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的童年（4）:派仗

那是1967年夏天一个清晨，我被说话声吵醒。争眼后，看到惊魂未定的表哥正在滔滔不绝地向母亲和外婆诉说他的遭遇。表哥的鞋和身上很脏很臭，衣服上还有血迹，身上没有大伤，也没有行李。
 

表哥来自重庆，是姑姑的大儿子。姑姑姑父都是工人，表哥是个青年工人。“根正苗红”的他，文革开始后十分活跃，当了重庆“反到底”的小头头。“武斗”后，他们被打败。也不知道他干了什么好事，表哥遭到追杀，于是逃到到我们家躲藏。我担心人家会找到北京，打进我们家把他抓走。
 

我低估了姑姑全家保护表哥和我们的决心。表哥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下面有四个妹妹。那一派的人到姑姑家抓表哥，得不到他的下落，便抓走了他的大妹妹、我的大表姐。还是学生的大表姐遭到毒打，被打断一只胳臂，也不肯“交代”。
 

每当收到重庆方面的信，表哥总是满眼泪水，忧伤地唱起
 

“横断山，路难行。

天如火来水似银，

亲人呐送水来解渴…”。
 

我笑他的四川口音将“解”唱成“摘”。外婆说“小妹你不好笑人家，表哥在想家呢。”表哥发愁时，外婆就去和表哥聊天，他们各说各的心事，然后一起唉声叹气。表哥的事让我迷糊不解，为什么出身好、积极响应号召参加文革的人也会被追杀？为什么革命群众之间会恨之入骨？
 

1966年底，北京高校红卫兵分裂成“天派”和“地派”后，“派性”象野火一样，迅速蔓延至北京各个单位。母亲的机关开始成立各种“战斗队”，并以“战斗队”的名义贴大字报。记得有一个“乱云飞渡”战斗队，其名来自毛的诗词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母亲说，起名的人不理解那首诗词的意思，其中“乱云飞渡”是贬义。
 

有一天，在四合院中，吴二姐和刘二哥突然对一个叫“BJ公社”的组织破口大骂，历数该组织的罪行，还说“YA公社”如何好等等。我们这些不知情的听了也对“BJ公社”十分愤慨，立即表示坚决支持“YA公社”。气愤和表态完了，才知道这是母亲机关里分的两派。我们把这种情绪带回家，向大人诉说“BJ公社”的各种不是，“YA公社”才是唯一的革命派等等，母亲总是冷静地听，一言不发。
 

1967年初一个寒冷的晚上，当我们象鹦鹉学舌一样批BJ公社、捧YA公社之后，母亲把哥哥叫到卧室，关上门，谈了很长时间。之后，哥哥不再骂“BJ公社”。哥哥悄悄地告诉我“妈妈是‘BJ公社’的”。我吓呆了：“妈妈怎么会参加这么反革命的组织？这可怎么办啊！”哥哥说邻居中还有杨叔叔和余阿姨也参加了“BJ公社”。这让我的担忧有所解脱，因为这二人都是很好的人，尤其是才华横溢的杨叔叔，每家挂的红太阳都是他画的。他们两家的孩子还是婴儿，所以除了我和哥哥外，院子里大孩子的家长都参加了“YA公社”。我突然明白了：原来，哪一派“好”与“坏”取决于哪一派的大孩子多少！
 

接下来发生的事是母亲始料不及的。第二天，哥哥到机关去看大字报。回家后他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就是与院里其他孩子们唱反调。大字报贴出去已经很晚，哥哥露出他每次恶作剧后顽皮的表情，等着第二天的热闹。
 

第二天上午，院子里果然 “炸窝”了。那些孩子们将对“BJ公社”的愤恨，变成对哥哥和我们家的攻击和谩骂。刘二哥早就对外公消失[1]有所怀疑，这会儿也不在乎情面了，用地、富、反、坏、右、资… 把外公外婆叫了个遍。
 

