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序曲》（三皇五帝到夏商）之三十八

      西汉刘歆给皇帝上表时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那个皇帝是西汉的最后一个皇帝，谥号可怜得紧，叫“哀帝”。这个刘歆搁现在一定是广告界的风云人物，他太敢开牙了。《山海经》说的是“圣贤之遗事”？你欺负哀帝不认字吗？“其事质明有信”？你给我找来一只人面鸟来即可，不过别拿猫头鹰说事。他说的禹益是指这两个人的时代，而不是大禹和伯益二人。陈槃认为《山海经》是齐国帅哥邹衍写的，他是从《周礼》注疏中找到邹帅哥的，我不知道对不对，作为一个备注吧。

我对汉儒的逻辑推理能力很失望，他们适合玩“天人合一”那种不着四六的玩意儿以及研究哪种下跪姿势最酷。《山海经》里有些地名，比如“长沙”、“零桂”、“桂阳”等都是秦汉以后的郡名，大禹怎么知道的？大禹说他自己是父亲鲧剖腹产的，那鲧到底是爹还是娘？大禹成心恶心自己嘛？大禹和他的同事伯益、后稷以及几十万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才完成治水大业，大禹自己累得得了“偏枯”，走路都走不好。可是在《山海经》里他的成功是“随随便便的成功”，因为天帝给了他息壤就才把水治住了。这么一来，大禹和他的小伙伴们的功勋便被抹得干干净净，一切不过是天帝的赏赐而已，大禹脑子难道也风湿了吗？否则怎么可能编出这种对谁都没有好处的故事？

朱熹认为《山海经》乃附会《天问》的看法扇了汉儒一耳光，不过他也有点矫枉过正，说《天问》附会《山海经》还差不多。《山海经》始于大禹时代可能性颇大，当时治水工地上各色人等都有，工余大伙凑一块侃大山，讲一些奇闻轶事、奇谈怪论丰富一下文化生活，流传下来也许便成了《山海经》的一部分。从事这么大的工程，巫觋是少不了的，他（她）们一搅和，奇闻便成了神迹，禹步可能就是这些巫觋“研发”出来的。

夏朝是个巫术颇为流行的时代，2015年初在郑州郊区挖掘出一个据说是夏朝城墙的遗址，那些城墙是土墙，这再次证明那时的人没能力建造埃及和苏美尔人的石头城池。那些土墙里发现孩子的遗骸，这说明当时建个土墩子都要搞巫术仪式，拿可怜的孩子作为祭祀牺牲。鲁迅说《山海经》是巫书，很有见地，比那些东拉西扯的儒生们强太多了。袁珂认为《山海经》的作者是战国时楚人所作，这和鲁迅的“巫书”见解吻合，楚地的巫术承于中原而发扬光大，战国时巫术在中原已经不时兴了，但楚地仍然“神魂颠倒”。

《山海经》绝非一时一人之作，时间跨度太大，非穿越人不能为也，说《山海经》是共工躲在密云水库写的都比说大禹是作者靠谱。《山海经》最后应该成书于西汉，有个证据：大禹的儿子启在《山海经》里被改名为开，这是为了避汉景帝刘启的讳。

大禹定九州，并安排了各州相应的税率，于是《史记》（其实是《禹贡》）上说：“成赋中国”，“中国”这个词就这样突然诞生了，“中”是相对于东南西北四夷而言，我们在正中，所以叫“中国”。大禹接着道（通“导”）九山、九川，他这么日理万机，还有时间和兴趣搞“文学创作”？我不相信大禹是《山海经》的作者之一，他没有那个天真烂漫的情怀，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没有根据。

大禹究竟是不是个文学家我们先放在一边，让我们来关注他作为政治家的作为。天帝也不关心大禹的文学成就，因为他完成了“三九”伟业，便给他颁发奖状：天下和姓氏，姓是姒，氏是（有）夏。这是《国语·周语》里说：“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说得一清二楚，我们有理由相信“皇天”就是有十二个头的天皇，也即天帝。

奇怪的是《夏本纪》对“皇天”只字不提，没头没脑地冒出三个字“赐土姓”，因为前面的主语是大禹，这一下子造成双重错觉：第一，大禹给谁赐“土姓”？那一段里没有宾语，总不至于是个九山、九川、九泽吧？山、川、泽本来就姓“土”嘛！第二，“土姓”是表示姓“土”吗？“土姓”其实是“土与姓”，“土”代表领土，即天下。幸亏有了“盲左”的《国语》，否则我们这些后人就两眼一抹黑，全瞎了。《史记》沿用《禹贡》的说辞，这倒符合司马迁的初衷“《禹本纪》、《山海经》余不敢言之”，但您老不是在“四门”整风运动里提了四个妖怪吗？为何反在大禹“授勋”一事上吞吞吐吐？如果不接受《国语》，那么禹的姓和氏都没了出处，这是个学术疏漏。如果记者采访司马迁的姓氏来历，老爷子何以应之？果然老爷子后来在宣布大禹姓氏时很突兀，而且时机选择得也不对。

    虽然我不喜欢也不相信十二个头的怪物，但至少大禹的姓与氏有了根据。所谓“皇天赐姓”十有八九是大禹自说自话或者是他身边的“深喉”吼出来的，反正他有着无与伦比的话语权，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不说别人也可意会，连他的“风湿性关节炎”不都成了神圣的“禹步”吗？

    九州搞定了，奖状也有了，大禹该消停了吧？（本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