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ian新闻
>
熬過時代苦旅的母親

熬過時代苦旅的母親

博客

四十年代風華正茂的母親

母親與小病人(1972年)


母親辛亥革命那年出生於廣東汕頭一個大家庭,外祖父經營西藥房,一共十名子女,母親是老大,她自幼聰慧且樣貌出眾,高中畢業後,外祖父想讓她留在家裡幫手,因那個時代女孩子讀大學的非常少,但母親一心要讀大學,便請來學校老師說服她父親,結果,外祖父終於同意了,理由則是學醫也好,畢業後回來對藥房更有幫助。


結果卻是母親剛大學畢業,外祖父的藥房便被毀於日本人的一次砲彈襲擊。他為逃命從樓上跳下,摔斷一條腿,從此落下殘疾。而母親與父親同年於廣州夏葛醫學院畢業,那時正值中日戰爭開戰之際,他們匆忙在廣州舉辦了婚禮,不久便決定北上,去上海定居。


 一家人從上海到北京為國效勞


      父母當年都是充滿理想的年輕人,他們既不願留在已然淪陷的廣州,也不願去父親的出生地——英國殖民地香港,唯有上海——當年中國最繁華的城市,對他們充滿了吸引力。兩個年輕剛畢業的醫生,懷著夢想在上海開始了他們的共同生活。父親在上海肺病醫院任院長,母親則在家裡主持大局,樓下作診所,樓上則是一個夫妻恩愛富足溫馨的家。


一九五○年,中華醫學會召開第一次年會,父母皆被邀請出席,也就是在那次的大會期間,有人極力說服父親遷居北京,支援首都的醫學事業,父親一聽說可以報效國家,馬上同意。但母親卻並不熱心,三十多年以後她跟我說,上海診所已經做了十年,生活也上了軌道,北京當年條件甚差,到處塵土飛揚,但父親一腔熱忱,無論如何都要去北京,母親沒他辦法。我從他們當年在北京拍的照片也可看出,母親的表情僵硬,沒有笑容。莫非憑女性特別的直覺,母親已經預感到了什麽?


全家移居北京之後,正是中共向知識分子大開殺戒之始,作為妻子,每次政治運動,母親都提心吊膽地跟著父親受罪,精神壓力非常大,她自己本身是小兒科兼婦科醫生,工作認真負責,全醫院的醫生護士及病人都有口皆碑。反右那年,醫院上級領導特別找父親談話,讓他發表意見,幫助黨整風,父親雖經過三反運動,卻依然毫無政治意識,母親提醒他千萬不要講話,父親卻認為母親太謹慎,人家那麼誠意拳拳,還說了「言者無罪」嘛,於是他對醫院過分依賴蘇聯專家提出意見,又說醫院本是治病救人的地方,沒有必要設立黨支部,等等,當然,這就中了共產黨引蛇出洞的陽謀,他不僅被停職停薪,並被打成極右派,還被逐出北京,在河北塞外的承德專區下屬的一個鄉村醫院接受監督勞改。


母親從那時起,就母兼父職肩負起全家的責任。其實母親在反右運動中,並未講什麼話,也沒有犯所謂錯誤,但是反右之後,父親被醫院開除,母親也受牽連,不能在那間醫院繼續工作。假如一定要講出母親的「錯」,那就是她是極右派的老婆。在那個時期,這是一種盡人皆知的規則,一人得罪,全家遭殃。是中國封建制度遺留下來的株連傳統。(多年後,才曲折從人事幹部口中得知,原來母親被劃成「中右」分子,並記錄在她的檔案中)。


 五七年反右,厄運降臨的一年


 一九五八年那一年是母親十分艱難的一年,失去工作,要自己去找工作,否則家中四個子女的生活都成問題。當時母親認為她是醫生,哪裡不需要醫生呢?工作應該不難解決。不出所料,母親申請的新醫院一開始很歡迎她,可是過幾天就被婉拒。如是這般,申請了三四家醫院,情況都如此。


事情至此,她才知道那如影相隨的「個人檔案」有多麼大的威力——你作為醫生,你的專業經驗是受人民大眾歡迎的,但社會制度卻排斥你、拒絕你。這個制度體現在你的檔案中,檔案記錄了你的「社會關係」,丈夫是極右派,你本身也是中右分子。檔案像影子一樣永遠跟著你!


