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被焚毁前的十年（走向战争）

英、美、法三国公使于1854年5月到11月间于福州、上海，最后到天津，从多方面提出申诉，企图通过修改各自在十年前与中国签订的条约来增进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三国最后被打发到了广州碰钉子，然而他们仍不死心，坚持劝说广州总督叶名琛，冀期这位顽固的保守派能够突然开窍，象上海的吴道台那样开明，最终达成与上海类似的地方协定。

三强注定是在异想天开。在最后一次被叶名琛斥退后，他们不得不耐下心来再接着等。因为这三国心里清楚，他们要求修约的理由很不充分。两年后1856年，这次是真到条约规定的12年期限了，可以名正言顺要求与清政府重新谈判了。而叶名琛依然顽固地拒绝着西方的要求。这让他在西方的记述中成了一个表示死不交涉的代名词，成为中国人不守信用，无视国际法的标志。这样指责清朝时期的中国人有些严重，因为那时他们还没有‘条约即国际法’的概念。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和外国签协定本就是权宜之计，事态稍一平息便可将整个条约作废，何况其中一项条款。中国始终不是一个法制观念强大的国家，国内法尚被有点权力的人任意解读玩弄乃至践踏，更别提遵守国际法的约定，更何况那国际法还是在你战败以后不得不答应下来的，若还认真去履行，岂不真是傻到了家，自取其辱。叶名琛的态度直接显示了他身后那位一国之主的‘反契约精神’理念：“自古要盟不信，本属权宜。”

这三个国家对中国的怒火随着屡屡碰壁而逐年上升。三国一致认定他们被清政府戏耍了，而且还耍了好几年。这其中英国人最为气愤，到1856年秋，随着强硬派人物巴麦尊在普选中重新获得多数选票，英国决定再次发动远东战争已是定局。中英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10月份一个偶然的事件，成为了这次动武的导火索。一艘说不清楚属于哪国的商船“亚罗号”，被叶名琛突然袭击，率兵闯进船上抓捕水手。这船的船主是英国人，12名水手全是中国人，船在香港注册，悬挂着英国国旗。叶名琛坚称抓捕的水手是大海盗，这种海盗他曾处决过数以百计，他在中国执法处死中国人，你英国人丝毫管不着；英国人不理他这一茬，坚称叶名琛的行为是对英国的侵犯。政治上的互不妥协导致僵局。叶名琛关闭了广州的海关，贸易陷于停顿。12月，十三行被焚毁。隔年2月英国议会通过对华动武，可就在远征军即将出发之际印度殖民地发生兵变，使得进攻广州的行动推迟到了1857年12月。在那之前有一名法国的传教士叫马赖的，带领二十几名教徒擅自进入广西传教被逮捕，当地官府不顾法国强烈的劝阻和抗议，以违反中国法律为由坚持判处马神甫和另一法国人死刑（再一次感觉到眼熟），法国为此决定报复，和英国人一起组成联合部队炮轰广州，战争由此爆发。

不知为何这场边打边谈判的战争被称作‘第二次鸦片战争’。实际上它和鸦片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由中国长期拒绝英国使节入城进而造成的长期积怨引起的。清政府的举动被西方视作违反合约，顽固愚昧不开化，闭关锁国，无法沟通，无法被相信，毫无荣誉感只配狠揍一顿。

1858年1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城，把顽固的叶名琛用船送往加尔各答。被俘后他便自诩为“海上苏武”，认为自己将与文天祥齐名。而英国人也对他颇为敬重，“偶然有人上舰，都向叶脱帽致意，他也欠身脱帽还礼。”到达印度后他被送到一处颇为豪华的住宅长期居住，在那里他每天叫人给他翻译英文报纸，开始试图了解那个万里以外的英国。他后来一直希望能够被维多利亚女王召见，当得知这个希望终不能实现时，他在寓所里绝食而死。

1858年2月英国人重新开放关闭了十七个月的港口贸易，派出由中国警察和英国海军陆战队共同组成的巡逻队，沿街维持广州城内秩序。

朝廷把这场灾难归咎于叶名琛，虽然他已远在印度，却丝毫不耽误他承担骂名。这位无限忠君爱国的官员转眼就被他侍奉的主人抛弃，与前一次那位倒霉的林则徐惊人的相像--- 在他们开足马力与外国人打嘴炮时，他们效忠的君主微笑点头“朕心甚慰”；在事态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时，翻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 “都是因为你才招来的外鬼！佞臣误朕！” 仿佛他是无辜的，什么都不知道。

面对广州陷落，北京以一种愚不可及的乐观心理指望广州乡村民团能把入侵的外国人赶走。激起民众的排外情绪并不难，稍微灌输一点仇恨西方的观念就能让广大蝼蚁分外眼红，摩拳擦掌。可是让他们战胜英法联军是天方夜谭。在几万乡民成为炮灰之后，清廷不得不选择和谈，在天津签下比两年前修约所要得多的多的协议，而在此之前，英军已将广州乡团的叛乱彻底平息。广州民众曾经以排外怒火长期阻止这些陌生人进城，现在开始习惯于英国人和法国人来维持秩序了。绅士领导的民团运动在乡村消亡。由于没有别的办法对付这些蛮夷，这里也象上海一样，蛮夷们被接纳加入地方政权机构之中。

