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王洪文的流氓相
1967年初，正处在文革风口浪尖的上海，发生了一件惊动中央的大事---“炮打张春桥”。一时闹得满城风雨，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两种不同观点的大字报。保“张”的，和反“张”的。保张春桥的以王洪文的工总司为首。两派形同水火。事情的起由据说是权力分配不平衡。在借助红卫兵的力量夺权以后，张春桥已经决定要卸磨杀驴，打击红卫兵的气焰。王洪文是代表了既得利益者，被张，姚重用。
反张的以张春桥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由，极力反对张春桥主政上海。保张的以张是代表中央的，极力维护。上海大有再此陷入混乱之中的可能。
1月29日晚，陈伯达、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拍发特急电报（王力根据张春桥电话起草），强调“复旦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
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传到上海以后，事件就基本上平息下来。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据复旦的同学说，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后的某一天。张，姚，徐景贤，王洪文等认为大局已定，派了徐和王到复旦召开部分复旦师生开会。那时候王还只是上海工总司的“司令”。在会上，王洪文曾恶狠狠地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你们炮打张春桥，我很生气。张春桥是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来的，你们炮打他就是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特急电报来了以后，我曾经带了来人来复旦看了一下，准备派人来把复旦给砸了！一副流氓打手的嘴脸暴露无疑。
王洪文从安亭事件起家，经历了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开全国武斗之首例），昆山事件。打得很顺手。妄想把这一套也搬用到复旦大学。可惜复旦不是他所希望的那么听话。
据说当场就有学生反驳了他的言论。并且告诉他，复旦的学生没有分裂得那么厉害。不同派别的都住在一起。有本事你来砸吧！针锋相对。
其中还有一段插曲，上海同济大学的“东方红”，它的报纸《东方红》以能吃准上海斗争大方向著称。上海一有风吹草动，该报即能调正方向，加大马力，对落难兄弟组织，毫不留情地进行围剿。 他们的头头名叫陈敢峰，因此而被人们美誉为“陈看风”。
在67年1月底发生的以“红革会”为首的炮打张春桥，“同济东方红”也参预了。1月29日中央文革发特急电报要保张春桥，它就马上调转抢口，对准“红革会”。仅隔一天，在1967年1月31日出版的《东方红》第9号中，对“红革会”大加鞭挞。称红革会“炮轰张春桥，直逼中央文革，刮起一股反革命反攻倒算黑风”，要“砸烂他们的狗头”
据网上的叙述，此事的大致经过如下：
1月23日凌晨，上海市区主要街道刷满了“坚决拥护张春桥同志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同志当第二书记！”的大幅标语。次日，闹市区针锋相对地贴出了“张春桥≠中央文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的大幅标语（署名复旦“孙悟空”），和《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问张春桥！》等大字报。
1月26日，上海红革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形势，认为张春桥对群众组织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文化大革命有面临流产的危险。1月27日夜，他们从市委党校将徐景贤抓到复旦大学扣押，企图寻找突破口。上海警备区奉命派警备师政委徐海涛带全副武装的4个摩托车排和1个步兵连，追到复旦大学，被学生堵在校门外。红革会在全市散发《一二八事件真相》传单，在南京路贴出“张春桥是调动解放军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魁祸首！”“谁说张春桥的屁股摸不得？我们偏要摸！”“警惕反革命两面派！”的大幅标语。
1月28日晚，红革会系统各校负责人和上三司等组织代表在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中心）开会，张春桥、姚文元主动到场，受到红卫兵当面尖锐批评和指责，被困6个小时。1月29日晚，在复旦大学礼堂召开了有2万人参加的“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决定第二天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的10万人大会。
1月29日晚，陈伯达、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拍发特急电报（王力根据张春桥电话起草），强调“复旦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
张即命令出动几十辆广播车，并印20万份8开传单广为张贴散发。同时，王洪文受命派员上街覆盖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数万人紧急封锁人民广场，阻止与会者抵达。迫于形势，红革会取消了预定的全市大会和示威游行，释放了徐景贤。
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几天后改为“革命委员会”）在人民广场举行成立大会。经中共中央批准，张春桥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升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1967年5月，又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1967年2月4日、3月15日，上海“反逆流联合指挥部”在文化广场召开反逆流大会。大会揪斗了红革会负责人，宣布红革会总部解散。3月24日，“揭批复旦大学1·28炮打反革命事件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红革会成员集体向毛主席“请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