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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逃過上山下鄉

那年,我逃過上山下鄉

博客
我們那個年代的人,當年插隊去農場的不知凡幾,但我卻是例外逃過上山下鄉命運的極少數人之一。

上山下
鄉其實早于文革前便已經開始,文革之後的一九六八年年底,隨着毛發表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北京及各大城市遂開始掀起一浪比一浪高的高潮,將中學生大量遣往外地上山下鄉,而中學生本身也急不可待地爲了向毛和黨表忠心,自動自覺地奔赴宣傳中所說的大有作爲的廣闊天地。

一九六九年,中學六六和六七屆之中的將近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學生,被分配到内蒙古軍墾農場,或東北軍墾農場,或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或山西及陝西等地插隊落戶。

無聲抵抗逆潮流而上

我屬於六八屆畢業生,不知道為什麼,一九七零年北京市委突然改變政策,我們這一屆的學生可以留城,並且被分配到北京的工廠當工人。向工人階級學習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按理説是一碼事,但就一個人的命運來講,當然留在城裏跟落戶農村有着質的差別。

雖然說我是屬於這幸運的一屆,但是這份幸運卻並不屬於我。一九七零年,文革初期出現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唯出身論依然在發酵,我和其他幾個出身不好的同學,被告知不能像大多數同學那樣分配到工廠,分配到哪裏呢?我和另一位女同學接到通知,説是讓我們到遼寧省撫餘縣插隊落戶,其他幾個同學分配到東北農場。

同一個班級的同學,分配結果落差竟然如此之大!原因就是因爲我們的家庭在中共眼中是有問題的,我的父母是醫生,而且父親被中共打成右派,成了當年所謂的黑五類。那位女同學的母親是日本人,父親是中國人,文革中被打成特嫌(特務嫌疑),一九六八年生病失治而亡。

我和那位女同學私下裏商議之後,決定對學校的插隊分配置之不理。儘管我們都是所謂黑五類子女,完全處於被歧視的狀態,但這落差太大的分配方案,仍然令我們感到太不公平,我們不敢當面跟軍宣隊(當時的校領導)討什麼説法,但我們保持了沉默,並且完全不回應讓我們去插隊的通知。

當時很多人因爲農場有基本工資(雖然很少),而插隊是要跟當地老鄉一樣掙工分,所以寧可選擇去農場。我也作如是想,便分別去找内蒙古和雲南的軍墾農場駐京負責人,説明我的情況,請他們接收我。心想反正也是要離開北京,如果能去農場當然比插隊強。

很快就有了回復,他們審查了我的檔案之後,一致認爲我不僅父親是大右派,更有太多的香港和美國海外關係,因此不能把我安排到接近國境綫的軍墾農場,以免我叛國投敵。嘿,我連想作一名軍墾戰士的小小奢望也被拒絕了。

當時有這樣的政策,即家中只剩一個子女留在北京的,可以不去上山下鄉。那位女同學是獨生女,父親去世後,只有她與母親相依爲命。而我的情況是,父親自被打成右派後,便被驅逐出北京,到河北鄉村落戶,我的兄姐當年也都分配在外地,家中只有我和母親,況且母親當時患有高血壓心臟病,只有我留在家裏照顧她。

於是,我找到軍宣隊陳情,説明我家裏的特殊情況,按照政策我是應該有資格留下來照顧母親的,誰知那個軍人很不耐煩地對我說:

我們是有這個政策,但是,你母親是右派老婆,我們不能讓你留下來照顧一個右派老婆。

我一聼心裏就氣炸了,這算什麼屁話?就算母親是右派的老婆,她莫非就不算人嗎?她就不能受到子女的照顧嗎?再説,我本想去軍墾農場,你們不讓我去;同一屆出身好的同學卻可以分配在北京工廠,莫非我就只配去東北插隊落戶嗎?越想越氣,我在心裏做了個大膽決定:哪兒都不去!

這個決定在當年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中,可以説是逆潮流而上,我獨自守着這個秘密決定,既不敢告訴母親,又不敢告訴同學。假如被人揭發出我這個抗拒上山下鄉的典型,輕則會遭批鬥,重則可能當反革命分子抓起來,我知道我是萬萬不能透露一點所思所想的,實際上,這個無聲抵抗在當時確是非常非常不易的。

讀書令我眼界大開

很多人不能理解爲何我在當年可以保持清醒的頭腦,不像很多同是出身不好,但極力改造思想,投靠黨組織的黑五類子女。這要從文革初期開始說起了,出身不好一直是我的一大包袱六六年文革一開始就成了幹部子弟的天下,強調出身成了他們的血統原則,像我這樣的出身,早就被他們不屑地甩在一旁,連當年幾乎人人都可以搭火車大串聯的權利都沒有,只配在教室裏學毛著,跟家庭劃清界限。