母親的失望可想而知,只是天無絕人之路。畢竟醫生這職業,是任何社會都不可缺少的。一天母親一位朋友相告,說北京師大幼兒園急需一名專科醫生(兒科),她可從中拉線介紹。


暗地裡,這位好心人跟母親說,你先進去做,不要理會檔案什麼的。那時,幼兒園正爆發傳染病,一位兒科醫生的到來簡直解決了大問題。另方面,幼兒園孩子們的父母大多是幹部或高級講師,不是忙於業務,便是忙於開會搞運動,常常不能接孩子回家,母親和保育員們就要擔當起照顧這些孩子的責任。


記得母親曾告訴我,我八歲的時候吧,有天突然患了猩紅熱,不能上學,家裡除了保姆沒有別人,母親又不能請假,她只能利用中午兩小時的午休時間,騎自行車從北太平莊的北師大,急忙趕回我們在東城區的家給我打針,路上來回要一個半小時。


母親說,她回到家不能久留,拿出準備好的針筒,一針扎在我的屁股上,匆匆忙忙用酒精棉擦擦就走了。出門的時候,聽到我的哭聲,她只得含著眼淚,蹬車回師大。回去上班,幼兒園的領導冷著張臉問母親去哪了,母親告訴她女兒病了,回去給她打針。領導嚴肅地教訓她說,你的女兒算什麼,我們這裡的每一個孩子都比她重要,以後未經我的允許,不准隨便離開。


不久,母親的檔案終於到了學校,領導很為難,如果將這樣一位具有豐富經驗的兒科醫生辭退,幼兒園的孩子們怎麼辦?萬一再爆發傳染病,那些高官家長也不好應付啊,於是純粹出於母親的傑出工作表現,領導將她例外留了下來。


而母親就更加努力地工作,兢兢業業,廢寢忘食,更提心吊膽,不敢有任何差池。那些年她每早六點出門上班,晚上十點多才回來,往往是我還沒醒,她已經走了,我睡着了,她才回到家。


我經常一連很多天都見不到她,於是有一天我自己決定搭巴士到北師大去找母親,記得中間還需要換一次車。到了北師大校門口,就跟人打聽校醫院(那時母親已轉到校醫院),人家看我一個小孩,索性就領我到校醫院。


見到媽媽,滿心歡喜,剛開口叫媽,只見母親轉過頭驚愕地望著我,第一句卻是:你怎麼到這裡來了?我正上班呢,哪有時間照顧你啊。我心裡委屈得說不出話,眼淚在眼眶裡打轉。


隨後,母親委託了一個下了班的護士照顧我,因母親那晚值夜班,不能回家,也不能休息,於是我被安排跟那個護士阿姨同睡一間診室。


第二天,這護士拉著我的手跟母親說,你看這孩子這麽小,晚上睡覺怎麼像個老人一樣「嘆氣」啊?當時我睡著了,自己全無意識。但母親是兒科專家,她當然明白我因缺乏父母的關注,夜間嘆氣是輕型兒童抑鬱症的症狀。——一位做了二十多年兒科醫生的母親,卻保護不了她的女兒。這就是我童年的時代。


 文革抄家關牛棚,廁所當診所

       我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一九六六年已全部離開家,只有母親和我相守在一起,也可以說是我陪伴她度過在北京那最艱難的歲月。文革初始我家還算風平浪靜,除了把我們四合院的房子全部繳公之外。


兩年之後的一九六八年,開始「清理階級隊伍」,這是文革中自上而下的一場暴風雨,所謂革命群眾認為歷史上有問題者、漏劃右派者和反動分子,通通揪出來,審查批鬥。母親即是其中的一個,他們給她的三大罪名是:反動學術權威、反動資本家和漏網大右派。所謂學術權威即母親是兒科婦科及內科醫生;資本家是指父母在上海開診所,「剝削」病人。


那年的夏天,師大紅衛兵來抄家,在我們胡同的牆上張貼了這三大罪名,前面加上「打倒」,後面母親的名字上面打上粗重的三個紅叉叉××。從那一天起,母親就不准回家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再見到她。


我當時上中學,絕對不敢把「抄家」這件事跟任何同學講,還裝得若無其事一般,可是幾個月之後,學校軍宣隊(代替校領導)派人找到我,鄭重其事地要我到北師大,做母親的工作(做工作,是共產黨的專用語,即按領導的意圖去說服別人)。


 那時已是冬天,我帶了一瓶肉末炒鹹菜(那是當年用來佐餐最好的配菜),穿著厚厚的棉大衣,戴著頭巾口罩去北師大。經他們的指示,來到一個十分簡陋的大棚,軍宣隊(也許紅衛兵)的人跟我交代:你要督促她好好交待,不准說別的。


我推開門走進去,房間不大,母親低頭坐在那裡,見我一個只露出雙眼的人進去,連忙說:


