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汉的红菜苔想起的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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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我们的退休俱乐部每月一次的活动时，一位朋友带来不少武汉的红菜苔苗，我也要了好几棵，种到了自家后园。今年二月份，红菜苔长大了，挺拔的菜苔伸了出来。趁着尚未开出小黄花，将带有花苞的菜苔剪下来，切成段，与腊肉一起炒着吃，清香脆嫩，味道十分鲜美。这是一道极有武汉特色的菜，与我久违已有三十多年了。这些日子，武汉爆发了大规模的新冠病毒瘟疫，每天确诊为该病的人数都在增长，死亡人数已超过二千，令人忧伤。这几天，每当我吃着碗里的红菜苔时，我的心就飞到了武汉。虽然全国人民支援了武汉很多物资，包括新鲜蔬菜。可是武汉人民还能吃上自己家乡的特有的蔬菜—— 红菜苔吗？我那些三十多年前的武汉朋友可还安好吗？在思绪的引领下，我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
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生物系师从我国著名的原生动物学家史新柏教授，获得了动物学硕士学位。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我的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阵容强大，由当时全国原生动物学界三大名教授组成，他们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张作人教授，北京大学的陈阅增教授和武汉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沈韫芬教授。我就是在那次答辩会上结识了武汉的沈韫芬教授。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生物系当上了教师。一九八三年，沈韫芬教授亲自来函，邀请我参加由她主持申请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的一个项目即编写中国动物志原生动物缘毛目志。我欣然接受。我们当时有一个全国性的合作班子。武汉中科院水生所是主持单位，由原生动物分类和生态学科组的沈韫芬，龚循矩，顾曼如三位老师参加。合作单位与人员则包括陕西师范大学李远芳、南京师范大学徐家铸、暨南大学阮惠板、东北师范大学徐锐贤、四川大学李善祺和我。合作组成员多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毕业的老大学生，我是年龄最小的，大家称我为小兄弟。(左起：龚循矩，后勤人员，徐锐贤，沈韫芬，顾曼如，阮惠板，李善琪，徐家铸，作者) 记得第一次合作会议就是在风景美丽的武汉东湖边的水生所召开的。那时候经费很少，开会也没有什么宴请，大家吃食堂。开会期间，由龚循矩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他多年来在野外采集原生动物的经验；顾曼如老师介绍如何规范化地描述一个种类；沈韫芬教授则系统地介绍了原生动物的分类系统及缘毛类的主要特征。缘毛类是单细胞原生动物纤毛虫中的一大类。在营养期时体部纤毛退化，而围绕口部却有十分发达纤毛器。它包括自由生活种类和寄生种类，海洋、淡水和土壤中均有分布。由于自由生活的缘毛类多数为固着生活，因此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观察与鉴定，被选为原生动物纤毛虫中首先写志的一个目。中国动物志是中国动物分类学重要科研项目，志在记录中国境内几万种动物的各项特征及研究成果，对于搞清国家资源意义重大。我们都为能参于这一项目而自豪。会议期间，气氛非常热烈融洽。李远芳老师的泼辣，徐家铸老师的认真，顾曼如果老师的细心，龚循矩老师的认真都给人以深刻印象。而最令人难忘的还是要数沈韫芬老师的直率热情及极强的感染力。会议期间沈韫芬教授还在家里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她的先生炒得一手好菜。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红菜苔炒腊肉。那是我第一次尝到这个菜。虽然沈韫芬教授与她的先生都是上海人，但是在武汉生活了这么多年，早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湖北佬”，连红菜苔这个菜都做得那么到位。以后我每次到武汉，在路上看到人们的菜篮子里的红菜苔，就会十分切亲切。
