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王叔趙姨（中）

 

王叔只有一條腿，閒談中，他也毫無顧忌地告訴了我，他是怎樣失去了那一條腿的。那是一九四九年，王叔二十六歲，有天左膝痛得難以忍受，經協和醫院醫生檢查後，宣布他患了骨結核，於是決定高位截肢，用王叔的話來説，進醫院的時候還是國民黨傅作義的天下，等出了院，就成了共產黨的天下了，一進一出，竟跨了兩個時代。也因此，王叔常以“獨步人”自稱。

其實，王叔自己也覺與常人不同，他曾指着他的眼珠叫我注意觀察，果然，他的眼球外周竟是一圈灰藍色的光圈。王叔說他晚上不開燈都能看見，連趙姨都在一旁打趣：是啊，一到晚上你王叔眼睛就變綠了，跟狼似的。他們兩夫妻時常開玩笑，從不把我當外人。

說王叔是異人，還要說說他精於命相學，不僅善觀面相，更常以諸葛亮馬前課為朋友事前估算，我本人便是一例。一九七八年底我父親突然去世，母親很快得到批准去了香港，北京只剩下我一個人，前途暗淡，我的心情就如跌到谷底，王叔便對我說，你別着急，一年之内你就會成行，那時是一九七九年中的樣子，我說王叔您真會安慰人，王叔也不多說，只說那你就等着吧。結果，果不其然，年底便獲批准，一九八零年三月我正式移居香港。二十多年後，在溫哥華認識一位北京來的女士，八十年代她在北京的時候，經人介紹見到王叔，跟我一樣，王叔用馬前課掐算，竟準確算出她的移民大約時間。由此可知，在我離開北京以後，王叔的馬前課預言能力在京城很有些名氣了。

七十年代，王叔趙姨是我關係最近的朋友，我跟他們可以無話不談，全然不必顧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畫面就是：在那間空曠的大北房，孤燈之下，王叔一刀一刀在那堅硬的青田石上面恣意游仞，刀鋒刻在石頭上的那種尖利聲音回蕩在破舊的空房子裏，我看着他一點一點地刻完，然後又刻上邊款，將石頭放在小爐子上面稍微加熱，再塗一層薄薄的蠟，最後用一塊軟布擦，直到擦得精光閃亮。這最後的步驟，如果我在他的家裏作客，我便會攬過來幫他做，一邊做一邊聊，王叔也趁此機會告訴了我一些關於石頭的知識，如何鑒別，如何欣賞等等。那個時候，因爲他們倆的敏感身份，來南竹竿胡同拜訪他們的客人不多，而我同樣出身黑五類，我根本不在乎他們的所謂敏感身份，如此，才有這樣特殊的機會，與他們結成忘年之交。

一九七八年，王叔趙姨用他們的四合院換了一套和平里的單元樓房，雖説四合院的面積比單元樓大得多，但單元樓勝在方便，尤其在北京寒冷的冬天，有暖氣裝置的單元樓是當年很多北京居民的夢想，我實在替他們高興。新單元在二樓，他們添置了新家具，更將文革中抄家退賠的一個帶玻璃門的展示柜，擺在客廳靠窗的墻邊，他們指給我看裏面的東西，有古董有藝術品，但東西太多顯得有些繁雜，看了多少遍也沒有什麼印象。

兩年以後的一九八零年，我離開北京移居香港，臨行之前，王叔送了我一塊田白石，雖然沒有田黃石的名氣大，但也是貴重如同黃金的石頭，他在上面淺淺地刻了“長樂吉”三字，也沒有刻邊款，意思是叫我時常保持樂觀的人生態度。另一塊石頭也很名貴（忘了叫什麼名字），則刻了“日初”，大概意旨我移居香港一如一日之初，重新開闢另一種生活。

此後，每逢我囘北京必定去探望他們，有時索性就住在他們的小單元裏面。八十年代以後，王叔在北京篆刻界的名氣越來越大，甚至有日本人聼聞王十川的大名，也來特別登門拜訪，請王叔為他們刻銘章，我所記得的便有西園寺公一和日本皇族嵯峨。當年中國人大多經濟拮据，請王叔刻章的，大部分都是不講金錢只托人情，但日本人卻是“真金白銀”地給王叔，而且價錢不菲。於是，王叔就請他們將款項寄到香港，由我來替他存在銀行。我跟王叔真的是百分之百地互相信任，我特別到香港的一間日本銀行開了戶口，專門存王叔的錢。每年囘北京，我便帶上所有銀行給的單據收據等等交給王叔。大約一九八九年前後，王叔可能覺得沒有必要再將這些錢放在香港了，我便將那些錢連本帶息還給了王叔。

自從八十年代後，因改革開放，國門大開，北京政策多少有些鬆動，他們的朋友明顯增多，王叔的名氣也開始越來越大，我去北京去拜訪他們，常常會踫到他們的朋友來訪，王叔乾脆就這樣介紹：這是我們的乾女兒，剛從香港回來。我笑笑，也不去解釋，就算默認了吧。

大約是一九八五年，我囘北京，又到和平里去探望王叔趙姨，王叔給我講了個故事：那天來了個老頭兒，還跟着一個年輕人，那年輕人畢恭畢敬地介紹，這位是李政委，我請他落座後，便跟他說您是戎馬中人，職務政委，但我並非您的部下，稱政委恐怕不妥。然後我問了他的貴庚，便說您長我兩歲，我就叫您李大哥吧。李政委聼了起初一怔，緊接着露出政委式的笑容，好，好，直爽，痛快。王叔說完，仰頭哈哈大笑，我跟他說，您也不怕人家又說您翹尾巴了。王叔挺直了身子，微笑道：