我既害怕又气愤，心里想“你凭什么骂我们？你爸还是右派呢！”。刘二哥的姐姐和哥哥都很低调。刘二哥和刘阿姨一样很革命。刘阿姨与右派丈夫离婚后，连孩子们的姓名都改了。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位右派。刘阿姨在1976年将参加“四五”运动的我和小毛姐举报，这是后话。
 

我只敢想不敢战。父母不在家，外婆和我躲在屋里不感出声，外婆说“骂人人不理，等于骂自己”。哥哥也没有出去应战，他在观察外面的动静，然后不顾劝阻，又贴出一张回击的大字报。这又引来新一轮的攻击，然后又是大字报回击…。
 

派仗彻底改变了小四合院和谐气氛， 而且越打越不理智。就拿哥哥这边来说吧，到后来只是在出气。他听院中的孩子议论谭厚兰和聂元梓先后率高校红卫兵到机关夺权，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马上写大字报欢呼聂元梓夺权。而此时母亲他们正被来夺权的红卫兵困在机关里。好心同事担心母亲和另一位家里出（类似外公）事的同事被红卫兵找麻烦，帮她们翻窗户逃到机关外的胡同里，才得以安全回家。几个星期后，哥哥败阵下来，这场“大字报对舌头”的派仗停止了。
 

接着是“遭遇战”和“冷战”。哥哥自己仿佛喜欢“找骂”，时不时在院子里扔个小纸条，上面写有激怒人家的话。院里的孩子没人搭理哥哥，哥哥索性整天和他在胡同里的狐朋狗友混在一起。而我学校的朋友都在西单北大街西边，院里的孩子只有小英妹和小毛姐还和我玩。她们对我一如既往，令我十分感动！
 

有一天，我们三个正在玩，大孩子们把她俩叫走玩别的游戏。我好奇地跟去了。自知不受欢迎，我站在边上看，他们笑，我也笑。刘二哥很不高兴，又开始攻击我家。这时小毛姐等几个孩子开始可怜我。于是他们开会讨论我的问题。会开得很激烈，最后以吴大姐生气收场。吴大姐是个文静温柔的姑娘，参加过《东方红》的演出，我一直很喜欢、敬佩她。吴大姐气愤地说“小妹还小，不该这么对她”。吴大姐的话挺管用，他们宣布我通过“审查”，绝大多数孩子开始重新接受我。
 

至此，母亲十分后悔将哥哥卷入机关的派仗。父亲担心调皮捣蛋、终日无所事事的哥哥走上邪路，就教哥哥搞无线电。当时父亲已回国，还没有被“揪出来”，只是“靠边站”，这使他难得有较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父亲对政治不敏感，甚至很糊涂。身为工程师的他希望儿子将来也搞技术。父亲先教哥哥在塑料烟盒里装单管收音机。哥哥很快迷上了无线电，肯钻研、愿动手，没过多久就会装多管收音机，还装了个“七管超外差”。小毛姐上大学的哥哥装不好的收音机被哥哥整好，同时他还给邻居和同学修理收音机。从此这就成了哥哥最大的爱好和特长，一生受用不尽。
 

哥哥和院里孩子们之间的隔阂，却难以消除。小英妹的三哥大我两岁，变得比吴二姐和刘二哥还激进，时常在院子里冲我们家喊几声。有一天，不记得他说了些什么，母亲忍无可忍，像母狮子一般冲了出去。面对一个孩子，母亲想缓和一下气氛，就笑了一下。贾三哥立即说“你笑得像蛤蟆叫！”这时，贾大哥和贾叔叔出面制止了他。
 

之后，贾大哥觉得这一切都太荒唐了，他找到哥哥，提议讲和。贾大哥和贾二哥是温和沉静的青年，也从未参与对我们的攻击，哥哥没有理由拒绝他，就表示不再打派仗。于是贾家兄弟率先与哥哥和好，我们两家又成了好邻居。

[1]：《混沌的童年》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