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逃過上山下鄉
我們那個年代的人，當年插隊去農場的不知凡幾，但我卻是例外逃過上山下鄉命運的極少數人之一。
上山下鄉其實早于文革前便已經開始，文革之後的一九六八年年底，隨着毛發表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北京及各大城市遂開始掀起一浪比一浪高的高潮，將中學生大量遣往外地上山下鄉，而中學生本身也急不可待地爲了向毛和黨表忠心，自動自覺地奔赴宣傳中所說的大有作爲的廣闊天地。
一九六九年，中學六六和六七屆之中的將近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學生，被分配到内蒙古軍墾農場，或東北軍墾農場，或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或山西及陝西等地插隊落戶。
無聲抵抗逆潮流而上
我屬於六八屆畢業生，不知道為什麼，一九七零年北京市委突然改變政策，我們這一屆的學生可以留城，並且被分配到北京的工廠當工人。向工人階級學習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按理説是一碼事，但就一個人的命運來講，當然留在城裏跟落戶農村有着質的差別。
雖然說我是屬於這幸運的一屆，但是這份幸運卻並不屬於我。一九七零年，文革初期出現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唯出身論依然在發酵，我和其他幾個出身不好的同學，被告知不能像大多數同學那樣分配到工廠，分配到哪裏呢？我和另一位女同學接到通知，説是讓我們到遼寧省撫餘縣插隊落戶，其他幾個同學分配到東北農場。
同一個班級的同學，分配結果落差竟然如此之大！原因就是因爲我們的家庭在中共眼中是有問題的，我的父母是醫生，而且父親被中共打成右派，成了當年所謂的黑五類。那位女同學的母親是日本人，父親是中國人，文革中被打成特嫌（特務嫌疑），一九六八年生病失治而亡。
我和那位女同學私下裏商議之後，決定對學校的插隊分配置之不理。儘管我們都是所謂黑五類子女，完全處於被歧視的狀態，但這落差太大的分配方案，仍然令我們感到太不公平，我們不敢當面跟軍宣隊（當時的校領導）討什麼説法，但我們保持了沉默，並且完全不回應讓我們去插隊的通知。
當時很多人因爲農場有基本工資（雖然很少），而插隊是要跟當地老鄉一樣掙工分，所以寧可選擇去農場。我也作如是想，便分別去找内蒙古和雲南的軍墾農場駐京負責人，説明我的情況，請他們接收我。心想反正也是要離開北京，如果能去農場當然比插隊強。
很快就有了回復，他們審查了我的檔案之後，一致認爲我不僅父親是大右派，更有太多的香港和美國海外關係，因此不能把我安排到接近國境綫的軍墾農場，以免我叛國投敵。嘿，我連想作一名軍墾戰士的小小奢望也被拒絕了。
當時有這樣的政策，即家中只剩一個子女留在北京的，可以不去上山下鄉。那位女同學是獨生女，父親去世後，只有她與母親相依爲命。而我的情況是，父親自被打成右派後，便被驅逐出北京，到河北鄉村落戶，我的兄姐當年也都分配在外地，家中只有我和母親，況且母親當時患有高血壓心臟病，只有我留在家裏照顧她。
於是，我找到軍宣隊陳情，説明我家裏的特殊情況，按照政策我是應該有資格留下來照顧母親的，誰知那個軍人很不耐煩地對我說：
“我們是有這個政策，但是，你母親是右派老婆，我們不能讓你留下來照顧一個右派老婆。”
我一聼心裏就氣炸了，這算什麼屁話？就算母親是右派的老婆，她莫非就不算人嗎？她就不能受到子女的照顧嗎？再説，我本想去軍墾農場，你們不讓我去；同一屆出身好的同學卻可以分配在北京工廠，莫非我就只配去東北插隊落戶嗎？越想越氣，我在心裏做了個大膽決定：哪兒都不去！
這個決定在當年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中，可以説是逆潮流而上，我獨自守着這個秘密決定，既不敢告訴母親，又不敢告訴同學。假如被人揭發出我這個抗拒上山下鄉的典型，輕則會遭批鬥，重則可能當反革命分子抓起來，我知道我是萬萬不能透露一點所思所想的，實際上，這個無聲抵抗在當時確是非常非常不易的。
讀書令我眼界大開
很多人不能理解爲何我在當年可以保持清醒的頭腦，不像很多同是出身不好，但極力改造思想，投靠黨組織的黑五類子女。這要從文革初期開始說起了，出身不好一直是我的一大包袱。六六年文革一開始就成了幹部子弟的天下，強調出身成了他們的血統原則，像我這樣的出身，早就被他們不屑地甩在一旁，連當年幾乎人人都可以搭火車大串聯的權利都沒有，只配在教室裏學毛著，跟家庭劃清界限。
