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

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

        上世纪50年代初，马寅初回浙江老家研究人口问题，随后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报告“人口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必须引起重视，早为之图”，建议全国进行人口普查并提出了控制人口的意见。当时人口增长率已达20%以上，周恩来支持并鼓励马老专注于人口问题的调查研究。马老时已年逾古稀，不辞劳苦，率领助手和学生，奔赴浙江、江西、陕西、山东、上海、江苏和北京郊区各县进行调查，掌握了更多的人口增长数据。1953年12月7日，在刘少奇召集的“提倡节育”专门会议上，马老谆谆告诫：“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但毛泽东持不同看法，多次批评马寅初等学者“杞人忧天”，有的地方还在号召学习苏联的“母亲英雄”，对多生育妇女进行奖励。

        1954年，马老以人大代表身份第三次回到浙江农村调查，在调查报告中写道：“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中国人多地少，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了生产增长的速度，长此以往，国家怎么能富强？”三个不得了，表达了马老的忧心如焚。在朋友的支持下，马老参阅了古今中外有关人口问题的典籍，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长篇论文，于1955年7月召开的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以正式提案提出。提案提出后，却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马老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

        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

        1958年对马寅初的批判，已从学术范畴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1959年夏，马老随人大视察团赴外地视察，目睹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祸，感到痛心疾首，未免发些牢骚。

        回京不久，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找他谈话，要他作检讨。但谈来谈去谈不拢。最后周恩来几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长19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答应我一个请求，对你的《新人口论》写出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好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老明白不到万不得已，总理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但要马老违心作检讨，也实在办不到。他沉思良久，最后迸出这两句话：“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

        几天后，马老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交《新建设》杂志发表，文中说：“有几位朋友，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要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甚至人身安危。他们的劝告出于真挚的友谊，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这里，我还要对另二位好友准备谢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l949年从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真心实意的劝告，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我希望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视同抗命，则幸甚。”最后他严正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显然这位好友指的就是周恩来。

马寅初坚持真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被打成右派，被免去一切职务。

这次把学术问题引到敌我矛盾的做法导致“错批一人，多生三亿”的，而且造成严重的后果。如果当时按马寅初的设想去做，不会有人口的高度膨胀，不会让贫穷持续这么久，不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包袱。那时一个家庭有三四个孩子比比皆是，农村更多，如果那时候控制为一家生二胎，情况会好得多，直到现在也不会年龄比例失调，过早地进入老龄社会。

其实毛泽东到晚年已经认识到人口膨胀的压力，70年代初就大规模提倡计划生育，但马寅初的冤案不可能得到平反。

1979年夏，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亲自为马寅初平反：“当年毛主席要肯听马老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突破10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讲到这里胡耀邦已经热泪盈眶，坐在轮椅上的马老已经98岁高龄，下肢瘫痪，耳朵也有点背，他没有感激涕零，只是再现他刚直不阿的性格：“二十年前中国的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你们不要再误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