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過時代苦旅的母親

母親辛亥革命那年出生於廣東汕頭一個大家庭，外祖父經營西藥房，一共十名子女，母親是老大，她自幼聰慧且樣貌出眾，高中畢業後，外祖父想讓她留在家裡幫手，因那個時代女孩子讀大學的非常少，但母親一心要讀大學，便請來學校老師說服她父親，結果，外祖父終於同意了，理由則是學醫也好，畢業後回來對藥房更有幫助。

結果卻是母親剛大學畢業，外祖父的藥房便被毀於日本人的一次砲彈襲擊。他為逃命從樓上跳下，摔斷一條腿，從此落下殘疾。而母親與父親同年於廣州夏葛醫學院畢業，那時正值中日戰爭開戰之際，他們匆忙在廣州舉辦了婚禮，不久便決定北上，去上海定居。

 一家人從上海到北京為國效勞

      父母當年都是充滿理想的年輕人，他們既不願留在已然淪陷的廣州，也不願去父親的出生地——英國殖民地香港，唯有上海——當年中國最繁華的城市，對他們充滿了吸引力。兩個年輕剛畢業的醫生，懷著夢想在上海開始了他們的共同生活。父親在上海肺病醫院任院長，母親則在家裡主持大局，樓下作診所，樓上則是一個夫妻恩愛富足溫馨的家。

一九五○年，中華醫學會召開第一次年會，父母皆被邀請出席，也就是在那次的大會期間，有人極力說服父親遷居北京，支援首都的醫學事業，父親一聽說可以報效國家，馬上同意。但母親卻並不熱心，三十多年以後她跟我說，上海診所已經做了十年，生活也上了軌道，北京當年條件甚差，到處塵土飛揚，但父親一腔熱忱，無論如何都要去北京，母親沒他辦法。我從他們當年在北京拍的照片也可看出，母親的表情僵硬，沒有笑容。莫非憑女性特別的直覺，母親已經預感到了什麽？

全家移居北京之後，正是中共向知識分子大開殺戒之始，作為妻子，每次政治運動，母親都提心吊膽地跟著父親受罪，精神壓力非常大，她自己本身是小兒科兼婦科醫生，工作認真負責，全醫院的醫生護士及病人都有口皆碑。反右那年，醫院上級領導特別找父親談話，讓他發表意見，幫助黨整風，父親雖經過三反運動，卻依然毫無政治意識，母親提醒他千萬不要講話，父親卻認為母親太謹慎，人家那麼誠意拳拳，還說了「言者無罪」嘛，於是他對醫院過分依賴蘇聯專家提出意見，又說醫院本是治病救人的地方，沒有必要設立黨支部，等等，當然，這就中了共產黨引蛇出洞的陽謀，他不僅被停職停薪，並被打成極右派，還被逐出北京，在河北塞外的承德專區下屬的一個鄉村醫院接受監督勞改。

母親從那時起，就母兼父職肩負起全家的責任。其實母親在反右運動中，並未講什麼話，也沒有犯所謂錯誤，但是反右之後，父親被醫院開除，母親也受牽連，不能在那間醫院繼續工作。假如一定要講出母親的「錯」，那就是她是極右派的老婆。在那個時期，這是一種盡人皆知的規則，一人得罪，全家遭殃。是中國封建制度遺留下來的株連傳統。（多年後，才曲折從人事幹部口中得知，原來母親被劃成「中右」分子，並記錄在她的檔案中）。

 五七年反右，厄運降臨的一年

 一九五八年那一年是母親十分艱難的一年，失去工作，要自己去找工作，否則家中四個子女的生活都成問題。當時母親認為她是醫生，哪裡不需要醫生呢？工作應該不難解決。不出所料，母親申請的新醫院一開始很歡迎她，可是過幾天就被婉拒。如是這般，申請了三四家醫院，情況都如此。

事情至此，她才知道那如影相隨的「個人檔案」有多麼大的威力——你作為醫生，你的專業經驗是受人民大眾歡迎的，但社會制度卻排斥你、拒絕你。這個制度體現在你的檔案中，檔案記錄了你的「社會關係」，丈夫是極右派，你本身也是中右分子。檔案像影子一樣永遠跟著你！

