点时光穿越的感觉。

在这里，我倒不是说两千年前不懂科学的儒家学者，真的先于欧洲人发现了生物演变进化的精准规律。即便是到了现在，也没能有人一定断言这世间上过去从来没有，未来也不会出现一个头上长角的食肉动物。我所感兴趣的，是中国古人的思想问题的方法。很明显，或者说可以想象，那个“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的结论，是董仲舒或是与他同时代的人，很有耐心地观察分析了许许多多多的动物外貌形状后得出的，并且，在那个环境下也肯定是屡试屡爽的经验真理，没有反例。于是，像董仲舒这样文思缜密的学者，就会举一反三得出结论了。像这种，从以前得到的N个事物规律而推出第N+1个事物规律的方法，我们把它称为是引导性思维的归纳法。这是当今科学得以发展必须借助的一种思维方法。像是物理化学天文生物等等专门学问，都是属于归纳法则统领的科学。所以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古人的智力发育水平，其实是很高的，至少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对归纳法的运用是很得心应手的。

既然是智力发育水平很高，又能熟练使用归纳推理的思维方法，怎么传统中国文化没能生成出真正科学的果实来呢？这恐怕就要归罪到董仲舒的前辈祖师爷中没能产生一个像是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人物了。通俗一点的讲法是，归纳思维还是更贴近实用主义思维，它很多时候是借用生活中的现象解释生活中的道理的思维方法，所以相对来说，它不是纯理论，不抽象。而科学是以数学的解释表达为前提的，那就需要是一种抽象化纯理论的演绎思维了，就要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能从A＝B和B＝C，推导出C＝A的道理，以此建立起抽象思维的逻辑，这个好像就是先秦百家那些仁人智者都不太擅长的了。

这样看来，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是擅长把实用主义哲学发挥到极致的民族，而对纯理念的探索和追求，我们却是可以相对忽略或者视而不见，也就是说，我们族裔的那些前辈们非常善于使用归纳法而不是特别擅长使用演绎法去思考问题，这样的特质会不会也是民族基因的遗传所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