什麼革命啊,造反啊,紅衛兵啊,都跟我沒什麼關係,我就像那個被旋出漩渦的一滴水珠,無人理睬,無人關顧,這倒也好,成就了我自己的一片天地。我有幾個因緣際會的朋友,都是外校的,而且也都是出身不好的,其中一個家裏曾是北京一書店的老闆,文革一來,紅衛兵就抄了他們的家,把那個放滿了書的房間用封條封起來,誰都不准進去。

紅衛兵們忙着串聯忙着革命,暫時也沒時間來處理這些所謂封資修的舊書。冬天寒風吹起,封條背後的漿糊也被吹乾了,這家的孩子跟我的境遇相同,呆着沒事做,便試着推開封條背後的木門,令他大喜的是,門竟然被推開了,那個硬邦邦的封條卻竟然沒有脫落,我們小心地鑽進去,那一屋子的塵土和蜘蛛覆蓋的書,東倒西歪地攤在書架上。從那以後,這家劫後餘生的書就成了我們這個小圈子裏面的甘泉,從這家流到那家,而且我們恪守着共同的約定---準時借還,決不將書流傳到外面去。

從此,書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也成了我的思想啓蒙老師,我至今保留着一本讀書筆記與摘抄,上面的日期是一九六八年四月,也就是說,我從那時起便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反洗腦。一直到兩年以後,我的命運面臨上山下鄉的時候,我已經初步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儘管尚不成熟,但面對那不平等對待,我馬上便能分辨出其中的荒謬,決不會隨波逐流。

當時動員上山下鄉是社會上的一件大事,學校老師特地跑到我們家,動員我下鄉。記得那次來了一位五十幾的語文老師,母親上班去了,家裏只有我一個人,正在看法國作家司湯達的紅與黑,我給他開了門,請他入座,腦子卻還在書裏,語文老師開始動員,我卻一句也聼不進去,最後他讓我表態,我無言望着他,可能是把他看毛了,這個文革前的語文老師竟一把將我放在一邊的紅與黑拿起來,驚詫地說:

    “哎呀,你怎麼還在看這種資產階級的書哇,怪不得你不上山下鄉。

出於本能,我一把搶囘了他手裏的書,然後平靜地跟他說:

    “老師,這是我的家,請您注意點影響,好嗎?聽説,紅衛兵抄了您的家,把您上萬冊的書放在缸裏燒,把缸都燒裂了,是有這囘事吧?

老師這時顯得非常不自在,站起來就往外走,邊走邊說:

    “你今天態度不好,我不跟你說了。

我也站起來說,那就不送了,立刻將門
起來。第二天我到學校,參加那個不得不參加的上山下鄉學習班,一個軍宣隊的軍人主持,在他的動員演講中竟然不點名地批判了我一通-----有人躲在家裏看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黑書,抗拒上山下鄉。我非常鄙視地望了一眼坐在一旁的那位語文老師,語文老師卻將眼睛望向別處。不過自此,他再也沒有親自登門動員我上山下鄉。

那些日子裏,爲了不想受到來自學校和街道的騷擾,幾乎每天我都攥着戶口本上屬於我的那一頁,跑到北京中山公園或故宮,在那裏的某個大殿後面看書,將整個人浸在書裏的情節中,陶醉在我自己的世界裏。不如此,來自各方的無形壓力,足以把人逼瘋。

學校眼看對我無計可施,便向母親施加壓力,他們派人到母親工作的醫院,找母親談話,問母親我為什麼不上山下鄉。母親那時被當作落網右派揪出來,不能盡醫生之職,只能在醫院裏接受勞動改造,如打掃廁所,洗藥瓶子等等。面對那些人的質問,母親十分坦白地回答:

     “我説話我女兒不聼啊,我是落網右派呀,她要跟我劃清界限,我說什麼她都不聼,你們還是找她去說吧。

後來,這段精彩對話成了我們家講了不知多少年的笑話。不過,母親因爲懼怕,曾經也求過我下鄉也是事實。我對母親說,不管誰跟你提到我上山下鄉的事,你都把責任推到我身上,你不必擔驚受怕。

泡兵抗拒下

北京市當年對於像我們這樣的學生,有個別致的稱呼----老泡,即泡在北京,不去上山下鄉。當然老泡裏面也有公認不能去下鄉的,比如身體有明顯殘疾者,或者有醫院證明不能從事體力勞動者,還有的就是家裏只剩下唯一一個子女的;前者叫病留,後者叫困留。

我的條件本來符合困留,但因出身問題不獲承認,那就是要逼我走另外一條路了---病留。當然我是沒有病的,不過共產黨常說---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的創造條件也要上,好,我就開始創造一種不能從事體力勞動的吧。

