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著名的马柏里状告麦迪逊案
1800年，美国也是一个大选年。联邦党的约翰亚当斯总统敗选，继任是民主共和党的杰弗逊——我们更熟悉的托马斯杰佛逊。
约翰亚当斯律师出身，专业的敏感吧，在任期间一直感到三权分立中的司法权还是相对薄弱，他的国务卿是马歇尔，他们俩志同道合，任期内一直致力于增强司法权，于是卸任之前，趁着大权仍在手上，他们抓紧任命了一批联邦党的地方法官，希望他们日后能按照自己的理念发挥作用。也恰好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离任，亚当斯就把自己的这位亲密战友安排去了最高法院任首席大法官，并获得了通过。他们抓紧离任前的短暂时间，紧锣密鼓地安排了这一切，可是鬼使神差地，忙乱中居然有12个法官的任命书留在办公桌上，没有及时发出去！
杰弗逊来了，他可不想替亚当斯完成心愿，为什么不趁机安排自己的人当地方法官呢？新任国务卿麦迪逊也这样认为。
一切似乎顺理成章，交接完成，新班子开始运行。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一个名叫马柏里的人得知自己在亚当斯任命的地方法官之列，却没有拿到任命书，于是，一张状纸告到最高法院。这一状算是摸到了“命门”，因为最高法院有一项权力，可以直接向行政官员发出强制执行力，这项权力被称为“1789年司法法案第13条”。
这一下可好玩了：被告是新国务卿，法官是老国务卿，吃瓜群众们一定很高兴！
马歇尔识趣的话，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应该是，却不是。他即刻向麦迪逊发了行政强制令，要求他的继任者解释为什么没有发出那些任命书。
麦迪逊还没有回应，国会先炸了：这最高法院居然管到白宫头上了，太过分了吧？有的干脆说，把大法官们送回他们的巡回职责中去！
原来，美国最高法院建立初始，并没有今天这样的威严尊严，甚至没有固定像样的办公地点，都是在国会大厦的地下室。马歇尔走马上任，磨破嘴皮，才给他在地下室找了一间独立办公室，20英尺见方！工作条件差，工作更是艰苦。大法官们一年里有一半时间都是在路途中本迫于各地，有人受不了白天马车的长途颠簸，夜里农村客栈的简陋寒凉，甚至辞谢大法官这样的高位。因为当时国会立法，大法官们必须将更多精力放在全国巡回审理中！
强大的国会推翻了1801年马歇尔的这个司法案件，与此同时，大法官们又被迫重新踏上长途奔波的路程。
马歇尔没有即刻做出反应，他似乎服软了。。。
哪里有那么简单啊。
1801年过去了，1802年也过去了，1803年2月，沉默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历经韬光养晦，一定是确认自己江山坐稳，于是宣布开审“马柏里告麦迪逊案”。
搜集了多方证据的马柏里信心满满，在法庭证明确实存在这么一份任命书。那是当然，大法官马歇尔就是当事人啊，可他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不能站到证人席上作证，遗憾。也是天意吧，当时在场还有一人，马歇尔的弟弟，他正好去找哥哥就目睹了这任命书签署的过程。
案情确定，律师结辩，要求最高法院根据“1789年司法法案第13条”发出强制令，强制现任国务卿完成这个行政动作。被告方理应也做一个答辩，但是没有。也许，他们料定结局，坐等强制令呢吧？
吃瓜群众们饶有兴趣地等待下文，这毕竟也是民告官，进而言之是马歇尔审麦迪逊，首席大法官会如何结案呢？
橡木锤一敲，马歇尔这样说——
- 被告是否有权得到任命书？YES！
- 原告利益受损，国家应否补救？YES!
- 最高法院是否应该发出这份强制令？NO！
没想到吧？原告被告在场的围观的，都没有想到！
只见马歇尔徐徐道来——
宪法规定，只有在涉及外国使节和州政府为当事方的案件，最高法院才有最初审理权，其余的案子最高法院只有受理上诉权。原告虽然有理，但是走错了地方，他应该先上初级法院去告。
还有，前面不是说，国会曾经通过“1789年司法法案第13条”，给了最高法院额外的权力，可以直接发出强制令吗？马歇尔说，这个“13条”违背了宪法，他不能同意。美国政府每个分支的权力都是有限度的，不能违背宪法，包括“13条”。于是，马歇尔就这个案件宣布“1789年司法法案第13条”因为违宪予以取消。
他说：“必须强调，认定什么是合法，这是司法分支的职责范围”。接着说，最高法院有权监督和判定白宫——行政分支他们的行为是不是合法；也向国会——立法分支宣告：最高法院有权监督和判定他们的立法是否合法。
从此，最高法院第一次明确了自己的位置，它不是放大了的地方法院，不会给鸡毛蒜皮判定是非，而是解释和判定法律。
马歇尔先是驳回了马柏里，又拿自己开刀，做出了理性的惊世骇俗的判定，不仅在当时为原告马柏里和被告所接受，也使最高法院真正成为与其他部门平起平坐的独立机构。他自己也因此名垂青史。
有意思的是，马歇尔和杰佛逊还是八竿子能打得着的表兄弟，政治上却是势不两立的对头。他们之间的争斗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党派之争，但是，他们坚持理想，有斗争有妥协，合力造就了美国的宪政格局。
家里正好有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Boorstin）的《美国人》三部书，他在其中建国历程中说过：“这个新国家相对来说没有什么沙文主义，因为不存在广泛的强烈的或善为自己打算的民族精神。。。。”
“这个新国家还有另一个长处，他对自己的多样化流动性和文化领域的混乱状态泰然自若。。。他们很幸运，没有什么皇家学会和国立学院之类，把文化浇铸成应该予以尊重的模式，当然削弱了争论和区别不同思想的能力，文化资源分散，政治势力不稳定，以及持续的分离主义传统”
他说得很有道理，很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