什麼革命啊，造反啊，紅衛兵啊，都跟我沒什麼關係，我就像那個被旋出漩渦的一滴水珠，無人理睬，無人關顧，這倒也好，成就了我自己的一片天地。我有幾個因緣際會的朋友，都是外校的，而且也都是出身不好的，其中一個家裏曾是北京一書店的老闆，文革一來，紅衛兵就抄了他們的家，把那個放滿了書的房間用封條封起來，誰都不准進去。
紅衛兵們忙着串聯忙着革命，暫時也沒時間來處理這些所謂封資修的舊書。冬天寒風吹起，封條背後的漿糊也被吹乾了，這家的孩子跟我的境遇相同，呆着沒事做，便試着推開封條背後的木門，令他大喜的是，門竟然被推開了，那個硬邦邦的封條卻竟然沒有脫落，我們小心地鑽進去，那一屋子的塵土和蜘蛛覆蓋的書，東倒西歪地攤在書架上。從那以後，這家劫後餘生的書就成了我們這個小圈子裏面的“甘泉”，從這家流到那家，而且我們恪守着共同的約定---準時借還，決不能將書流傳到外面去。
從此，書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也成了我的思想啓蒙老師，我至今保留着一本讀書筆記與摘抄，上面的日期是一九六八年四月，也就是說，我從那時起便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反洗腦”。一直到兩年以後，我的命運面臨上山下鄉的時候，我已經初步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儘管尚不成熟，但面對那不平等對待，我馬上便能分辨出其中的荒謬，決不會隨波逐流。
當時動員上山下鄉是社會上的一件大事，學校老師特地跑到我們家，動員我下鄉。記得那次來了一位五十幾歲的語文老師，母親上班去了，家裏只有我一個人，正在看法國作家司湯達的“紅與黑”，我給他開了門，請他入座，腦子卻還在書裏，語文老師開始動員，我卻一句也聼不進去，最後他讓我表態，我無言望着他，可能是把他看毛了，這個文革前的語文老師竟一把將我放在一邊的“紅與黑”拿起來，驚詫地說：
“哎呀，你怎麼還在看這種資產階級的書哇，怪不得你不上山下鄉。”
出於本能，我一把搶囘了他手裏的書，然後平靜地跟他說：
“老師，這是我的家，請您注意點影響，好嗎？聽説，紅衛兵抄了您的家，把您上萬冊的書放在缸裏燒，把缸都燒裂了，是有這囘事吧？”
老師這時顯得非常不自在，站起來就往外走，邊走邊說：
“你今天態度不好，我不跟你說了。”
我也站起來說，那就不送了，立刻將門關起來。第二天我到學校，參加那個不得不參加的上山下鄉學習班，一個軍宣隊的軍人主持，在他的動員演講中竟然不點名地批判了我一通-----有人躲在家裏看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黑書，抗拒上山下鄉。我非常鄙視地望了一眼坐在一旁的那位語文老師，語文老師卻將眼睛望向別處。不過自此，他再也沒有親自登門動員我上山下鄉。
那些日子裏，爲了不想受到來自學校和街道的騷擾，幾乎每天我都攥着戶口本上屬於我的那一頁，跑到北京中山公園或故宮，在那裏的某個大殿後面看書，將整個人浸在書裏的情節中，陶醉在我自己的世界裏。不如此，來自各方的無形壓力，足以把人逼瘋。
學校眼看對我無計可施，便向母親施加壓力，他們派人到母親工作的醫院，找母親談話，問母親我為什麼不上山下鄉。母親那時被當作“落網右派”揪出來，不能盡醫生之職，只能在醫院裏接受勞動改造，如打掃廁所，洗藥瓶子等等。面對那些人的質問，母親十分坦白地回答：
“我説話我女兒不聼啊，我是落網右派呀，她要跟我劃清界限，我說什麼她都不聼，你們還是找她去說吧。”
後來，這段精彩對話成了我們家講了不知多少年的笑話。不過，母親因爲懼怕，曾經也求過我下鄉也是事實。我對母親說，不管誰跟你提到我上山下鄉的事，你都把責任推到我身上，你不必擔驚受怕。
泡兵“創”病抗拒下鄉
北京市當年對於像我們這樣的學生，有個別致的稱呼----老泡，即泡在北京，不去上山下鄉。當然老泡裏面也有公認不能去下鄉的，比如身體有明顯殘疾者，或者有醫院證明不能從事體力勞動者，還有的就是家裏只剩下唯一一個子女的；前者叫病留，後者叫困留。
我的條件本來符合困留，但因出身問題不獲承認，那就是要逼我走另外一條路了---病留。當然我是沒有病的，不過共產黨常說---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的創造條件也要上，好，我就開始“創造”一種不能從事體力勞動的“病”吧。
