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六：不待其穷
王夫之《周易外传》乾六：
“ 九四之跃，时劝之也。九五之飞，时叶之也。上九之亢，时穷之也。若其德之为龙则均也。夫乾尽于四月而姤起焉。造化者岂以阳之健行而怙其终哉？时之穷，穷则灾矣。然而“先天而弗违”，则有以消其穷；“后天而奉时”者，则有以善其灾。故曰“择祸莫如轻”。知择祸者，悔而不失其正之谓也。
朱、均之不消，尧、舜之穷也。桀、纣之丧师，禹、汤之穷也。尧舜不待其穷，而先传之贤以消其穷灾不得而犯焉。禹汤之持其穷也，建亲贤，崇忠质。不能使天下无汤、武，而非汤、武则夏、商不亡，终不丧于夷狄盗贼之手。景亳之命，宗周之步，犹禹、汤晋诸廷而授之矣。
三代以下，忌穷而悔，所以处亢者失其正也，而莫灾于秦、宋之季；秦祚短于再传，宋宝沦于非类。彼盖詹詹然日丧亡之为忧，而罢诸侯，削兵柄，自弱其辅，以廷夷狄盗贼，而使乘吾之短垣。逮其末也，欲悔而不得，则抑可为大哀也已！呜呼！龙德成矣，而不能不亢，亢而不能不灾。君子于乾之终，知姤之始，亦勿俾赢豕之踯躅交于中国哉！”
这里讲的是《易经》乾卦上三爻：“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
“九四之跃，时劝之也”。劝，劝勉，勉励。王夫之《周易外传》乾四解释“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勉以成时也”。讲到“六位时成”，从初九到上九六爻表示的是一个时间秩序，国运、命运、乃至公司命运到了“九四”就是奋发努力的阶段。这就是“时劝之也”。
“九五之飞，时叶之也”。叶作为动词，就是和洽，协和；如写诗合辙押韵，称为叶律、叶韵。九五是阳爻居阳位，就是和洽。有如得天助。帝王称九五之尊，九五就来自乾卦九五：飞龙在天。这就是人生、国运发展到如日中天的顶峰。
“上九之亢，时穷之也”，亢，就是过头了。九五已经是“在天”了，已经是顶峰了，上九就是过头了，就是亢。穷，就是事物发展到了尽头了。事物生生灭灭，才有生生不息。没有不散的宴席。“若其德之为龙则均也”，树有枯荣，月有圆缺，这些都是事物变化的周期，事物本性并没有改变。均，就是调和，就是平等。夏天树木繁华和冬天树叶凋零就是一种调和。命运有荣辱，国运有治乱兴亡，但人要有定力，要保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就是龙德。
“夫乾尽于四月而姤起焉”。为什么是四月呢？东晋的易学家干宝把乾卦的初九定为农历十一月，九二定为农历十二月，九三一月，九三二月，九五三月，上九四月。所以有王夫之“夫乾尽于四月”之说，说的就是上九亢龙有悔。初九潜龙勿用，对于十一月，农历十一月含大雪和冬至两个节气，冬至是白天最短的一天，过了冬至，白天就越来越长，日照时间越来越长，所以冬至就是一阳生，就是大地微微暖气吹，就是初九潜龙勿用。以十二地支对农历十二个月份，就是十一月就是子月，十二月就是丑月，正月就是寅月，二月就是卯月，三月就是辰月，四月就是巳月。巳月包含立夏和小满两个节气，就是阳到了尽头，午月包含夏至，夏至就黑夜越来越长，就是一阴生，这是《易经》阴阳循环的哲学思想。月满了，就开始亏损。所以，上九老阳要变，就变成了初九阳爻变阴爻，变成初六，因此乾卦就变成了姤卦。这就是“夫乾尽于四月而姤起焉”。
“造化者岂以阳之健行而怙其终哉”？怙：依靠，仗恃。事务有其兴衰生灭的自然规律，不会因为花好看而永远不谢，不会因为青春美好而永不衰老。
“时之穷，穷则灾矣”。事务发展到末期，就会衰败。人老了，就会病死。命运如此，国运如此，时代运势亦如此。西方统治世界的五百年历史也到了穷途末路，这就是时代剧变的必然规律。今天发达国家普遍通胀，就是穷则灾矣。
然而“先天而弗违”，则有以消其穷；“后天而奉时”者，则有以善其灾。故曰“择祸莫如轻”。知择祸者，悔而不失其正之谓也。一言以蔽之，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先天而弗违，有以消其穷。《周易·系辞》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是“先天而弗为，有以消其穷”。既然一个时代已经鼎盛了，就不要违反规律维持那个时代，就应该改变时代以消其穷。《史记·天官书》云：“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建国后三十年一变，变则通，通则久，是小变。百年屈辱后而成立新中国是百年中变，建党百年而消除贫困是百年中变。西方列强航海大发现统治全球五百年是大变。西方统治世界的单极国际秩序正在土崩瓦解。人类社会必须变则通，通则久。1916年孙中山在海宁观赏钱塘江八月十八潮，事后有感写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对王夫之这段话的最好注解。孙中山胸怀比起曹操东临碣石观沧海胸怀高一个层次，气势磅礴且张扬儒家世界观宇宙观。
王夫之又用历史正反两面来注解“不待其穷”。他说尧和舜的儿子调皮捣蛋，不肖，不像尧和舜那样贤能，尧禅位给舜，舜禅位给禹，是“不待其穷”，消其穷免其灾。而夏朝灭于汤武革命，商朝灭于武王伐纣，就是“亢龙有悔”。王夫之还说，夏朝不会因为没有汤王就不灭亡，商朝不会因为没有武王而不灭亡，这是规律使然。同样地，西方资本主义不会因为没有中国崛起而不灭亡，中国崛起是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而已，这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任何一个制度，一个政策，都有“时之穷”的时候，都会有过时的时候，都会有“穷则变、变则通”的时代需要，这就是中国改革红利的哲学基础。改革，就是“不待其穷”，就是先天弗违以消其穷、后天奉时以善其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