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文革杂忆

周南文革杂忆之二：狂潮恶浪

（1966年8月—1968年8月）

工作队撤离之后，它组建起来的文革委员会就成了学校的直接领导，当时学校文革委员会的主任是初中的一位姓伍的学生（至今闹不懂为什么几千人中单单选中了她），副主任则是校工晏师傅和原学校团委书记黄更生老师。还是开会学习，还是写大字报，还是揭发批判等等，只是没有那么激烈，压力相对也减少了很多。此时，北京的风暴刮得正紧，而且逐日南下，在长沙掀起了狂潮。

一批北京的红卫兵来到了学校，他们横冲直撞，气势吓人。记得一个晚上，我们这一组在一间教室里学习，（实际上都静坐不语，不知该干什么。）外面突然闹嚷嚷，大家胆战心惊，深怕这批红卫兵会突然闯进来。后来学生告诉我，六四年我曾经教过的初三十六班的一个学生，父亲在军分区工作，后随其父工作调动而转学去了北京，这次也杀回来了。她曾向自己过去的同学展示过她的皮带，让人闻闻皮带上的血腥气。这使我感到骇人听闻。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女孩是挺文静的，学习也很认真，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好在她回到往日的学校，并没有动手打过人，见到我也只是静静地走过，还略微流露出一丝笑意，没有说话。这批红卫兵听说就是联动一伙，个个都是根正苗红。有一天，数学组的刘兰林老师突然跑到新河自投湘江，幸得人救才免于遭难，但精神上受到了极严重的摧残。这件事不知道与这批联运份子是不是有关。幸好他们没待几天就又动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受他们所带来的那种风潮的影响，少数学生开始用各种方式来羞辱他们的老师：他们把一些女老师的头发剪掉一半，名之为阴阳头；把一些大牌子挂在一些老师的颈上，终日不准他们摘下；把一些大字报贴在老师卧室房门的上方，让他们跪着从大字报底下爬进爬出；让工作组划为四类的教师每天挂着牌子绕操场转圈，同时一边敲打破盆一边吆喝着“我是牛鬼蛇神”。这真是一个充满恐惧充满羞辱的时期，没有人管束，革命完全在无政府的状态下残酷而无序地进行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上午，湖南大学土木系千余学生乘轮渡过江直奔位于五一路的市委市政府大楼，打倒省市委打倒工作组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接着，中共长沙市委调动一批厂矿工人高举保卫省市委的旗帜，与学生针锋相对。可以说，从“八一九”这一天开始，在长沙的干部和民众中开始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支持大学生们的造反阵营，一个是支持各级党组织的保守阵营。在长沙的中学里，很快成立了两个学生组织，一个叫“红色政权保卫军”，它在8 月13日就成立了，负责人是两个干部子弟李政（省军区李副司令之子）和王虹霞（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另一个组织叫“八一九造反有理军”，其头头也是干部子弟、十二中的高中学生胡宜民（其父为市委统战部长）。围绕着湖大学生的闹事，长沙各个阶层议论纷纷。反对学生的提出了“三相信”的理论：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支持者则针锋相对地表示反对三相信：只相信党中央，只相信毛主席。当时还没有湘江大桥，过河还得靠轮渡，河东河西变成了两个世界。

八一九事件使学生们的注意力由学校转到了社会。与此同时，大串联也在如火如荼地发展，1966年8月25日，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开始徒步到北京串联。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全国兴起了大串联的高潮。一时间，学生大多离开了学校，有的串联，有的干脆回家。省市委自顾不暇，工作组撤离了学校，学生的注意力投向了社会，我们做老师的终于松了一口气，呼吸到了难得的自由的空气。

一个星期天，我和李宗铎悄悄地过河到了湖大，满处皆是的大字报使我们了解了一些事实的真象，市委的一些做法让我们很失望。很快，我们的情感倾向了这群大学生。回到学校，我们只能悄悄地跟为数不多的人谈及这次行动，不敢过于声张，因为省市委一直认为学生是在闹事。九月二十四日，张平化作了一个报告，明确表示这些对党和政府提意见、写大字报的人是造无产阶级的反，是“右派翻天”。他动员各级党组织，反击趁文化革命之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反革命和坏份子。