「我昨天剛交了一份檢查,不知你們還有什麼別的要求沒有?」


她以為我是逼著她交待的紅衛兵來了——見我不說話,她把頭抬起來望著我,我的喉嚨一陣發緊,淚水湧出來,我慢慢地將口罩除去。這時母親驚呼道:「原來是你啊。」為了掩飾我的窘態,我把那瓶肉末炒鹹菜推到她面前,接著大聲說道:
 


「你要好好交待你的問題!」


然後小聲告訴她,是他們叫我來的,母親點點頭,趕緊叮囑我家裡的事情,諸如冬儲大白菜要買多少,放什麼地方;蜂窩煤要買多少個,煙筒放在何處,等等。


母親被關「牛棚」(各單位私設的監房)八個多月,准許回家之後,醫生之職被剝奪了,她在醫院的工作只是打掃廁所跟洗刷藥瓶。


有天她正在廁所打掃,突然有一年輕女人推開廁所門,看看廁所沒有別人,神色緊張地對母親說,梁大夫,我的孩子一直是你給他看病的,最近他高燒不退,找別的大夫看過,總是不好。你可以幫幫我嗎?於是,母親就在廁所裡仔細詢問了孩子的病情,然後給她提了一些建議。


母親後來將此事告訴了我,長久以來的愁苦面容,竟然透出一絲寬慰的微笑,雖然她每天還是要去刷廁所洗藥瓶,但母親知道了病人是需要她的。自此之後竟然發生了幾起廁所診病的事,都是趁著廁所沒人,病人或病人家屬跑來問診。就這樣,母親被踐踏的自信與自尊一點一點找回來了。


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年底,母親才被「醫」復原職,在師大校醫院她不僅是兒科醫生,還是婦科醫生,假如沒有婦兒病患,她還要幫忙內科看診,忙得不可開交,往往是中午大家都去食堂吃飯了,母親還在看病,但她沒有一句怨言。


不過她因長期的精神壓力,身患高血壓心臟病,甚至導致聽力下降;另一方面,因文革的關係,大約十年的時間沒有新畢業的醫學生,母親雖早已過了退休年齡,卻不得不繼續做下去,一直到她六十六歲才正式退休。


 家庭的愧疚:母女之情父母之情


      我想在這裡補充一點,就是我和母親之間的溝通障礙。可能是因為母親長期陷於繁忙工作和那個嚴酷時代的氣氛,而造成的疏離,這大概也和少女青春期(現在通稱反叛期)的孤獨感有關吧。回想那些年,正是我的荳蔻年華(今天的女孩子是多麼豐富而幸運啊)。我和母親雖同住一個屋簷下,但沒有溝通,也沒有時間和心情溝通。我甚至懷疑過她是否我的親生母親,換句話說,我記不得什麼時候在媽媽面前撒過嬌,發過脾氣,接受媽媽的愛撫。甚至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覺得母親對我很陌生。我對她只有尊重、聽話,從來不會抗拒她,聽從她的吩咐做家務或給她或家裡辦事,可就是缺乏母女之間正常的親密接觸。


記得有次我們上街,母親想拉我的手,卻被我甩開,母親很不高興,我心裡也很不自在,卻不知怎樣克服。母親有次對我說,“你是我的女兒,我怎麼弄不懂你啊?”我甚至記得我從十幾歲起就不願母親碰我,這是長久以來藏在我心中的一個障礙,也是我對母親的歉疚,這歉疚直到她過世都沒有消逝。


母親從來都是以身為一名醫生而感到驕傲的,那是她的尊嚴所在,也是她的精神依托,但是真的退休在家,不是暫時的休病假,母親的心態就有些失落。一九七四年父親因病回到北京,終於我們三個住在一起了。母親善於操持家務,也善烹飪,然而我卻觀察到母親對在外流放二十年的父親,並沒有那種久別重逢、噓寒問暖的表現,她每天做飯,卻是極不情願,她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憑什麽我天天都要做飯啊,我也是大學畢業,我也是做了多年的醫生。父親則因戶口問題心情不好,加上患帕金森症和心臟病,在家多是看書,我想母親的話他不會聽不到。


除了母親退休之後的失落,她對父親打成右派而牽連到她自己一事,早就心中充滿不平,甚至怨懣。她怪父親當時不聽她的話,如果那個什麼幫助黨整風的會上不發言,那就不會戴上右派帽子,而她也不會受牽連,甚至我們家也不會受影響。她也怪父親那三次被迫自殺,因共產黨的理論是「自殺即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所以自殺本身已被視作反黨行為。文革期間父親自殺未遂的消息傳來,母親就恨道,動不動就自殺,你死了倒輕鬆了,我們怎麼辦?


