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着黑烟的老式蒸汽火车

（一）裹着胞衣出世的孩子

厦门的老朋友特地给我发了一组厦门火车站的今昔照片。照片中， 1957年刚刚建成的厦门站只是全木结构的一排小房子，月台上停靠着让人怀念的蒸汽机车。1984年，火车站新建的大楼投入使用，它是梧村田园中的一栋壮 观现代建筑，周边还有不少农田。站在火车站的高处，梧村社的田园风光尽收眼底，往远眺望是水波潋滟的沅当湖。2014年，厦门火车站进行封闭改造，旧站房 进行爆破，拆平，随后重建。今天，全新的厦门火车站以时尚的造型与四周的高楼大厦和谐相融。

 看完这一组老新照片和文字说明，我心中怅然若失，又一个记忆中的老式建筑 从我熟悉的城市里彻底消失了。

我的关于旧时光的很多记忆，是和老式的冒着黑烟的蒸汽火车联系在一起的。

我和母亲一样，天生有严重的晕车症。小时候，我只要一坐上散发着难闻的汽油味的长途汽车，不出一小时，胃里便翻江倒海，吐得七荤八素。所以我们母女一出远门，能坐火车的，就尽量坐火车，哪怕多绕点远路。

第一次回爸爸的故里厦门，是妈妈带着我去的，从福州到厦门坐了十五小时的火车。

妈妈放了一条松软的毛巾在她的大腿上，让我枕着，蜷缩在硬卧车座上舒舒服服地睡一觉。

半夜三更经过沙县和三明一带，我习惯性地醒来，因为过去通常要在这里下车，然后搭乘长途汽车去闽中山区的一个小村子探望外公一家。那次醒来后，眼前的景象令我炫目。从半开的窗户探出头，我发现列车正在山腰上盘旋行进，黑漆漆的谷底是家家户户的窗口发射出的黄黄的微弱的灯光，温馨而柔和，刷的一下，照亮了我的心房。这是在远离城市的喧嚣之外，静谧世界里的灯光，没有霓虹灯那样绚丽多彩，也不像福州南后街挂的灯笼那样充满着喜气。它散发出的是昏黄暗淡但却温和的光，像是在安慰一颗颗不眠的灵魂。

我不由得看呆了，坐在车窗旁一夜无语。清晨时分，火车到了厦门。妈妈用小梳子梳好我的散乱的头发，给我换了一件花衣裳，说要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见阿祖（闽南方言，曾祖的意思）。

阿祖家在大中路，厦门第一百货的斜对面，和著名的中山路是交叉的。我的曾祖母将近九十高龄，几年前摔成粉碎性骨折，双腿打了石膏，只能半靠在床上，不能行走。爸爸的几个兄弟还未分家，和他们的祖母住在一起。

曾祖母见到我们母女很高兴，但她只会讲闽南话，和只懂福州方言的我们无法交流。每次她和妈妈说话，都要靠家里的保姆做翻译。曾祖母笃信算命，很自豪地对妈妈说，她是宰相命，这辈子儿孙满堂，享不完的福。

她是绝对有底气说这样的话的。她的女儿（我的姑婆）嫁给鼓浪屿金融世家的四少爷，解放后姑婆举家迁往新加坡，她的夫君是南洋赫赫有名的富商。姑婆孝顺，每个月都寄给自己的母亲两百元人民币做生活费。曾祖母靠着这些钱养大了我的早逝的爷爷留下的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我不知道五六十年代两百元的购买力有多大，只知道当时像爸爸这样的大学生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五十多块。后来我和老公结婚，提到每个月200元的侨汇收入，老公吓了一跳，说毛主席当年的月工资才400元，我的曾祖母真是太有福气了。