平息完广州后联军开始从上海北上，1858年4月到达天津大沽港。虽然他们带来了十几艘汽轮炮舰和几千名步兵，他们却不是来打仗的。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目的是要谈判。英国公使额尔金要求清国皇帝派代表到天津，这位代表一定要象他从英国君主那里获得“全权”那样地有权，也就是说话算数。对中国来说，这种要求是奇特的。

然而中国已无力再说‘不’。额尔金为强迫咸丰皇帝派出全权公使，下令占领大沽炮台，步兵在天津登陆。清廷在几经抗议之后终于在1858年6月与英、法、俄、美分别签订了四个新条约。俄、美两国公使作为非武装的中立观察员乘坐自己的船只到来，他们也在这样的条约中获得了英国人和法国人通过战争取得的大部分特权，除了战争赔款。

看一下《中俄天津条约》与另两个条约的不同之处，就能发现俄国人从一开始就在索要中国的领土，而在贸易需求上不那么热衷。这条约里虽然没有割让北部领土的项目，但规定了“由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实际上就在前一个月，1858年5月，俄国已和中国驻黑龙江的将军奕山在瑷珲签订了一项条约，后来被称作《瑷珲条约》，该条约令中国失去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即外东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性割让领土最多的条约，而它的签订甚至没费俄国人一兵一卒，俄国提出来，中国就让。从这之后的五十年发展来看，俄国和日本是吞并中国领土最多的两个国家；英国自始至终只要了一个小岛，目的也还是为了贸易，香港在这之后很快成为远东最大的自由贸易港，可以佐证；美、法两国从未要求过中国一寸国土，除了和英国一样有贸易需求外，美国更注重文化和科技的传播，法国更注重宗教的传播。美国公使伯驾（曾是林则徐的私人医生），在谈判的前后曾对中国提出替你们建学校培养科技人才，赠送天文仪之类的请求，均被中国拒绝。

在《中英天津条约》里，还有一条令现代人苦笑的规定：从今天起，再不准管我们叫‘英夷’！（原文：第五十一款 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

中英两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南京条约》的第一条，就是平等，平等！英人等了十多年也没等来这个平等。中国天朝上邦，所有其他人种都是原始的外化之蛮夷，只配来朝圣进贡的心态堪称坚固无比，即使军事上输得很惨，也泯灭不了精神上的优越和胜利。

为了保证这好不容易用两次枪炮争取来的平等，此番《中英天津条约》的前五条，都在详细规定“大英钦差”（就是现在所说的大使）的权利。第一条就规定了英国有往北京常驻大使的权利，作为平等邦交国，你中国也有派大使常驻伦敦的权利。（原文：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意存睦好不绝，约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规，亦可任意交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英两国京师。）

英国人要往北京派常驻大使，而第三条甚至还规定大使觐见中国君主时，只行英国人的礼。这简直要了咸丰皇帝的命。在无计可施时他想到了那个被他贬斥的耆英，派他去和英国人周旋，希望这位善于和洋人搞关系的老年贵族能再次施展他的魅力。可英国人不仅不答应取消这一条款，还将他们从广州总督府里搜出来的，当年耆英为阻止他们进城，是如何欺上瞒下两边愚弄的文书上缴给了咸丰皇帝。咸丰大怒之余赐耆英自尽，这使耆英成为清朝后期十分罕见的被处死的满洲大员，上一个还是40年前的和绅。顺便提一句那个夷务专家吴道台。他在和英、美、法签完上海租界自治的条款后不久，就被清廷革职查办，罪名是一、养贼；二、通夷。和林则徐一样，他被判流放新疆，可他比林则徐幸运，因为他的脑筋比林则徐灵活，会和上上下下各方神圣搞关系。他花大价钱买通了官场，竟免去了发配之苦。不过无论如何可以得出结论，给那一家子打工，实在是太难太难了。以前的天家，今天的赵家，给他们出力办事，实在是太难太难了。无论你是忠心还是贰意，无论你是秉公还是徇私。古有林则徐、叶名琛、琪善、耆英、吴健彰；今有徐明、王健、肖建华、吴小晖、刘希泳...这个名单还会继续很长很长。

与其说西方在强按着中国的脖子让你低下头签署条约，毋宁说西方在强押着中国接受现代化的国际规则。在逼迫着中国参赛，逼着中国按国际上已有的规则玩这场游戏的过程中，中国极不情愿地，一点一点步履蹒跚地，纳入了全球体系。西方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抱有幻想，希望这个古老帝国通过这个途径不断地融入，尽管百般抵触，最终还是能够实现政治上的变革，成为和他们在思想上、价值观上、意识形态上的共同体。这个幻想从1840年一直存在到今天，不知经过这最新一轮的挫败，是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