這句話這個場景給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當時驚異得我說不出話。幾十年後的今天,我只能說有很多類似我們這樣的家庭,但妻子對丈夫一往情深,無論丈夫在外受到多少不公平對待,為妻的都會跟丈夫同甘共苦,然而,我的母親不是這樣的。她是醫生,她是要強的女強人,假如沒有父親這些遭遇,很可能母親在事業上更有成就。可是,「假如」是不存在的,這就造成了母親退休後,不得已天天面對父親,更要為他煮飯做家務,卻無端升起那麼大的怨氣的原因。


父親去世之後那天晚上,向來堅強的母親情緒崩潰,我從來沒有見過她流了那麼多的淚,在黑暗中她抓住我的手(我沒有將手抽出)說,這個家就剩我們兩個了,我幾乎是第一次看到她的孤苦和軟弱。彷彿前一天母親還在嘮叨父親的不是,父親的驟然辭世,卻令她恍然悟到生命的無常與脆弱,她那無人可以解讀的精神世界完全垮掉了。


新時代來臨:我和母親的歧路


      喪事辦完以後,我敦促母親申請赴港,因外婆那時還健在,申請很快批下來,一九七九年年初母親移居香港,幾個月後卻突然中風,令一側手腳癱瘓,由救傷車送去醫院,經過治療和她自己頑強的自我鍛煉,一年後竟恢復了絕大部分的功能。當年她在港島住的大廈附近有所教堂,她開始去那間教會作禮拜,有時間便研習聖經,很快受洗成為基督徒,一有機會便作見證,說她之所以身體得以恢復,都是信仰了耶穌。聽母親說,她的祖父在廣東汕頭一帶曾是牧師,她從小也受過基督教的影響,但後來各種原因疏遠了。當我一九八○年移居香港以後,才發現母親已經完全變成虔誠的基督教徒。


在我家,母親是屬於那種強勢的母親,我們都同情她曾受過的苦,而且也都很尊重她,她說的每句話我們都要遵從,但我是例外,我從來不會頂撞她或和她辯解什麼,我只是表面敷衍,應該做的我心裡都有數,諸如移居香港、交友戀愛、選擇職業,從事寫作,直到後來移民加拿大,都是我決定了以後才告訴她的。也因此,母親對我一直抱有某種偏見,甚至延續到她臨終。


母親是二○○○年去世的,在那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她的精神支柱都是宗教。我們之間沒有再談起以前的事情,一來我恐怕她提起往事會引起血壓升高,二來她好像刻意迴避談到以前的事,這也是人之常情,我可以理解。但她對我當年在明報專欄上寫的有關文革的事情,不以為然。


有一年她去上海探望親友,報戶口時填表沒有寫我的名字,只寫了在港跟她住在一起的大姐,結果被當地派出所質問為何不寫,她告訴他們:我在港並不跟她住在一起,對方惡聲惡語地奚落她,你以為你不寫我們就不知道嗎?她(指我)給一家報紙寫反動文章。這次真是把母親嚇壞了,她回港後就警告我不要再寫了,不要再給她惹麻煩了。她實在想不到,離開那個令她身心受到巨大傷害的大陸,竟然還要遭受這種對待,而原因就出在我這裡。


大約九十年代初期,我跟母親回廣州探親,在我哥的家裡我聽到她這樣教育她的孫兒,你們就是要學會講大話(粵語大話即謊話),不講大話沒法在這個社會生存。我非常驚異,馬上反駁她怎可以這樣講?母親卻理直氣壯地說,我說的不對嗎?人若誠實就一定會被社會淘汰,我跟你爸爸的經歷還不能說明一切嗎?我不想讓我的孫輩重蹈我們的覆轍。我沉默下來,無話可說。

不久,我根據我家文革遭遇寫成的《京華黑五淚》出版了,母親讀後感觸至深,老淚縱橫,往事不堪回首啊。

母親過世將近十五年,當我回想起她走過的路,就禁不住為她嘆口氣,或許這是從民國時代走入共產黨時代,一名典型知識女性的宿命吧。
(2014年4月)


 


 


 


 


戳这里 Claim your page
来源: 文学城-石貝
相关阅读
logo
联系我们隐私协议©2024 redian.news
Redian新闻
Redian.news刊载任何文章,不代表同意其说法或描述,仅为提供更多信息,也不构成任何建议。文章信息的合法性及真实性由其作者负责,与Redian.news及其运营公司无关。欢迎投稿,如发现稿件侵权,或作者不愿在本网发表文章,请版权拥有者通知本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