分化越来越明显，在四中，绝大多数的教师都是反对三相信的，支持三相信的主要是大部份行政人员和工人。四中的学生也大多是“八一九造反有理军”的成员，不久，这个组织索兴把军部设在了四中。四中的代表人物是高中三年级的黄韧。她是一个温和沉静的女学生，外表、语言和行事的风格，一点也不显泼辣张扬。后来，她被结合进了市革委会，成了市革委会的委员。时下一些媒体对文革的描写，都是把造反派写成十恶不赦的一群人，其实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当年所谓造反，主要是对地方党政的不满和反抗，所谓保，也是对地方党政的保卫。自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概念出来之后，党和政府也就不是自上而下的铁板一块了，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鱼目混珠，如果没有最高当局的表态，谁也说不明白。这就给下面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因此，两个对立的派别其实是很难分出是非来的。保守派并非都是既得利益的维护者，造反派更不是时下电视剧中描写的那样一群恶棍。

在一次讨论会上，外语组的熊飞老师提出来：我不仅三相信，我是五相信，不但相信党中央相信省市委相信工作组，还相信学校党支部，相信小组长。这当然是一个带上一些调侃色彩的黑色幽默，也是这位年迈教师在风暴中的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

随着运动的深入，分化的加剧，对于思想的统一控制越来越弱了，开始有各种组织出现。学校的第一个群众组织是政治教研组党员老师组成的“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负责人是王少初和唐日瑞两位女党员。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也开始扩大，我和李宗铎、陈涤新成了他们发展的第一批成员。当时我们把中央报刊的社论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每一篇社论发表，我们都要认真钻研它的精神，看看谁的体会最接近真理。

也许，只有这个时期我们才享受到了真正的言论自由，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志同道合的一群人也可以自由地组成团体。被“走资派”这顶帽子压得透不过气的各中学的书记校长们也理直气壮地打起了造反的旗号；被“摘帽右派”这顶无形的帽子压着，一直不敢大声说话的一群人也开始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人们不仅仅可以对省市委发表激烈的言词，对支左部队的一些做法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质疑。外语组的黄颂椒老师，虽然“摘帽右派”这顶帽子一直扣在头上，但一介书生之气始终未消，追求真理的热情始终不改，他总喜欢在讨论会上慷慨陈词，被我们背地里友善地呼之为“真理的化身”。解放前夕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后来放弃行政领导的前途而毅然求学南开大学物理系，终因言论获罪被列入右派行列的郭振祖老师，仍然满腔激情，不仅用他那漂亮的书法抄写一些大字报，还经常就时局发表自己的看法。今天看来，我们的言论和观点也许并不全然正确，如果也允许由我们自已自由地来补充修改甚至否定自己的某些观点，而不是只能任他人上纲上线，无端地强加种种罪名，该有多好啊！我想，思想自由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的需求，更是创新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没有思想的自由何来思想的创新！