水生所的三位老師对我这位“小兄弟”真是好得没底。每次为了项目去水生所，总是受到他们的热情欢迎。不仅在业务上精心指导帮助而且在生活上给以关照。记得我曾经去水生所参加过一次由他们几位老师举办的全国微型生物群落PFU水环境监测法的培训班。沈韫芬教授于1980年到美国著名的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卅立大学做访问学者。她进行研究的实验室是当时在美国水生环境保护学术界有极高威望的小约翰·凯恩斯博士（John Cairns, Jr) 领导的。她在那里学习了用PFU (Plague Forming Unit) 来收集水中的微型生物，并用微型生物群落的组成和多样性来测定与监视水质的变化。沈教授凭她扎实深厚的原生动物分类学的功底以及她敏锐的洞察力，很快掌握了这一技术，並决意要将这一技术推广到中国。回国后，她就组织了数次培训班。我记得我当时参加的那个培训班有三四十个学员。课堂就设在水生所东湖边的一条采集船上。我们在船上听各位老师给我们介绍水生微型生物各门类，从理论上先进行武装，並从图片上进行识别。然后从水中捞起前一天浸泡在湖水中的方型泡沫块，挤出水样，在显微镜下观察，需要快速地鉴定优势种类与非优势种类。但显微镜下水生微型生物王国可谓琳瑯满目，有如此众多的原生动物，藻类及多细胞的浮游动物。最困难的是原生动物一经固定液固定就会面目全非，无法鉴定。因此需要进行的是活体鉴定。我虽然是原生动物学科班出生，又在南开大学教授无脊椎动物学。可遇见这么多的生物在显微镜下招摇过市，也不免“望镜兴叹”了！好在三位老师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地教我们，使我们平添了很多的信心。龚循矩老师人如其名，平时为人一板一眼，循规蹈矩，说话慢条斯理，很少表态。但到了显微镜前立时变了个人。只见他忙前忙后，耐心地为我们讲解，鉴定种类时更是雷厉风行。学员一举手，他就立即赶到，很快就能定出种类。顾曼如老师则更为细腻，不仅告诉你这是那一种，还会告诉你以后如何抓住这一种类的特征。为了教我们，她会在显微镜的视野中，选择好某一个正在缓慢游走的原生动物，让学员立即观察，她则在边上指点看这个单细胞生物时要抓住的要点。沈韫芬老师则更有大将风度，不仅照顾到每个学员的需求，还不断地将具有共性的问题进行大组讲解。每个学员通过培训班都是满载而归。我回天津后，很快就能将PFU法运用到科研中去。此后以三位老师为主力的水生所团队又先后对武汉生活污水，湖北葛店化工厂污水，北京燕山石油废水，重庆嘉陵江污水等处实际运用PFU法来监测水质，提出治理措施。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对水污染的防治。1990年，沈韫芬教授团队出版了82万字的专著《微型生物监测新技术》，获得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1991年，她主持的《水质— 微型生物群落— PFU法》，经国家环境保护局通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这也是生物监测领域中国自行制定的首项国家标准並且获得了国家环境保护局的科技进步一等奖。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凯恩斯教授一直与沈韫芬教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十分欣赏沈韫芬团队在PFU法的推广和应用上取得的成就，称沈韫芬教授为“建立微型生物群落评价的世界领导者之一”。
我第三次去武汉水生所仍然是为了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中国动物志原生动物缘毛目的项目。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合作组的成员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我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大江南北，采集了几乎所有的重要水域的标本，包括人跡罕见的新疆博斯腾湖，塔里木河等地。