 

 “我做人一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獨立不慚于影。五七年反右派時如是，文革中被迫勞改也如是，今天封了個大師號，我仍如是。”

 

 那一年，中國書法家協會贈與他篆刻大師的稱號，我們這些看着他從潦倒中一步步走過來的朋友，無不唏噓。而看到王叔面對名利的那種瀟灑，更令我敬仰不止。

 

 過了那個令人難忘的天安門六四事件，來年的冬天，即一九九零年冬天，我和一位香港太太搭伴去了北京，這位太太對骨董藝術甚感興趣，聼我說起王叔，馬上來了興趣，非要跟我一起去北京見見王叔。說起這位太太，還頗有來頭，她就是當年香港正當紅的鄭姓電視藝員的繼母。那次，我跟她住在同一間酒店，但不同房間，她比我來早幾天，已經拜訪過王叔。然而，就在那次在北京的日子裏，發生了我怎麼也想不到的事。

 

 那是我下榻酒店的第三天晚上，已經是深夜了，忽然電話鈴大響，我拿起電話，電話中是一陌生男人的聲音，很客氣，跟我核對了名字以後，便説：

 

 “請你出來一下，公安局的人要跟你談談。”

 

 在那個時候，六四事件剛剛過去一年，我又是香港報紙專欄作者，寫過許多篇抨擊中共在天安門廣場大開殺戒的文章，心想這囘一定是他們要給我點顔色看看了，當然心裏十分害怕，又不能打電話到香港求救，也不可能逃走，唯有硬着頭皮上了。我在電話中告訴對方，我穿好衣服便出來，心裏面卻是撞鹿一般忐忑不安，我慢慢地穿戴起來，雖然酒店房間很熱，我還是穿上了出外的大衣和圍巾，誰知道他們會把我拉到哪裏去呢，也許扣留幾天都有可能的，我心裏這樣想着，將我的香港證件小心地藏在大衣内側的口袋裏，深深呼了一口氣，再一次鎮定了一下我自己，擰開房間的門把手，原來門外已經有一個人在等候我了。

 

 “去哪兒談？”我問那個人，心裏出奇的平靜。

 

“啊，就在那邊的房間。”那人向前方用手指了指。

 

 那個房間顯然沒有客人住，床上的擺設基本沒動過，裏面有個人見我進來，馬上站起來打招呼，一口的北京話：

 

 “您來啦，沒什麼，就是想跟您打聽個事兒。是啊，這麼晚了，不好意思啊。”

 

 剛才在我房間門口等着的那個人，也隨着我走進來。聼口音，兩個人都是北京人，帶着濃厚的北京人説話的語氣。我問他要不要看我的證件，他說不用了，然後就問起我是哪天到北京的，又問這回來北京有什麼特別事沒有，準備待多久等等，最後話題一轉，問我會不會去看王十川，我說當然會去看他，心裏奇怪他們怎麼會知道我和王叔的關係，還沒等我把這事情猜測出個輪廓來，那人突然擡起頭望着我問道：

 

“你知道他們家失竊了嗎？”

 

 聽到他這樣問，我心裏的石頭反而一下子放下了，他們是爲了問這個問題而來的。我便開始從容地問他們王叔家失竊的前後，他們倒是很坦白，説是王叔報案的時候告訴他們，我這次來京是跟另一位太太來的，他並不認識這位太太，而這位太太在我來京前一天，便去拜訪了他，就在那天，王叔發現放在客廳玻璃柜裏的一件古董瓷瓶不見了。於是，王叔便懷疑是我夥同那位太太，偷竊了那件古董瓷瓶。

 

 心裏大呼冤枉的同時，也怪罪王叔怎麼居然向公安舉報我可能是疑犯之一呢？這麼多年了，難道王叔你還不了解我，信任我嗎？再説，王叔也知道我在香港從事筆耕工作，比較敏感，好不容易囘趟北京，還把我往公安局推。越想越生氣，回到房間，一夜未眠，第二天我做了決定----這次不去看望王叔了。一位北京朋友得知，勸我不要意氣用事---王叔明知你回京，卻不去看他，有可能更加深他對你的懷疑。說的也有道理，於是我挑了一個快離京的日子去看他，但心情卻是我認識他十幾年來最差的。在那間熟悉的和平里單元樓二樓，我像往常一樣問候他們，也談起失竊的事情，王叔仿佛很輕鬆大度地說道：

 

 “這事你不知道就算了，我們也不知道是誰幹的。”

 

 接着，他又描繪了一番那瓷瓶的樣式顔色等等，但我表示我完全沒有印象。確實是沒有印象，我只知道那個玻璃大柜裏放的大多是文革抄家退還回來的東西，因爲擺放的雜亂無章，我也從未細看過，當然沒有印象。其實，八零年以後，王叔家裏賓客不斷，人多手雜，真的説不清是誰幹的。不過，此事竟懷疑到我的頭上，我冥冥中有種感覺：王叔對於香港來的人，即使熟識如我，也跟政府一樣“綳緊階級鬥爭的弦”，懷疑一切，覺得“壞蛋”都是從香港那邊來的。那一次囘北京，我真是失望極了。雖然失竊一事跟我無關，但畢竟我和王叔之間有了隔閡，而且這隔閡難以愈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