曾祖母很疼爱我的父亲，很自豪地告诉妈妈，爸爸是带着胞衣出生的。所谓胞衣，就是孩子出生时全身裹着一层半透明的薄膜，必须将薄膜捅破了，才能取出孩子。父亲出生的时候，奶奶疲惫得昏睡过去，曾祖母视力不好，抱着孙儿，看不清那层胞衣，没有及时捅破。待医生赶来，发现小婴儿满脸通红，在胞衣里拼命蹬腿挣扎，几乎要窒息了。闽南老一辈的说法：裹着胞衣出生的孩子世间罕见，必将大富大贵。曾祖母看好我的父亲有辉煌的人生，不无得意地在自己的孙媳妇面前夸耀。而妈妈只是凄凉一笑，用刚刚学会的蹩脚的厦门话回了一句：“什么好命？我看是歹命（闽南话，命运不好的意思）。”

那时我们家的境况并不好，母亲重病长期休养在家，每月只有可怜的一点点安慰性的工资，全家靠着父亲的工资以及南洋姑婆的汇款支撑着，而且下乡的黑五类外公外婆一家也要靠我的父母接济。爸爸每日起早贪黑，买菜做饭做家务，照顾老婆这个重病号和两个小女儿，还有繁忙的工业设计工作，瘦得皮包骨，双手青筋暴露，全然看不出一副好命相。

妈妈的反驳让曾祖母很不高兴，但她还是热情地招待我们。大白天，我们母女俩在颇有特色的中山路上闲逛。从曾祖母家走到厦门轮渡只要五分钟，兴致来的时候，妈妈就带我坐轮渡去码头对面的鼓浪屿游玩。鼓浪屿是全国唯一的一个“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美丽的岛屿，那里的旧式建筑很别致。

 

和我的出生地福州相比，厦门在种种生活细节上都透露出一股精致和雅气。厦门的糕点和蜜饯比福州的精细好吃。中山路上卖鲜果和仙草冻的小摊，往往在切好的水果和刚刚制出来的仙草冻上盖着白色或绿色的网状食物罩，防止苍蝇和其他飞虫的叮食。而一到夏天，福州满大街的西瓜摊，现开现吃，西瓜皮扔了一地没人打扫，苍蝇蚊子满天飞。

 

我们母女俩在厦门小住半个月后，爸爸也带着妹妹从福州坐长途汽车回故乡与我们会合。他带着妻女三人又去了一趟鼓浪屿，找到日光岩脚下的一座幽静雅致的小院，指着满院花草和保持良好的二层小木屋对我们说：“这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我的父亲在世时是银行的襄理，这是银行给他安排的员工宿舍。父亲过世后，银行来收房子，我们只好搬走了。”

我惊得目瞪口呆：原来解放前银行的襄理（相当于今天的行长助理）有这么好的待遇。长大后读到旧社会的小说，书中提到在银行工作是一份美差，我联想到爷爷的小别院，有了一份感性的认识。

 小小的我去了几次厦门，就深深迷恋上了这座小城。我对爸爸说：“长大后我也不考北大清华了，就读厦大吧。”

那时我是全班的学习尖子，福建的老师们拼命鼓动小小孩要怀大志下苦功，似乎只有北大和清华方为才子才女们的终极目标。好风熏得游人醉，去了厦门，我所有的雄心壮志也烟消云散，一心只想回老家求发展了。要知道，当时的厦门只是东南沿海的军事重地，没有重工业，更没有人会料到它在若干年后被划为四大经济特区之一，成了人人趋之若鹜的国际性海港城市。

 

（二）我的老婆是赌圣

十八岁的我终于如愿考回老家读大学。因为我的严重晕车的毛病，我的几个同时考上厦大的中学校友舍命陪君子，几乎每年的寒暑假，他们都陪我坐十五小时的火车往返于福州和厦门之间。我们在火车上通宵不睡，打扑克牌，看小说，戴着耳塞听“小宝贝”（即日本产的随身听）里放出的流行音乐。从中途（南平，沙县，永安，三明，邵武等地）上下车的厦大学子很多。不管之前认识不认识，只要一提到是厦大的，大伙马上就凑在一起聊天和打牌，好不热闹。

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做了“长乐尾”（福州人对长乐人的戏称）锦哥的唯一一个关门女弟子。