母親的失望可想而知，只是天無絕人之路。畢竟醫生這職業，是任何社會都不可缺少的。一天母親一位朋友相告，說北京師大幼兒園急需一名專科醫生（兒科），她可從中拉線介紹。

暗地裡，這位好心人跟母親說，你先進去做，不要理會檔案什麼的。那時，幼兒園正爆發傳染病，一位兒科醫生的到來簡直解決了大問題。另方面，幼兒園孩子們的父母大多是幹部或高級講師，不是忙於業務，便是忙於開會搞運動，常常不能接孩子回家，母親和保育員們就要擔當起照顧這些孩子的責任。

記得母親曾告訴我，我八歲的時候吧，有天突然患了猩紅熱，不能上學，家裡除了保姆沒有別人，母親又不能請假，她只能利用中午兩小時的午休時間，騎自行車從北太平莊的北師大，急忙趕回我們在東城區的家給我打針，路上來回要一個半小時。

母親說，她回到家不能久留，拿出準備好的針筒，一針扎在我的屁股上，匆匆忙忙用酒精棉擦擦就走了。出門的時候，聽到我的哭聲，她只得含著眼淚，蹬車回師大。回去上班，幼兒園的領導冷著張臉問母親去哪了，母親告訴她女兒病了，回去給她打針。領導嚴肅地教訓她說，你的女兒算什麼，我們這裡的每一個孩子都比她重要，以後未經我的允許，不准隨便離開。

不久，母親的檔案終於到了學校，領導很為難，如果將這樣一位具有豐富經驗的兒科醫生辭退，幼兒園的孩子們怎麼辦？萬一再爆發傳染病，那些高官家長也不好應付啊，於是純粹出於母親的傑出工作表現，領導將她例外留了下來。

而母親就更加努力地工作，兢兢業業，廢寢忘食，更提心吊膽，不敢有任何差池。那些年她每早六點出門上班，晚上十點多才回來，往往是我還沒醒，她已經走了，我睡着了，她才回到家。

我經常一連很多天都見不到她，於是有一天我自己決定搭巴士到北師大去找母親，記得中間還需要換一次車。到了北師大校門口，就跟人打聽校醫院（那時母親已轉到校醫院），人家看我一個小孩，索性就領我到校醫院。

見到媽媽，滿心歡喜，剛開口叫媽，只見母親轉過頭驚愕地望著我，第一句卻是：你怎麼到這裡來了？我正上班呢，哪有時間照顧你啊。我心裡委屈得說不出話，眼淚在眼眶裡打轉。

隨後，母親委託了一個下了班的護士照顧我，因母親那晚值夜班，不能回家，也不能休息，於是我被安排跟那個護士阿姨同睡一間診室。

第二天，這護士拉著我的手跟母親說，你看這孩子這麽小，晚上睡覺怎麼像個老人一樣「嘆氣」啊？當時我睡著了，自己全無意識。但母親是兒科專家，她當然明白我因缺乏父母的關注，夜間嘆氣是輕型兒童抑鬱症的症狀。——一位做了二十多年兒科醫生的母親，卻保護不了她的女兒。這就是我童年的時代。

 文革抄家關牛棚，廁所當診所

       我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一九六六年已全部離開家，只有母親和我相守在一起，也可以說是我陪伴她度過在北京那最艱難的歲月。文革初始我家還算風平浪靜，除了把我們四合院的房子全部繳公之外。

兩年之後的一九六八年，開始「清理階級隊伍」，這是文革中自上而下的一場暴風雨，所謂革命群眾認為歷史上有問題者、漏劃右派者和反動分子，通通揪出來，審查批鬥。母親即是其中的一個，他們給她的三大罪名是：反動學術權威、反動資本家和漏網大右派。所謂學術權威即母親是兒科婦科及內科醫生；資本家是指父母在上海開診所，「剝削」病人。

那年的夏天，師大紅衛兵來抄家，在我們胡同的牆上張貼了這三大罪名，前面加上「打倒」，後面母親的名字上面打上粗重的三個紅叉叉××。從那一天起，母親就不准回家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再見到她。

我當時上中學，絕對不敢把「抄家」這件事跟任何同學講，還裝得若無其事一般，可是幾個月之後，學校軍宣隊（代替校領導）派人找到我，鄭重其事地要我到北師大，做母親的工作（做工作，是共產黨的專用語，即按領導的意圖去說服別人）。

 那時已是冬天，我帶了一瓶肉末炒鹹菜（那是當年用來佐餐最好的配菜），穿著厚厚的棉大衣，戴著頭巾口罩去北師大。經他們的指示，來到一個十分簡陋的大棚，軍宣隊（也許紅衛兵）的人跟我交代：你要督促她好好交待，不准說別的。