因父母都是醫生,家裏的書最多的就屬醫書了,我從小就喜歡翻看,尤其是診斷學,論述症狀以及判斷何種病症的書,令我最爲着迷。爲了這個
病留,我研究了一番之後,發現坐骨神經痛最爲可行,此病嚴格來講只是症狀,引起此症狀的病症有腰椎間盤突出,有脊柱側彎,有腰椎骶化,甚至腰肌勞損都可引起此症。

然後我就去醫院看病,按照書中所講的症狀,告訴醫生我現在就有這些症狀,躺在診斷床上,死活擡不起腿,醫生試圖幫我擡起那條病腿,我就大叫從腰臀部到小腿猶如閃電般疼痛;去照X光片,居然檢查出我有腰椎骶化情況,真天助我也。最後,醫生終于在疾病證明書上寫下了坐骨神經痛,不宜重體力勞動這幾個字。如此這般,我成功地創造了病留的條件。

其實,老泡之中像我這樣創造條件的,不乏其人,大家反正都是同一目標---抗拒下鄉,於是私底下互相交流創造條件的辦法:創造腎炎的,有的在尿中滴點雞蛋白,化驗出來就成了蛋白尿;有的在尿中滴點雞血,化驗出來就是血尿;還有的索性叫真正患有腎炎的朋友一起到醫院,臨到廁所去取尿的時候,就讓朋友出面貢獻出一點尿來,這個化驗包管不會出錯。

這一頂包法,一樣適用于肝炎,關節炎以至肺炎等等。還有一招,不必化驗血或尿,也不必頂包,即可讓醫生斷症,那就是高血壓。你會問血壓計還能裝假嗎?當然不能裝假,但是這裡有其玄妙之處:量血壓的時候,坐在醫生對面,當醫生將血壓計的袖帶綁好,開始手捏氣球,往上泵水銀柱的時候,你要憋足一口氣,令身體處於將起立卻又未起的狀態,一直等到醫生的眼睛離開血壓計便可放鬆了。此招百試不爽,醫生也大惑不解---怎麼年紀輕輕血壓如此之高。不解就不解吧,只要把證明開出來就萬事大吉。

我們這些對上山下鄉作無聲抵抗的人,對於外面人給我們老泡的雅號並不領情,而給我們自己一個更驕傲的別稱----泡兵,我們就像是打遊擊戰的士兵,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你有張良計,我有過墻梯,目的只有一個----逃過上山下鄉。

免上賊船浪費生命

其實,到了大規模動員上山下鄉的後期,我覺得學校裏管分配的老師也都開始產生厭倦情緒,除了極個別的,誰願意成天跟這些無辜學生沒完沒了地作對啊,所以有的老師出於不能明説,但給了我們很明確的暗示:你不想去上山下鄉,只要你把病留的條件創造出來,讓我們手中有個醫生證明,好向上級交待就行了。至於醫生證明的真僞,誰都不會去在意。

我的情況是本應屬於困留,但不獲承認,我才創造條件,變成病留,我想分配老師都看在眼裏,心知肚明。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個本來是人事科(管檔案的)的幹部(黨員),也參與分配工作。有一天他找到我,說有一種藥益壽寧,北京市面上很難買到,但是這是一種療效特別好的,可能是想孝敬他父母的,知道我父母以至兄長都是醫生,問我能不能幫個忙。

我一聼,馬上心領神會,回家跟母親一說,母親立刻囘醫院查詢,沒有,又去相關的幾家大醫院和醫藥公司查詢,竟然都沒有。當時我的哥哥在西南三綫鐵路醫院工作,我們寫信告訴他這件事,果真全國支援三綫,三綫藥品齊全,不久,我們就收到了裝着益壽寧的包裹。當我將兩盒難得的益壽寧交給那個人事幹部,他心滿意足地笑了,當然我沒有提到費用。此後,這位幹部向我索不止一次,從未表示過要付錢給我。

我仔細地回想了一下,這大概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被動參賂,但我至今沒有罪惡感,我把它列入不得已而為之。在那樣畸形的制度下,在那樣荒謬的狂熱中,我一個人能做得了什麼呢?其實我從心裏是極不情願作這樣的事的。

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夏天,學校終于把我分配在北京東城區一街道工厰,結束了我的抗戰生活。那位中日混血兒女同學一直陪伴着她的日本媽媽,也被分到了一街道工廠,但她對此不屑一顧,從不去上班,直到後來離開大陸赴日本定居。

算起來,其實這
抗戰過程只有大約一年多的時間,但每當我想起那段度日如年的日子,都感覺好像有七八年那樣長。現在曾上山下鄉的知青都在爭論是否青春無悔,我是沒有資格參加爭論的,但我經歷的不無艱苦的抗戰,一樣可以喊出---青春不悔,畢竟頂着大潮,避免上了那條廣闊天地的賊船浪費生命,逃過了精神和肉體的大劫難。
2009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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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石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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