有一天，我和劳在鸣一起贸贸然跑到市委宣传部，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到一位干部，问他：中央说支持革命师生进行革命大串联，我们老师能去吗？那位干部大概还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迟疑了半天，才说：可以吧，只是你们要经过大家的同意才行。我们立刻回到学校，向黄更生老师作了汇报，黄说要由全体老师选举来确定。其结果是四中老师开始组织了第一次串联，参加的成员是选举产生出来的，绝大部份都是女职工，男教师只有我、劳在鸣、刘喜峰三人。我们于是决定脱离大队伍而先行。我们步行到易家湾，在一个农药厂睡了一晚之后就登上了去杭州的火车。我们的目的很明确，不是搞革命，而是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与当时的革命氛围是不相吻合的，好在也没有谁来细细追究。我们经杭州而到绍兴宁波上海南京，劳在鸣因为家庭的原因在南京上船返回武汉。十一月下旬，我与刘喜峰又北上到了北京，在凛冽的夹着沙尘的北风中不敢久留，哪里都没去就踏上返程了。回归途中，我一人在武汉下车，待了一些日子，回到长沙，已经是六六年的年底了。一回来就被廖乔甫、易松涛、劳在鸣、谢建凡相邀南下去广州。此时中央已经有了停止串联的通知，但大势所向，无法一时逆转。六七年一月，我们五人时而坐车，时而步行（从宜章到韶关湘粤边界这一段我们就是步行的），乘火车到花都下车，正好是清晨，吃了一顿美味的广式早粥，又拦了一辆卡车而直往广州。（一个人的命运真好象有上天在刻意安排，我是六七年元月经花都而向广州进发的，没想到四十年之后，二00七年，我竟定居于花都了。至今，还不能忘怀六七年那一顿美味的早餐，不知道天下竟有如此可口的米粥。）之后又经佛山肇庆梧州而到阳朔。在阳朔，我们接到了李宗铎的来信，信中不无自豪地说“我们已经全体加入了湘江风雷”。这使我们很是纳闷：原先大家约定是不介入外面的组织的，怎么一下子又成了湘江风雷的一员了呢？形势发展得真是够快的。同时，我们也很是焦虑，因为在阳朔的山洞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最新的二四批示，即中央文革已判定湘风雷为反动组织。面对这种情况，李宗铎他们会是怎样的处境呢？我们已经没有心思再继续前行了，决定从桂林立即回长沙。在桂林车站，遇到了四中的学生郑国伟，她一身戎装，腰中系着皮带，独自一人在爬上一辆货车，当时的感觉是：真是飒爽英姿啊！

一回到学校，就面临着对湘江风雷的批判，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当然也就瓦解了。这时，学校已经有了军宣队的进入，第一批军宣队来自省军区，后来的一批则来自四十七军。他们是奉命支左，考虑问题都比较客观谨慎，对于教师也比较客气，与教职员工的关系都还不错。军区那支宣传队撤出之后，我们还走访过他们的营地。

对湘江风雷的批判造成的压力并不大，我和廖乔甫谢建凡几个因外出串联而没有加入湘江风雷的人就成了原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中能够冠冕堂皇地站起来发言的人。大家内心其实一直是不服的，因为我们自知没有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三月份，学校师生去水渡河劳动，二十六号的一个晚上，部份老师聚集在一个农家的房间里，大家在漫谈中蕴酿出一个方案，各教研组分别成立战斗队以等待将来的联合（李荣宗等几位老师后来戏称这次事先不曾商定的聚会为“三二六会议”）。果然，一回到学校，各教研级的战斗队便纷纷出现了，都是以毛主席诗词中的词语来命名的。我们语文组成立的是“争朝夕战斗队”。不久，在大联合的旗帜下，各教研组的战斗队又联合起来，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王少初、唐日瑞、左尔锡、廖乔甫和我五个人被选为勤务组成员。八月十日，由毛泽东亲自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指出“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这个决定传达下来，我们更加理直气壮了。

学校内部两派的斗争相对不是很激烈。但社会上各群众组织间的斗争和分化却愈演愈烈，终至发展到武斗不断。                        

六月六日，在中苏友好馆（现在的口腔医院），发生了一次工联、湘江风雷派与高司派的武斗，造成死10人，伤215人的惨剧，是为“六六惨案”。

八月二十日到八月二十二日，“工联”派与“湘江风雷”派在解放路、五一中路一带进行大规模武斗，由于炮击而引起位于五一广场的湘绣大楼起火。这次武斗造成二十四人死亡，百余人受伤。群众称之为“八•二一”大武斗，“火烧湘绣大楼”。

这是两次较大规模的武斗，除此之外，到处可见枪枝，到处可闻枪声。学校的人事干部刘良喻老师，是一位温和忠厚的女性，就在一次观看群众游行中不幸被走火的步枪子弹击中，饮弹身亡。据后来查明，执枪者是站在游行汽车上的一个外地学生。