我推開門走進去，房間不大，母親低頭坐在那裡，見我一個只露出雙眼的人進去，連忙說：

「我昨天剛交了一份檢查，不知你們還有什麼別的要求沒有？」

她以為我是逼著她交待的紅衛兵來了——見我不說話，她把頭抬起來望著我，我的喉嚨一陣發緊，淚水湧出來，我慢慢地將口罩除去。這時母親驚呼道：「原來是你啊。」為了掩飾我的窘態，我把那瓶肉末炒鹹菜推到她面前，接著大聲說道：
 

「你要好好交待你的問題！」

然後小聲告訴她，是他們叫我來的，母親點點頭，趕緊叮囑我家裡的事情，諸如冬儲大白菜要買多少，放什麼地方；蜂窩煤要買多少個，煙筒放在何處，等等。

母親被關「牛棚」（各單位私設的監房）八個多月，准許回家之後，醫生之職被剝奪了，她在醫院的工作只是打掃廁所跟洗刷藥瓶。

有天她正在廁所打掃，突然有一年輕女人推開廁所門，看看廁所沒有別人，神色緊張地對母親說，梁大夫，我的孩子一直是你給他看病的，最近他高燒不退，找別的大夫看過，總是不好。你可以幫幫我嗎？於是，母親就在廁所裡仔細詢問了孩子的病情，然後給她提了一些建議。

母親後來將此事告訴了我，長久以來的愁苦面容，竟然透出一絲寬慰的微笑，雖然她每天還是要去刷廁所洗藥瓶，但母親知道了病人是需要她的。自此之後竟然發生了幾起廁所診病的事，都是趁著廁所沒人，病人或病人家屬跑來問診。就這樣，母親被踐踏的自信與自尊一點一點找回來了。

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年底，母親才被「醫」復原職，在師大校醫院她不僅是兒科醫生，還是婦科醫生，假如沒有婦兒病患，她還要幫忙內科看診，忙得不可開交，往往是中午大家都去食堂吃飯了，母親還在看病，但她沒有一句怨言。

不過她因長期的精神壓力，身患高血壓心臟病，甚至導致聽力下降；另一方面，因文革的關係，大約十年的時間沒有新畢業的醫學生，母親雖早已過了退休年齡，卻不得不繼續做下去，一直到她六十六歲才正式退休。

 家庭的愧疚：母女之情父母之情

      我想在這裡補充一點，就是我和母親之間的溝通障礙。可能是因為母親長期陷於繁忙工作和那個嚴酷時代的氣氛，而造成的疏離，這大概也和少女青春期（現在通稱反叛期）的孤獨感有關吧。回想那些年，正是我的荳蔻年華（今天的女孩子是多麼豐富而幸運啊）。我和母親雖同住一個屋簷下，但沒有溝通，也沒有時間和心情溝通。我甚至懷疑過她是否我的親生母親，換句話說，我記不得什麼時候在媽媽面前撒過嬌，發過脾氣，接受媽媽的愛撫。甚至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覺得母親對我很陌生。我對她只有尊重、聽話，從來不會抗拒她，聽從她的吩咐做家務或給她或家裡辦事，可就是缺乏母女之間正常的親密接觸。

記得有次我們上街，母親想拉我的手，卻被我甩開，母親很不高興，我心裡也很不自在，卻不知怎樣克服。母親有次對我說，“你是我的女兒，我怎麼弄不懂你啊？”我甚至記得我從十幾歲起就不願母親碰我，這是長久以來藏在我心中的一個障礙，也是我對母親的歉疚，這歉疚直到她過世都沒有消逝。

母親從來都是以身為一名醫生而感到驕傲的，那是她的尊嚴所在，也是她的精神依托，但是真的退休在家，不是暫時的休病假，母親的心態就有些失落。一九七四年父親因病回到北京，終於我們三個住在一起了。母親善於操持家務，也善烹飪，然而我卻觀察到母親對在外流放二十年的父親，並沒有那種久別重逢、噓寒問暖的表現，她每天做飯，卻是極不情願，她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憑什麽我天天都要做飯啊，我也是大學畢業，我也是做了多年的醫生。父親則因戶口問題心情不好，加上患帕金森症和心臟病，在家多是看書，我想母親的話他不會聽不到。