我们白天跋山涉水，到处采样，晚上在极艰苦的条件下挑灯夜战，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和鉴定。 缘毛类纤毛虫非常微小，其细胞体与柄又极易伸缩变形。我们必须在显微镜下进行活体观察和仔细绘图，画下细胞核及各种胞器的形状，才能正确地鉴定种类。发现新种时，还需用银浸法制作银线染片和活体显微摄影。到八六年时各合作单位将各自负责的区域的缘毛类的初稿已经完成並交到了水生所。沈韫芬教授与我商量，请我去水生所住上一个月，定下心来帮助统稿。作为合作组最年青的“小兄弟”，我义不容辞，一口答应。这次去武汉，我就象是在水生所上班一样。住在水生所的招待所里，每天到沈教授领导的原生动物分类与生态学学科组的办公室去上班。先是与沈韫芬，龚循矩，顾曼如三位老师一起过目每位协作组成员交来的稿件，然后要将各协作组成员记录的同种的缘毛类纤毛虫归併到一起，综合各位对每个种的个体大小，形态结构，生存环境，采集地点，地理分布，经济价值等的描述，统一术语。並要从大家画的草图中挑选最详尽的图象请学科组的绘图员郑英绘制成工笔画。郑英是一位有经验的绘图员，她跟随三位老師多年，这个学科组以前出版的《西藏水生无脊椎动物》一书中的原生动物的插图都是她绘制的。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定下大方向之后，我就开始对每个种进行综合描述。这一个月的时间对我来说只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每天与三位老师，郑英，还有新近分配来组工作的年轻人冯伟松等在一起就象是一家人一样。对他们几位一丝不苟的科研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印象深刻，不可忘怀。由于有一个月的时间，周末我就到武汉的风景区逛逛。水生所就在东湖边上。东湖碧波万顷，青山绿水，风景如画。我最喜欢去新建的寓言公园。那些造型新颖的雕塑静静地诉说着含义深刻的故事，给东湖增添了不尽的文化氛围。在这个月里，我还有机会结识了水生所的很多知名学者专家。与书卷气十足的陈受忠教授和才气横溢的梁彦龄教授的简短聊天，令我有胜读十年书之感。热情的沈，龚，顾三位老师屡次请我到家用歺。每家的菜肴各有千秋，但是有一个每次都有的菜，那就是红菜苔！在我看来红菜苔的红色正是来自于武汉人的满腔热忱！
我们的这本缘毛目志的工作的进展后来並不顺利。原生动物种类繁多，以前的基础研究在中国又比较薄弱。八十年代时科研经费十分紧缺。作为主持单位的武汉水生所原生动物分类和水生生态学科组在这个项目上才总共获得5100元。象我们协作单位每人才获得经费2500元。因此一度搁浅。到九十年代初，沈韫芬教授又从自然基金申请到一部分追加经费。但此时我们协作组的成员已经退休的退休，出国的出国。龚循矩老师又突然病故。人员不得不大换班了。沈韫芬，顾曼如二位教授锲而不舍，在经费不多的情况下，另起班子，呕心沥血终于还是将这部专著完成了。沈韫芬教授在原生动物学和环境生态领域成绩卓著，于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面对这科学界的最高学术称号，她再接再厉，在学术上不断探索创新，培养人才，承担重大课题。2003年8月，年届古稀的沈韫芬院士依然亲自率队去云南采集水生生物样本。她们行程超过5000公里，一个月内去了澜沧江、怒江、金沙江等水域取水样，踏遍了云南所有的山山水水。 结束工作后从大理返回昆明途中，不幸发生了车祸。当时沈韫芬教授伤情最为严重，几根肋骨撞断，颅内出血，脸部缝了十几针。此后她的健康状况就一直不好，于2006年10月31日去世。使我国过早地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令人扼腕痛惜！
三十多年过去了。最近我每次在家后园采摘红菜苔时，就会想起在八十年代时在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度过的日子。想起武汉的这些老朋友。当年作为“小兄弟”的我现在都已经古稀之年了，当年在武汉水生所结识的一些朋友还安好吗？这些天看到武汉封城，我更加心焦如焚。我就拼命寻找有关水生所的消息。在网上没有看到任何消息。应该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吧！顾曼如老师，郑英，冯伟松你们都还好吗？你们还能每天吃到红菜苔吗？这两天武汉的情况已经大大好转。我深信，武汉人提着装有红菜苔的菜篮子在大街上自由行走的日子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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