为了避免社会上的人冲击学校而可能造成的伤亡，有一段时期，一些住在学校的老师集中住到了一座教学楼，大家把教学楼一端的门用砖墙堵死，都从另一端出入，住家户都集中住到楼上，我、李宗铎、谢建凡三个单身汉则住在底层进门处靠操场的一间教室。一天晚上，我们正在酣睡，忽然被几声枪声惊醒，接着又听到有人在走廊外喧哗，似乎要冲进我们的宿舍。我们不敢做声，谢建凡悄悄地从窗户爬到操场，再跑到附近的食堂，拉响了安在厨房内用作开饭信号的铁钟。我和李宗铎则龟缩在教室里。当时在我的抽屉里放着一颗手榴弹，是“八一九”军部一个外号叫小胖子的学生送我的。我心里寻思着，如果这班人要冲向楼上，我只有将手榴弹从教室后门的小窗中扔出去了。但是他们没有再前进，只听见有铁器在石头上撞击的声音，好像是枪坏了，无法使了。过了一会，这群人也自行散去。第二天，我们才知道这竟是一场虚惊，因为这竟是周启东、林魁元（物理老师，广东人，不苟言笑，是当时保卫组的负责人，我们背地戏称之为“民族保卫相”）等人与八一九个别学生一起策划的一次所谓“演习”。他们行事真是够大胆的，连我们几个勤务组成员都一点不知情。这件事至今都使我后怕：万一他们走到楼梯口，万一我的手榴弹扔了出去，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在社会上武斗成风的一段时期，大家经常处在心惊胆战之中。九月份，我和谢建凡两人弄了两张去北京的车票，决定用北上的办法来躲避这动荡不安。因为开车的时间是深夜，为了避免晚上可能遇到的混乱，我们提前在下午到了离火车站较近的十六中朱仲慈老师的家里，等待夜的到来。我们预先还准备了两张证明信，一封是长沙工联的，一封是湘江风雷的：不管遇到了哪派的栏截都可以应对过去。

九、十月是金秋季节，我们通过北大法律系学生熊兵的介绍住进他们的宿舍。熊兵串联到长沙，一直住在四中教研组空着的办公室里，与四中的师生关系很好。这次到北京，天气晴好，时间也很从容，我们算是领略了这座古都的风貌。

两派之争持续不断，武斗之风此起彼伏，革命红卫兵满天飞，这种状况使整个中国笼罩在混乱、恐惧的阴云之下，经济停滞后退，人们在贫困的边缘生活。思安思定的情绪开始在每一个人的内心迅速滋长。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才使我们深切地领悟到：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是多么的可怕。独行的专制和无序的民主这两个极端带给平民百姓的都只有恐惧和无望。我们这群当时不到三十岁的年青教师算是幸运的，纵然有出身和知识的原罪压迫着，历史却是清白的。比起我们来，那些年岁越高，经历越多、见识越丰富的的前辈的遭遇，真是难以言表，可以说，他们为我们挡住了狂潮恶浪的侵袭和寒光逼人的利剑的威逼，承受了人生极大的悲痛。

高层多次呼吁复课闹革命，多次呼吁革命大联合，局势在艰难地向前发展着。1968年是大联合的一年，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军宣队的积极努力使各单位的大联合也日益取得进展。1968年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 。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对于我们学校，意味着一个新的阶段又开始了，这又是怎样的一个阶段呢？

周南文革杂忆之三：泰山压顶

（1968年8月到1976年）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北京市60多个工厂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接管学校的领导权。这一举措，开启了历史的新一页。

伴随着工宣队的进驻，有一系列的造势活动。最富喜剧色彩的是八月五日毛泽东将外国来宾赠送的芒果转赠清华大学工宣队。消息马上成为特大喜讯传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连夜组织盛大的庆祝活动，并很快按同样的大小制成塑料品芒果赠给当地工宣队，各地群众则敲锣打鼓地迎接“圣果”。

八月十三日，最高当局接见了工宣队代表，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正式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

