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锶:文革中的邓小平与江青
引子
邓小平百年诞辰将至，以此文为历史钩沉，也算是对这位伟人的纪念。
邓小平一生最为人津津称道的是他政治上的“三起三落”。其实，奠定邓小平在现代中国崇高历史地位的是文革中的“两落”，正是因为文革中的两次“落难”，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内长期固有的极左一套深恶痛绝，痛定思痛，他采取“扬弃”的手段，力图铲除党内极左的痼疾。效果如何，自有后人评说。但邓小平正是从否定文革（这一使极左登峰造极的“运动”）开始，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邓小平在文革中的两次“落难”，始作俑者是毛泽东，但邓小平对毛泽东并不记恨有加，除了政治谋略方面的考虑，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知遇之恩”始终不忘也是重要原因。展开讲，追溯历史，被毛泽东视为“有才”，而又是自己亲自发现和精心提拔起来的仅有二人：林彪和邓小平。毛泽东历经无数次党内“残酷斗争”，坐上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把交椅”，他善于总结经验，深刻体会到集中权力于一人的“好处”和“危险”，因此，一方面自己紧抓最高权力不放，另一方面又是“分权”的高手，平衡制约别人手中的权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从毛泽东对待周恩来的手法可略见一斑。但毛泽东对林彪和邓小平一个时期是充分放手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是“自己的人”。举例说明，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把决定中国命运“决战”的一线权力完全交给了林彪和邓小平。林彪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东北局第一书记的身份，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不负重托，“辽沈战役”大胜，继而又完成了“平津战役”。如果说毛泽东极为欣赏林彪的军事才能，则更视邓小平为“全才”。“淮海战役”期间，邓小平被委任为“前委书记”，这是一个非常时期的非常位置。对外，邓小平拥有“淮海战役”前线军事行动的最后“拍板权”，相当于“最高监军”的角色。对内，则是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占领地区的最高“管辖者”，从共产党的地方政权组织到土地改革，乃至后方经济生产和“支前”，都有最后决定权。然而，邓小平最为吃重的角色应该是“协调者”的身份，他要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协调好华东野战军（三野）和中原野战军（二野）两个“山头”之间的各种关系，以顺利完成“淮海战役”。看看两个野战军司令员的资历，就知道此事的不易。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曾任红军总参谋长。三野司令员陈毅，朱毛“井冈山会师”时的红军领导人之一，等于是“井冈山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在井冈山红军领导人名单中，一度仅排在朱毛之后。而那时的邓小平仅是党内中级一层没有实权的干部，后来虽然做为“中央代表”，亲临广西，指导了“百色起义”（注意，不是“领导”），但与真正的军事指挥还不沾边。因此，邓小平要以“前委书记”的“官衔”压服两个野战军听他的是不可能的，他一定要有过人的政治军事真本事。从以后刘伯承和陈毅与邓小平融洽的私人关系上看，两人对邓小平是服气的。毛泽东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此话不虚。一九四九年以后，随着毛泽东极左思想不断发展，并在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变本加厉地予以推行，邓小平与毛泽东渐行渐远。文革初起，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就把邓小平算做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里面的“二号人物”，并予以打倒。但毛泽东对邓小平始终网开一面，在标志着“文革全面胜利”的“九大”上，刘少奇被戴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永远开除出党，而邓小平还是戴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一顶帽子，被保留了党籍，为以后的“复出”埋下了伏笔。可以说，毛泽东在对待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态度上有着天壤之别，对刘少奇必置于死地而后快，对邓小平总是不忘曾经是“自己的人”，加上看重邓小平的才干，而对其不忍痛下杀手。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种态度可谓前后一致，一九七六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再次把邓小平拉下马，但又一次保留了他的党籍。当然，邓小平也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他对毛泽东投桃报李，文革后，在他掌权之时，他拒绝了一些人的呼吁，没有把毛泽东遗体搬出“毛主席纪念堂"，坚决不做“鞭尸之举”。
然而，邓小平对文革中充当“打手”的江青则是一百个不原谅，两人在文革中反反复复较量了多个回合，结下的“怨恨”之深，使得双方都难有回旋余地。这也就成了文革研究者的一大课题，但真正有分量的论述少之又少。笔者以回顾历史的方法，尽量勾画出文革中邓小平与江青之间的恩恩怨怨，以启迪人们对文革有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
