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个北京的春天

那一年春天，我正在北京上大学。四月底的一个晚上，上完选修课回到宿舍，正准备洗漱一下上床睡觉，室友匆匆忙忙从外面跑进来，问要不要一起去天安门。明天是胡耀邦的追悼会，估计届时会封锁广场。如果想参加追悼会，最好今晚就动身，在广场呆一夜。
 
我们几个都是两耳不闻天下事的书呆子，平时即使偶尔关心一下时事，也只是发发牢骚，从不身体力行。对胡耀邦去世后校园里的种种风吹草动，我们有所耳闻，却从来没有目睹。但今晚来撺掇我们的是同宿舍的姐妹，而且到天安门广场过一夜听起来也很刺激，我们稍一犹豫，就点头答应了。
 
从校园到天安门广场有二十几公里的路程。我们换上暖和的衣服，骑上自行车就出发了。自行车是我校学生必备的交通工具。当年来学校报到时，我印象最深的既不是阳光明媚的主楼，也不是小资情调的荷塘，而是宿舍楼前黑压压的一大片东倒西歪的自行车。其实我自己也带了一辆自行车来学校，但还是没有料到，大家的自行车挤在一起，可以有这样气吞山河、摧枯拉朽的气概。平时我们上课、进城、郊游、去外校找同学都是骑自行车，今天当然也不例外——况且这个钟点也没有公交车可坐了。一路上大家唧唧喳喳地兴奋着，毕竟这样的事情不是天天可以遇上的。到了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有很多学生。我们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广场上的一夜寒冷而漫长。坐在水泥地上，睡意一阵一阵袭来，恨不能找个地方去睡一觉。好不容易盼到天亮，等到追悼会开始，再不徐不疾地开完，我们在广场上已经呆了将近二十小时。开完追悼会，大家一时还没离开广场，我们也坐在人堆中聊天。突然身边一阵骚动，有人说，“看，有人跪下了。”我伸长脖子，果真看到了人民大会堂前三个下跪的背影。

我心里顿时生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复杂感觉。来美国后，坐在办公桌前跟同学讨论问题时，美国同学尤其是高大一点的小伙子，常常随随便便就朝地上一跪。刚开始我觉得很别扭，但慢慢也就习惯了，因为我意识到在他们心目中，跪只是和站、坐、蹲类似的一个动作，并没有特别的含义。但我们中国人不同。在中国文化中，下跪是“屈膝”的意思，是把自己摆在低人一等的位置，用自己的屈辱来换取同情，逼人就范。我佩服下跪者的勇气，多半也会支持他们的诉求，但下跪这个举动对我来说是太煽情了一点，我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完全接受。
 
追悼会结束后，我们随人流走出了广场。但大家并没有马上作鸟兽散，而是还在广场附近的街道上游行了几圈，一边走，一边高喊“打倒腐败”之类的口号。街边有很多人围观，都流露出关心和赞许的表情，还有商人朝我们扔面包。我突然感动起来。关于学生运动的电影和小说是我们这代人曾经狼吞虎咽的共同的精神食粮。我一向崇拜那些热情勇敢的青年学生，觉得他们的行为中有一种动人的浪漫。现在我也走在北京的街头，也受到市民们的拥戴，俨然觉得自己也成了《青春之歌》中的角色。
 
开完追悼会回到学校，就传出了罢课的消息。但罢课究竟是否开始了，每个人却有不同看法，所以课还是在上着，只是上课的学生一天比一天少。有一次阶梯教室的物理大课竟只有寥寥十几人露面。我既没有心思上课，又不想缺课太多，每天都要为上课还是逃课的问题纠结，最希望的就是有人一声令下，让课全部停下来，结束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
 
但这种举棋不定的局面很快结束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言辞犀利的社论，引起了强烈反响，即使是最温和的学生也激愤起来。同学们决定上街游行，我和好友也一大早赶到集合地点，和大家一起往校外走。但我们这拨人没赶上大部队，像一群稀稀落落、无精打采的散兵游勇。我和好友走着走着就泄了气。“算了，不然不要去了？”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对方，于是就错过了这次行动。
 