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 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本身会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不但管理学校而已。”

此文一发表，人们明白了，工人和贫下中农要成为一切领域的管理者，岂但“管理学校而已”。

此文一发表，工人的地位迅速提高，这很快就反映到社会上相互称谓的变化。过去，“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现在改变了，只有称“师傅”才能显出对对方的尊敬。

此文一发表，知识分子就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并列，成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臭老九”。于是，在学校，广大学生都等待着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教师则统统敲锣打鼓迎接工人师傅来进行管理。

进入四中的第一支工宣队来自地质三0九队，他们没有什么经验，处事比较粗略，待人也比较坦诚。没多久，就由新华印刷厂的工宣队代替了。新印工宣队的队长是一位年青的工人，不是党员，指导员则是一位中年的党员干部。这支工宣队能力比较强，处事老练多了。

工宣队一进学校，就开始了一场“查成分、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清理阶级队伍”的“三查一清”(亦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接着，1970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三个文件：《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一月三十一日），《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二月五日）。俗称“一打三反”。这些与学校教育教学关系不大的指示内容却被用来对广大教师进行管理的有力依据。

有一天，我被一支小分队（这是他们自已的称呼，据说是从《智取威虎山》中得到的灵感）传唤到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五六个人，有工人师傅，也有几位老师，让我坐定之后即开始发问，迅速转入主题：你何时与何人一起砸开档案室的大门而进入其中。这是无中生有的事情，我对他们说：我没有非法进过档案室，更没有破门而入。我认识活生生的人，对死的档案不感兴趣。听者很不以为然，他们不断启发我：是不是你在房里时，有人来叫你去的？。。。。。。各种假设都提到了，各种圈套都设置好了，只待你钻进其中的一个。审问持续了几个小时，终于还是没有结果。留下一个态度不端正的结语：顽固是没有好处的，回去好好考虑吧。

我何从想起，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个材料是原党支部书记黎懋学所提供的。运动过后，我曾问过黎，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说法呢？她无奈地说：你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白天黑夜连续地审问，审问的人换了几班，我却精疲力尽，还要忍受大声的呵斥和强烈的灯光。没有办法，只好按照他们的意愿作了这样的招供。看来，这是典型的逼供讯，只是没有动用刑具而已。黎是文革前四中的党支部书记，是一位能力并不很强但处事手段较为温和的女性，改革开放之后随其子去了加拿大，听说最后皈依了上帝。

这一时期，任何道听途说都可以成为揭发和批判的材料。大字报，小字报，揭发，交代，大会批斗，小会追查，连我们这些相对年轻的老师都感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更不用说那些年龄较长的老师了。有一位老师不堪高压决然跑到校外从高楼跳下，可贵的生命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才得以保全。

这一时期，贫下中农也偶尔会进城来参予一些活动。一天晚上，学校来了一些贫下中农，据说是为了统一进行一次清查，因为据说四中附近发现有电台发报（其实这个无稽之说早就有闻，只是谁都不相信）。他们于是在学校各个房间清查，各个角落翻寻。有几个人跑到我的住处，看到我那台特大型号的“东方红”收音机，感到实在有点异样，端详了很久，在工宣队师傅的解说之下才缓缓离开。

1968年10月，全校开始复课，招进来大批学生，而且开始男女兼收。那时一些课程被取消了，更没有任何教材，我们只好自己编写。在那个动辄得咎的时代，谁还敢在文字上给人留下什么把柄呢？但是我们毕竟年青，虽经捶打仍然不谙世事。于是，李宗铎负责数学，王文光负责工业基础，李荣宗负责农业基础，一本本教材居然出现了。语文也是临时选定一些文章，分篇印出发给大家。借着新华印刷厂的有利条件，这批“急就章”似的教材倒也使我们颇为得意，在长沙市其他中学似乎还未曾见及。只有当我们投身熟悉的教学工作的时候，才感觉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但是，这种喜悦常常会被另一种情绪所替换。有一天晚上，在职工会上，工宣队的指导员作报告，谈到最近有些人又有点翘尾巴了，语音刚落，坐在前排的一位工宣队员马上站起来，厉声大吼：谁翘尾巴我们就砍，一边用力作着握刀砍下去的手势。全场鸦雀无声，几乎可以听得见彼此的心跳。