一，文革初期江青对邓小平的“打倒”和“批判”
历史上，江青和邓小平没有个人恩怨情仇，文革初期，江青对邓小平的打倒和批判完全是出自“公心”，即要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江青是要置邓小平于死地的，不过，她这样做以为是秉承了毛泽东的旨意，把邓小平和刘少奇等同起来，欲一并与予除之。公正的讲，江青要彻底打倒邓小平不是为了“泄私愤”，只是她没有意识到毛泽东要把刘邓区别开来。以江青的政治头脑也不可能想到毛泽东要适当“保邓”的良苦用心：把邓小平当做一步不起眼的“闲棋”，以备不时之需，意在对林彪留一手。
江青对邓小平直接的“无产阶级仇恨”始发于一九六六年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是文革开始后第一次最高级别的共产党中央会议。会议进行了重大人事变动，林彪被选为排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代替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成了排名第七的政治局常委。此次会议上，邓小平的常委排名经过一次反复，江青起了关键作用。会前，毛泽东委托周 恩 来搞出了一份常委名单，排名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康生，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陶铸。毛泽东没有提异议，林彪也无不同意见。但在周恩来拿此名单征求江青意见时，却遇到了麻烦。那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对这个名单大为不满，关键就是邓小平的排名特别靠前，反而排在了文革红人陈伯达和康生之前。江青除了对邓小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加鞭挞外，还要求周恩来把邓小平的排名往后靠。最后，陶铸顶替了邓小平常委排名第四的位置，邓小平排在了陈伯达之后，成为排名第六的政治局常委。这也是文革中的一大奇观，一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女人，却能够对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指手画脚，而且没有一个政治局常委敢吭一声，可见当时的党内政治生活是何等地不正常！
江青对邓小平面对面的批判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本来这次会议重点是批判刘少奇的，但江青认为刘少奇已经被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所揭露批判，而邓小平还处于打而不倒的境地，理由是邓小平在刚刚结束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选举常委时得了全票。江青动员了军队中的林彪，萧华，杨成武等人，还有中央文革的几员大将，王力，张春桥，戚本禹，以及邓的老部下谢富治，还有王任重。江青放了头炮，首先把邓小平和“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末沙）联系起来，诬指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然后又把贺龙，李井泉的帐算在邓小平的头上，使邓小平百口莫辩。接着是林彪发言。林彪仍以他奇特的语言，指邓小平在组织编写毛选四卷时突出二野，问题性质已经变化，是政治性的，不是组织性的（意指邓的问题已经是敌我矛盾）。而后，其他人也跟着发言。我想，此次批判给邓小平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尽管以后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分道扬镳，矛盾重重，但邓小平始终认为他们是一伙的。江青和林彪联手对他进行批判，应该说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江青知道，要把邓小平彻底打倒，光靠列举邓的“现行反党行为”是不够的，人们仍然愿意记起邓小平历史上对革命的功绩，因此必须找出邓小平的“历史问题”，以证明邓从来就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这样才能使邓小平威信扫地，彻底完蛋。毛泽东批准成立了“刘少奇专案组”，对刘少奇的历史进行审查，意在彻底把刘少奇搞倒搞臭，使他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江青成为了“刘少奇专案组”实际负责人（组长是周 恩 来），但她并不就此满足，一再要求成立“邓小平专案组”，毛泽东不置可否，没有明确的态度。江青不死心，在毛泽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下，成立起了“邓小平专案组”，但又不能够完全名正言顺，最后挂在了“贺龙专案组”的名下。以邓小平的党内职务,是高于贺龙的，但对邓的审查级别却低于贺龙，这又是文革中的一大怪事。当然，这也从侧面说明，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想“赶尽杀绝”。审查邓小平的历史，唯一可以做文章的地方是他在“百色起义”之后，“红七军”最为困难的时候，脱离部队，离开广西，去了上海。如果坐实这一条，邓小平至少是个可耻的“逃兵”。江青指示“邓小平专案组”要从此处打开缺口，竭尽全力定下邓小平这条“罪状”。“邓小平专案组”取得了进展。在“高压”之下，邓的老部下莫文骅（当时任装甲兵政委）写下了检举材料，指控邓小平“擅自”离开部队。而邓的老战友张云逸大将也写了材料，但他只说邓小平没有和他商量就离开了部队，避免说邓小平是“擅自”脱离部队。邓小平不承认自己“擅自”离开部队，强调是接到中央指示，回上海汇报工作。当然，邓小平并不“硬顶”专案组的人，他非常策略地“检讨”自己，说自己接到中央指示后，可以相机处理，不离开部队应该更好。直到“九大”前，对邓小平的历史审查没有什么更多的收获，就这一条”历史罪状“，还不能够完全坐实，江青的心情可想而知。