然后学校真的罢课了，生活一下闲散起来。我们突然有了很多时间，来享受北京的春天这个美好的季节。与我的南方家乡悄悄地、不知不觉来临的春天不一样，北方的春天总是来得轰轰烈烈。突然，天蓝了，阳光暖了，白杨树绽出新绿的叶子，迎春和紫荆都怒放起来，空气里飘荡着温暖的躁动不安的春天气息。校园里变得热闹，布告栏上贴满了舞会的广告，傍晚广播里的古典音乐也特别撩人。我们的血好像流得快了一点，脚步轻飘飘的，脑子恍恍惚惚的，心中充满了浪漫的期待。
 
但这个春天不一样。没有人在宽阔的大操场举办“五月之夜”狂欢晚会，就连每周六在油迹斑斑的食堂举行的舞会也找不到了，我们却有了更多时间。我们坐在镜子前，以从来没有过的耐心，一丝不苟地化妆，把长长的头发抓到脑后，梳一个斜斜的马尾，衣服换来换去。然后去图书馆，看闲书，第三帝国的兴亡，阿加莎克里斯蒂。主楼的英文阅览室成了我最常去的地方。在阅览室读一晚上的书，然后步履轻盈地从楼前宽宽的台阶走下来，深蓝的天空缀着几点星星，裙子在晚风中轻轻飘动。
 
学潮还在继续着。每天都有很多新闻。学生和中央对话了，学生开始绝食了，《世界经济导报》被整肃了，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受阻了。有熟悉的同学经常高举一杆红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也有熟悉的同学头上扎一条红布，到天安门广场绝食。但我在任何运动中都是消极的旁观者，在任何组织中都是边缘人物，现在也不例外。有时候我也会想像学运到底会怎样进行下去。难道当局会做出让学生满意的让步吗？难道学生会自动偃旗息鼓，回到校园里来吗？似乎都不可能。所以，这场学潮会怎么结束呢？我想不出来。好在我也不用操这个心。我还是过着逍遥的生活，逛图书馆，读英语，和同学闲聊，在校园里寻找残存的舞会。
 
五月中，我们决定去参加全市市民大游行，支持天安门绝食的同学。出发前，我们在宿舍做了很多小三角旗，上面写上时髦的口号。城里的马路水泄不通，走路的、骑车的、开车的全都挤在一起。有一位司机摇下车窗，向我们讨了一面小红旗，然后一边按着喇叭，一边摇着旗子，在人潮中徐徐前进。因为人实在太多，我和同学们走散了。我跑到离市中心较近的一所大学，找到高中同学，在她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才回学校。
 
学校还在继续罢课，但舞会渐渐多起来。六月初的一个晚上，我顺着隐隐约约的音乐声找到了一个正在举办舞会的食堂。因为没有竞争对手，食堂里比平时还挤。我随着熟悉的音乐在人堆中蹦跳旋转，玩得很尽兴，出了一身大汗。
 
跳了很久，有些累了。趁着两支曲子间的空隙，我从人群中钻出来。走到食堂门口，突然听到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原来是Z。
 
“维立，你要走了吗？再跳一会儿嘛。我和D在那边，一直想请你跳舞，但总插不进去。”
 
D在那边？我心动起来。D身材挺拔，舞姿优雅，是舞会上的白马王子，我早就在舞会上注意过他。后来我们认识了，还一起去过不少舞会。
 
“行啊，那我就再跳一会儿。”我跟Z回到舞厅，找到了D。我们几个人一起又玩了好一阵子，直到舞会结束。
 
回到宿舍，已经快半夜了。我在床上躺下来。迷迷糊糊的睡梦中，窗外的喇叭突然响起来，一位女同学用悲愤的声音说：
 
“同学们，同学们，他们向我们开枪了。”
 
于是，那一个春天就这样突然结束了。在那个春天之后的夏天里，我们都匆匆忙忙地离开校园，又被匆匆忙忙地叫回来，继续剩下的大学生活。而我自己在那个春天的经历，虽然远比很多其他同学的经历要苍白和平淡，还是在脑子里留下了比任何一个其他春天都更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