除了母親退休之後的失落，她對父親打成右派而牽連到她自己一事，早就心中充滿不平，甚至怨懣。她怪父親當時不聽她的話，如果那個什麼幫助黨整風的會上不發言，那就不會戴上右派帽子，而她也不會受牽連，甚至我們家也不會受影響。她也怪父親那三次被迫自殺，因共產黨的理論是「自殺即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所以自殺本身已被視作反黨行為。文革期間父親自殺未遂的消息傳來，母親就恨道，動不動就自殺，你死了倒輕鬆了，我們怎麼辦？

這句話這個場景給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當時驚異得我說不出話。幾十年後的今天，我只能說有很多類似我們這樣的家庭，但妻子對丈夫一往情深，無論丈夫在外受到多少不公平對待，為妻的都會跟丈夫同甘共苦，然而，我的母親不是這樣的。她是醫生，她是要強的女強人，假如沒有父親這些遭遇，很可能母親在事業上更有成就。可是，「假如」是不存在的，這就造成了母親退休後，不得已天天面對父親，更要為他煮飯做家務，卻無端升起那麼大的怨氣的原因。

父親去世之後那天晚上，向來堅強的母親情緒崩潰，我從來沒有見過她流了那麼多的淚，在黑暗中她抓住我的手（我沒有將手抽出）說，這個家就剩我們兩個了，我幾乎是第一次看到她的孤苦和軟弱。彷彿前一天母親還在嘮叨父親的不是，父親的驟然辭世，卻令她恍然悟到生命的無常與脆弱，她那無人可以解讀的精神世界完全垮掉了。

      喪事辦完以後，我敦促母親申請赴港，因外婆那時還健在，申請很快批下來，一九七九年年初母親移居香港，幾個月後卻突然中風，令一側手腳癱瘓，由救傷車送去醫院，經過治療和她自己頑強的自我鍛煉，一年後竟恢復了絕大部分的功能。當年她在港島住的大廈附近有所教堂，她開始去那間教會作禮拜，有時間便研習聖經，很快受洗成為基督徒，一有機會便作見證，說她之所以身體得以恢復，都是信仰了耶穌。聽母親說，她的祖父在廣東汕頭一帶曾是牧師，她從小也受過基督教的影響，但後來各種原因疏遠了。當我一九八○年移居香港以後，才發現母親已經完全變成虔誠的基督教徒。

在我家，母親是屬於那種強勢的母親，我們都同情她曾受過的苦，而且也都很尊重她，她說的每句話我們都要遵從，但我是例外，我從來不會頂撞她或和她辯解什麼，我只是表面敷衍，應該做的我心裡都有數，諸如移居香港、交友戀愛、選擇職業，從事寫作，直到後來移民加拿大，都是我決定了以後才告訴她的。也因此，母親對我一直抱有某種偏見，甚至延續到她臨終。

母親是二○○○年去世的，在那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她的精神支柱都是宗教。我們之間沒有再談起以前的事情，一來我恐怕她提起往事會引起血壓升高，二來她好像刻意迴避談到以前的事，這也是人之常情，我可以理解。但她對我當年在明報專欄上寫的有關文革的事情，不以為然。

有一年她去上海探望親友，報戶口時填表沒有寫我的名字，只寫了在港跟她住在一起的大姐，結果被當地派出所質問為何不寫，她告訴他們：我在港並不跟她住在一起，對方惡聲惡語地奚落她，你以為你不寫我們就不知道嗎？她（指我）給一家報紙寫反動文章。這次真是把母親嚇壞了，她回港後就警告我不要再寫了，不要再給她惹麻煩了。她實在想不到，離開那個令她身心受到巨大傷害的大陸，竟然還要遭受這種對待，而原因就出在我這裡。

大約九十年代初期，我跟母親回廣州探親，在我哥的家裡我聽到她這樣教育她的孫兒，你們就是要學會講大話（粵語大話即謊話），不講大話沒法在這個社會生存。我非常驚異，馬上反駁她怎可以這樣講？母親卻理直氣壯地說，我說的不對嗎？人若誠實就一定會被社會淘汰，我跟你爸爸的經歷還不能說明一切嗎？我不想讓我的孫輩重蹈我們的覆轍。我沉默下來，無話可說。

不久，我根據我家文革遭遇寫成的《京華黑五淚》出版了，母親讀後感觸至深，老淚縱橫，往事不堪回首啊。

母親過世將近十五年，當我回想起她走過的路，就禁不住為她嘆口氣，或許這是從民國時代走入共產黨時代，一名典型知識女性的宿命吧。

（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