一九六九年“九大”召开期间，江青和林彪联合向毛泽东提出，要象处理刘少奇那样，处理邓小平，把邓小平永远开除出党，但毛泽东没有理会他们的要求，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不过，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继续受到“隔离审查”。此时的江青连跳数级，一跃成为了政治局委员。两相比较，正是江青上了“天堂”，邓小平入了“地狱”。江青春风得意之际，把邓小平看成了“死老虎”，已经没有心情再穷追猛打了。反之，邓小平以他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深知保留党籍对他政治生命的意义，他没有自暴自弃，沉着地等待时机，以求“东山再起”。
二，文革后期邓小平与江青的斗争
一九七一年“9.13事件”后，林彪集团覆没，毛泽东在“九大”建立起来的权力平衡被打破，毛泽东不得不认真考虑用什么人建立起新的权力平衡。这时，邓小平进入了毛泽东的视线内。一九七二年初，毛泽东有目的地去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以做出安抚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的姿态。毛泽东在这样一个场合放出话来，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毛泽东要重新启用邓小平的第一个信号。以后事态的发展就广为人知了，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揭发批判了林彪和陈伯达，对自己的“错误”再次检讨，表示“拥护”文革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写下了那段说“邓小平政治思想上强，。。。。。。”的著名“批语”，篇幅所限，这里就不赘述了。到此，邓小平再次复出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然而，邓小平的复出和他重新得到毛泽东的信任与重用还不是一回事，毛泽东决定重新重用邓小平的契机出现在一九七三年。一方面是因为周 恩 来被发现得了癌症，需要有人分担他的工作。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周 恩 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批判文革“极左”思潮大为不满，有意“走马换将”。邓小平成为了首选。当然，毛泽东对邓小平还要“考查”一番。首先，毛泽东利用周 恩 来在中美外交上的一次“失误”，要政治局开会“批判”周 恩 来，并指名要邓小平列席参加。邓小平最终在会上发了言，告诫周 恩 来不可以有任何“野心”，意指周 恩 来不要想接毛的班（详情请看高文谦的“晚年周 恩 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发言大为满意。其次，自“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军队总是不大放心，对大军区司令总想“削藩”（缘由起于一九七零年“庐山会议”期间，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的“写信事件”。)。毛泽东征求叶剑英，邓小平，王洪文的意见。叶，邓商量之后提出了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主意。而王洪文除了空喊几句恭维毛泽东的口号外，拿不出任何具体办法来。至此，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考查”结束，认为邓小平完全合格，可以接替患病的周 恩 来，全面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到了一九七五年初，邓小平已经是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可以说，邓小平此时的职权已经超过了文革前他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的职权。
从一九七四年中旬到一九七五年中旬，对比邓小平的复出和一步步的“升迁”，江青则处于文革以来最为失意的时期。林彪集团覆没后，中央一级领导出现了权力真空，但毛泽东没有给江青任何具体的位置，她依然是一个“空头”的政治局委员。以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冲锋陷阵”，对周 恩 来的批判不竭余力，但最后毛泽东出来做“好人”，保了周 恩 来，反而对江青在“批林批孔”中加上批“走后门”进行了批评。而后，毛泽东又指出了”四人帮“的问题，要求她在政治局会议上检讨。在她向邓小平”发难“的“风庆轮事件”上，和以后“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与邓小平争论的问题上，毛泽东都支持了邓小平。最后，因“红都女皇”一书，终于惹得毛泽东大怒，差点儿把她赶出政治局。