我总算明白了，身列臭老九的知识分子是只能老老实实听话、做事而不能发出任何不同的声响的。在沉默中我不时想起以前读过的美国作家的一本小说《十字奖章与箭火》，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大概是一九六九年初，为了强化工人阶级对学校的管理，学校被改名为“长沙市新华中学”。刚刚得到这一消息的时候，在沉闷的氛围中，一位女老师竟然流下了悲戚的泪水。目睹她的悲哀，我顿然想起“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的描述。不过这次改名有似昙花一现，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一九七0年，四中在高塘岭办了一所分校，新招的高中年级六个班全部到分校学习。李宗铎、王文光、欧阳钧、熊人杰、周范群、李荣宗、陈涤新和我都被派去任教。我是五月份就去了，在高塘岭大概待了两个年头。工宣队只派了一位陈秋生的老师傅管我们，我们呼之曰秋爹，他倒没有什么政治意识，不会故意整人，对我们的教学也不闻不问。他的权力大概集中在他胸前的口哨上。只要他一兴起，就会吹响那支口哨，于是，全连六个班（排）的学生和老师都要紧急集合到操场，听他突然想起的一翻训话。那时，虽说从学校总部也会不时派来一些特使，传达一些最新指示，掀起一些风波，但毕竟天高皇帝远，我们终于感受到一些自由的新鲜空气。一次，我和王文光、陈涤新跑到附近的铜官镇郊外，三个人躺在农村的草地上，看白云在蓝天自由自在地飘浮，内心感到无比的舒畅。

但是好景不长，运动总不会让你轻易躲开，好像有一双眼睛总在注视着你，学校那边也总会传来各种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消息。一次，我们正在劳动，熊人杰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要他立刻回校本部去。熊跑来问我：这次会是什么事？我答：是不是你家里出了事，有人病了？他摇摇头，断然否定。我说，那就只有一个可能，要你去白泥湖。（白泥湖是当时一个农场，一些教师被送去劳动，接受教育改造。）他听后一脸茫然。

不久关于我有问题的传言也到了学生耳中，我的一个学生蔡德聪将此情况告诉了她在2348厂的好友王辉凤，王也是我初中的学生，与蔡同班，她的回信竟没有受那种政治潮流的左右，依然表示了对老师的信赖。当蔡德聪把这封回信拿给我看的时候，我深切地感受到，对于学生来说，只要老师认真工作诚实待人，总是可以充分信赖的。学生的真诚信赖给我们这些臭老九带来极大的慰藉。

但是，不久就有工宣队找我谈话，决定免去我这个年级组长（当时称为连长）的职务，同时调我到初中去任教。这种正常的调动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算是一种处分的形式吧。消息没有公布，正是五一前夕，工宣队让我五一之后就不再回分校了，也就意味着要我和这个朝夕相处一年多的学生群体分开。我的内心十分难过。五一之前，师生放假回城，我没有像通常那样随队而往，而是把全连送到轮渡，目送他们上船，才一个人折回来，坐上回长沙的汽车，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从此，我又回到校本部，在工宣队众多队员的监视下工作。

一直到一九七六年，我与李小玲等几位年级负责同学在学校教学楼一间教师办公室里开会，从北向的窗户中可以看到工人文化宫游泳池里有人在游泳，不久，高音喇叭传来了一位伟人去世的消息，只见周围一片寂静，泳池里的人渐渐都上了岸，四周悄无声息。我突然想到一九五七年从文汇报上看到的斯特朗的一本著作：斯大林时代。我想，是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但总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许，文化大革命就算是结束了，接下来的一些事件不过是这个结束的延伸。

当年老校长易松涛（右）访美归来，老书记温清午（左）曾到长沙大托铺机场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