大一那年放完春假回校，刚刚在车厢内坐定的我环顾四周，发现坐在旁边的和对面的是三个戴着眼镜的十八九岁的男生。我主动与他们聊天，原来他们全是厦大财经系的，与我同级，其中一个是福州二中的，一个是福州四中的，还有一个是长乐二中的。我也自报家门，说自己是福州一中的，读外贸专业。

火车起动不久，我的牌瘾就犯了，从随身的手提袋里摸出一副扑克牌，向三个男生发出邀约：“这一路挺无聊的，我们来打四十分吧。” 三位男生没有想到外表斯文白净的我竟然会打牌，先是面面相觑了十几秒，接着同时乐了，露出调皮的神色。

我和长乐二中的锦哥搭档，与两个福州大男孩“厮杀”起来。

玩了一个通宵的牌，又一起结伴回厦大校园，我以为和这几个男生的交情就此结束了。

一个月后，我在芙蓉十（厦大男生宿舍楼之一）旁边的食堂吃晚饭，锦哥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他满脸堆笑，说自己在食堂门口探头探脑好几天，总算把我找到了。他问我愿不愿意做他的搭档，到他的宿舍打牌。他的宿舍在芙蓉十的一楼，我每天放学去食堂都要经过的。

我从小牌瘾就很大，在福州一中读文科班时，每天公然带着扑克牌上学，在校寄午膳时，把好几个男生“拖下水”，和我一起切磋牌技。班主任曾经在教室里当场没收了我的扑克牌，可我仗着自己是学霸，校园里有“午膳时间由学生自由支配”的不成文的规定，第二天又带了一幅新的扑克牌，照玩不误。小小扑克牌，被我们几个中学生玩出了乾坤大世界，既锻炼了毅力，又启迪了智慧…… 我和几个牌友都如愿考上了心仪的重点大学，即今天的985。

我在厦大留起了琼瑶小说中的女主角最爱的披肩发，足蹬半高跟黑皮鞋，穿着各种款式的短裙和长裙，每日纤纤碎步。好容易装模作样做了半年多的淑女，半路却杀出个锦哥，在他的鼓动下，我的牌瘾又发作了，从此经常在晚饭后去他的宿舍打牌，吆喝间斯文扫地。厦大学子们已经开始时髦用两幅扑克牌打八十分了，锦哥做我的师傅，教我玩比四十分更刺激的八十分，还有颇为流行的“关牌”（争上游的一种）。

时间一长，锦哥的几位室友偷偷告诉我：锦哥牌艺精湛，几乎打遍厦大无敌手，已经到了独孤求败的地步。他脾气大，嘴臭，对家一出错牌，他就破口大骂。和他搭档的几个男生都被他骂出心理阴影了，再也没有人愿意和他组局。他们“威胁”锦哥，除非他能到外系找到新的搭档，否则永远不要加入宿舍的牌局。锦哥没辙，忽然想起了在火车上与他“出生入死”的我。他找到财经系的某福州一中男生，问：“那个福州一中的，外贸系的女生，很会打牌，戴着眼镜的，是谁啊？怎么找她？” 我在中学的校友圈里已经是出名的女“赌圣”，那中学校友从锦哥只言片语的叙述中马上猜到是我，于是报上我的名字和我经常光顾的那家食堂的名字，这才有了锦哥三顾食堂请我“出山”的典故。

我的牌艺远不如锦哥，一开始他念在我是女弟子，不好意思张口骂人，只好耐着心调教。渐渐地，他的“狐狸尾巴”也藏不住了，见我偶尔出了几次臭牌，气得满面通红，把手里的牌狠狠往桌上一摔，起身欲拂袖而去。我非但面无愧色，还板起脸来教训师傅：“你啊，心胸狭隘到没朋友了！”锦哥忽然意识到，如果把我“得罪”了，他就再也找不到搭档，于是只好按捺着怒火继续与我并肩鏖战。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福建省外经贸委的下属外贸公司。与几位男同事玩了几回关牌，我惊讶地发现自己俨然是笑傲江湖的女侠了。我与省外经贸委的第一男子高手较量好几个几小时，最终打成平手，令他刮目相看，因为在此之前，几乎所有人都是他的手下败将。紧接着，某位中学理科班的男生又带着我去杨同学家玩。杨同学是铁路局的世家子弟，住在铁路员工俱乐部隔壁，我们因而享受了无数次免费打乒乓球的福利。打完球后，我们又逗留在他家打扑克牌，还常常被他的好客的父母留下来吃晚饭。我好胜，喜欢赢，每次都厚着脸皮要和高手杨同学搭档。我在球桌上和牌桌上是绝对不温柔的，赢了哈哈大笑，还肆无忌惮地冷嘲落败的男生。我与杨同学搭档从未有过败绩，创下了福州一中建校以来的