自邓小平主持中央全面工作以来，各项工作都大有起色，然而，他的工作依然是艰难的，除了文革造成的各种问题积重难返外，他必须用相当的精力与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进行周旋，与之斗争。以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江青是难与之匹敌的。在“风庆轮事件”和“农业学大寨会议”争论两件事情上，邓小平占了上风，但邓小平并不沾沾自喜，他深知要使江青闹不起事来，关键在于在江青想要“插手”的重要部门使用对江青宿无好感的人，也就是文革中“挨整”的人。那时，邓小平手下有所谓的“四大金刚”：胡耀邦（任中国科学院主要负责人），张爱萍（国防科委主任），万里（铁道部长），周荣鑫（教育部长）。看了这四个人的名字人们就知道，他们根本不可能买江青的帐。邓小平还针对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把持了宣传和意识形态大权的局面，另起炉灶，成立起自己的宣传理论班子，“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其成员有：胡乔木，胡绳，邓立群，于光远等人。这些人都是老资格的党的理论家，当然也是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死对头”。邓小平的用人可谓是泾渭分明，他对文革“新贵”一个不用，拉开架势，做好了与江青长期斗争的准备。当然，邓小平也有失算的地方，他过于看重自己过去的“人脉关系”，对一些人经过文革可能变化估计不足。邓小平对“四人帮”的大本营上海企图打开缺口，为此他专门找了文革前就熟悉的，上海管工业的书记马天水，希望马天水能够把“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些活动“通风”给自己。没想到马天水已经死心塌地地投靠了江青一伙，把邓小平与他谈话的内容汇报给了江青。对于邓小平的“策反”，江青恨得要死，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江青知道邓小平已经下定决心和自己“势不两立”了。因为“策反”马天水，是一件把江青得罪到底的事情，邓小平不可能不明白。
到了一九七五年下旬，形势突然急转直下，邓小平再次处在了“挨批”的位置。这是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各个方面推行“整顿”开始不满起来，认为邓小平要否定文革。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了“重话”，主要说他还是“黑猫白猫那一套”（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对毛泽东批邓小平的那几段话都很熟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重复）。当然，这次毛泽东批邓小平和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以及毛远新的推波助澜大有关系，一个专门批判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此开始。江青再一次充当了批判邓小平的“急先锋”。然而，这一次批判邓小平，江青掺杂了个人恩怨，她把七四年毛泽东批评她的话一股脑儿地算在了邓小平头上，认为是邓小平告“黑状”。而且不顾事实，把毛泽东要“整”她一下，说成是邓小平对她进行迫害。不过，这一次邓小平也与文革初期时的表现不同，他不再检讨自己，对任何对他的批判都沉默以对，根本不把江青放在眼里，即使在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以后，他再次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也仍然保持沉默。
邓小平虽然再一次被打倒了，但这一次被打倒与文革初期被打倒完全不同。至少，广大人民群众已经没有了文革初期那种狂热，他们希望国家安定下来，改变自己生活水平自文革以来日益下降的现实。这一次，他们对邓小平没有”仇恨“，只有”同情“，因为邓小平的主张更符合他们的心声。邓小平自己对中国的政局看得更清楚一些，虽然他不能够预测出每一步具体的发展，但他知道，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日益孤立，即使在有许多文革新贵的政治局里面，多数人也不喜欢他们，因为江青太霸道了。江青一伙儿之所以能够颐气指使，完全是因为靠着毛泽东这棵大树，可惜毛泽东已经时日无多了。那时，邓小平有一句简单而又明了的话：“只要叶剑英在就好办！”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只要毛泽东这棵大树一倒，掌握军队的叶剑英随时就可以收拾掉江青。所以，这次邓小平被再次打倒，他的心情并不那么特别压抑，因为他知道曙光就在前面，他一定能够“东山再起”！
结束语
一九七六年十月，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联手把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抓了起来。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再次正式复出。
邓小平复出后，抓的一件大事就是成立特别法庭，公审“四人帮”。从现在的观点来看，那次公审离“法治”还有一段距离（江青等人的量刑是由政治局讨论决定的），但比文革期间江青等人无法无天法西斯式的随意打倒和关押人进步多了。
在特别法庭上，江青面对对自己的指控不是回避不答，就是拒不承认。然而，不知为什么，江青对指控她“诬陷”邓小平干脆地认可，而且还认为自己做得不够，使毛泽东没有能够对邓小平“除恶务尽”。她还当场喊起了“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邓小平当然对江青也不客气。他对外国记者表示，以江青在文革中的所做所为，枪毙十次也不为过，判处江青“死缓”已算是很“宽宏大量”。
由此可见，邓小平和江青在文革中结怨之深，尽管江青已成了阶下囚，双方斗争的胜负已见，但两人在口舌上面依然互不相让。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一种悲哀。我真诚地祝愿，邓小平和江青在文革中这样的结怨再也不要在中国政坛上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