因父母都是醫生，家裏的書最多的就屬醫書了，我從小就喜歡翻看，尤其是診斷學，論述症狀以及判斷何種病症的書，令我最爲着迷。爲了這個“病留”，我研究了一番之後，發現“坐骨神經痛”最爲可行，此病嚴格來講只是症狀，引起此症狀的病症有腰椎間盤突出，有脊柱側彎，有腰椎骶化，甚至腰肌勞損都可引起此症。
然後我就去醫院看病，按照書中所講的症狀，告訴醫生我現在就有這些症狀，躺在診斷床上，死活擡不起腿，醫生試圖幫我擡起那條“病腿”，我就大叫從腰臀部到小腿猶如閃電般疼痛；去照X光片，居然檢查出我有腰椎骶化情況，真天助我也。最後，醫生終于在疾病證明書上寫下了坐骨神經痛，不宜重體力勞動這幾個字。如此這般，我成功地“創造”了病留的條件。
其實，老泡之中像我這樣“創造條件”的，不乏其人，大家反正都是同一目標---抗拒下鄉，於是私底下互相交流創造條件的辦法：“創造”腎炎的，有的在尿中滴點雞蛋白，化驗出來就成了蛋白尿；有的在尿中滴點雞血，化驗出來就是血尿；還有的索性叫真正患有腎炎的朋友一起到醫院，臨到廁所去取尿的時候，就讓朋友出面“貢獻”出一點尿來，這個化驗包管不會出錯。
這一頂包法，一樣適用于肝炎，關節炎以至肺炎等等。還有一招，不必化驗血或尿，也不必頂包，即可讓醫生斷症，那就是高血壓。你會問血壓計還能裝假嗎？當然不能裝假，但是這裡有其玄妙之處：量血壓的時候，坐在醫生對面，當醫生將血壓計的袖帶綁好，開始手捏氣球，往上泵水銀柱的時候，你要憋足一口氣，令身體處於將起立卻又未起的狀態，一直等到醫生的眼睛離開血壓計便可放鬆了。此招百試不爽，醫生也大惑不解---怎麼年紀輕輕血壓如此之高。不解就不解吧，只要把證明開出來就萬事大吉。
我們這些對上山下鄉作無聲抵抗的人，對於外面人給我們“老泡”的雅號並不領情，而給我們自己一個更驕傲的別稱----泡兵，我們就像是打遊擊戰的士兵，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你有張良計，我有過墻梯，目的只有一個----逃過上山下鄉。
免上賊船浪費生命
其實，到了大規模動員上山下鄉的後期，我覺得學校裏管分配的老師也都開始產生厭倦情緒，除了極個別的，誰願意成天跟這些無辜學生沒完沒了地作對啊，所以有的老師出於不能明説，但給了我們很明確的暗示：你不想去上山下鄉，只要你把病留的條件“創造”出來，讓我們手中有個醫生證明，好向上級交待就行了。至於醫生證明的真僞，誰都不會去在意。
我的情況是本應屬於困留，但不獲承認，我才“創造”條件，變成病留，我想分配老師都看在眼裏，心知肚明。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個本來是人事科（管檔案的）的幹部（黨員），也參與分配工作。有一天他找到我，說有一種藥叫“益壽寧”，北京市面上很難買到，但是這是一種療效特別好的藥，可能是想孝敬他父母的，知道我父母以至兄長都是醫生，問我能不能幫個忙。
我一聼，馬上心領神會，回家跟母親一說，母親立刻囘醫院查詢，沒有，又去相關的幾家大醫院和醫藥公司查詢，竟然都沒有。當時我的哥哥在西南三綫鐵路醫院工作，我們寫信告訴他這件事，果真全國支援三綫，三綫藥品齊全，不久，我們就收到了裝着“益壽寧”的包裹。當我將兩盒難得的益壽寧交給那個人事幹部，他心滿意足地笑了，當然我沒有提到費用。此後，這位幹部向我索藥不止一次，從未表示過要付錢給我。
我仔細地回想了一下，這大概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被動參賂，但我至今沒有罪惡感，我把它列入不得已而為之。在那樣畸形的制度下，在那樣荒謬的狂熱中，我一個人能做得了什麼呢？其實我從心裏是極不情願作這樣的事的。
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夏天，學校終于把我分配在北京東城區一街道工厰，結束了我的“抗戰”生活。那位中日混血兒女同學一直陪伴着她的日本媽媽，也被分到了一街道工廠，但她對此不屑一顧，從不去上班，直到後來離開大陸赴日本定居。
算起來，其實這“抗戰”過程只有大約一年多的時間，但每當我想起那段度日如年的日子，都感覺好像有七八年那樣長。現在曾上山下鄉的知青都在爭論是否“青春無悔”，我是沒有資格參加爭論的，但我經歷的不無艱苦的“抗戰”，一樣可以喊出---青春不悔，畢竟頂着大潮，避免上了那條廣闊天地的賊船浪費生命，逃過了精神和肉體的大劫難。
（2009年11月）
戳这里 Claim your page
来源: 文学城-石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