辉煌纪录（如果打牌也能被录进校史的话）。

很多年以后，远在加拿大的我突然收到了杨同学从广东发来的一封情书，原来早在我第一次上他家时，他就沦陷在单相思里了。他头一次知道，赌圣不一定全是那种沉稳老辣的女人，赌圣可以如此青春洋溢，满面青涩俏皮的模样，而且说起话来语速极快，带着些微福州口音。

与他音讯隔离的那八年里，我经历了异国风霜，品尝了爱情的甜蜜与酸涩的滋味，对人生有了更深的一番领悟。我相信了他在情书里的承诺，能在牌桌上给了我无数安全感的男人，也会在生活中为我翻出一手好牌，创造无数惊喜。我俩很快就情定终生，约好了再赌一把，这一回玩得大大的，用我们的青春和热情做筹码，看看是否成就一段美满的姻缘。

他追随着我，把家安在了加拿大，我们与父母住的很近，方便互相照顾。我曾祖母的预言 - “裹着胞衣出生的孩子必将大富大贵”，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的父亲在加拿大过完八十大寿后，对我们两姐妹说：“我这辈子只要有两个女儿就够了，你们才是我的无价之宝，我最大的财富。” 每个人对富贵有着不同的定义，父亲做了半辈子清寒的高级知识分子，视金钱名利为过眼云烟。太太年轻时身患恶疾竟然得以痊愈，女儿懂事孝顺，家庭和睦－ 这才是父亲的最大追求，上天一一给足了他。

父亲缠绵病榻时，我开始筹划写一部以家族故事为蓝本的长篇小说。2016年底我回福建采风，与锦哥重新联系上了。锦哥发了福，改了以往的臭脾气，一幅笑容可掬的模样，据说是福建省银行界牌技最高的行长。他热情地安排他的大哥良福做我的向导，一起去探访我的外公外婆的长乐老家。我回温哥华后，良福大哥在长乐林氏宗亲会的协助下，找到了我的失联几十年的长乐表舅，竟然发现表舅妈是他的宗亲。

这就是缘份的奇妙之处吧，爱情往往不是待你长发及腰、备好红妆时如约而来的。上帝那双神奇的手，在你幼年时先给你弄个严重的晕车症，一出门就面色惨白狼狈不堪，于是只好洒一段旧时光在九曲十八折的铁轨线上，沿途的风景，遇到的人，最后成就了你今后的美丽人生。大学毕业后我在中国跑业务的那几年，不得不经常性地坐大巴去泉州工厂，汽车坐的多了，严重的晕车症竟然不治而愈。从此，我再也不愿意坐耗时间的火车。那段随着老式的蒸汽火车在福建丘陵蜿蜒山路上盘旋，略显悠长难遣的时光，嘎然而止。

我和先生在国外难逢旗鼓相当的对手，对扑克牌失去了兴趣，金盆洗手，从此退出江湖。可他还时不时回忆起老婆大人当年在牌桌上英姿飒爽的娇容，好几回开心得笑出声来。他引用了明代著名学者张岱的一句话，“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他对真性情的女赌圣没有抵御能力，心甘情愿被她俘获。

两颗快乐的心共同生活，往往事半功倍。如果爱情和婚姻是一场赌博，那就尽最大力量让它神奇化吧，达到人人心向往之的境地。走到最后，赢多输少，结局就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