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硕： 蒋介石亲自批示他死刑，用反间计称其“已叛变”

蒋介石亲自批示他死刑，用反间计称其“已叛变”   

2013年秋，在党中央决策下，为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牺牲在台湾的中共隐蔽战线的同志的“北京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内建成。广场序幕墙上刻有毛泽东得知我党在台情报人员传回的重要情报后，欣然挥笔写下的气势磅礴的一首五言绝句：“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另外在纪念广场的花岗岩墙体上共刻有846名牺牲在台湾的人名单，其中有一个名字列在其中，他就是刘光典。1959年2月4日，刘光典被国民党杀害于台新店安坑刑场，距今已经58年了。

刘光典于解放前参加中共领导的地下组织，成为中共东北社会部的一名交通员，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做了大量工作。1949年，他为了祖国的统一，接受中央社会部派遣，两次秘密潜入台湾，配合中共派台主要领导人执行任务，做出重要贡献。

近日，刘光典之子刘玉平接受了《法制晚报》记者专访，他在采访中回忆道，父亲自他儿时离家从事隐蔽工作，从此音讯全无。再次得到父亲的消息，却是“父亲竟然叛变了”。刘光典被捕后英勇就义，却被敌人利用反间计宣称他已“叛变”，还特地选了一个和他相貌相似的人冒名顶替喊“反共口号”。

为建情报站 捐出自己多年积蓄

2016年底，法晚记者如约来到北京市精忠街见到了刘玉平，那天刘玉平身着一件将校呢大衣，显得十分硬朗。在他的引导下，记者来到了刘玉平工作室，并发现这条坐落于天坛脚下的老北京胡同里竟然隐匿着一座单层楼体结构的建筑，在外根本无法看到。据刘玉平介绍，这座建筑在当时曾作为新中国情报人员在北京的一个工作站。

据了解，这座建筑内墙高约3米，厨房、卫生间、工作室通过“楼道”连接，而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撩开窗帘，一尊半身铜像映入眼帘。窗外阳光照射在铜像上，可以看到的是一副年轻英俊的脸庞，而他正是刘玉平的父亲——刘光典。

这间办公室的墙上挂了多幅刘光典的照片及其与妻子二人的结婚照。刘玉平告诉记者：“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随时能看到父亲，使我可以感受到父亲的陪伴，并鼓起勇气克服困难。”

据刘玉平讲述，1922年，父亲刘光典生于旅顺农村，原籍山东莱阳，祖上于明末清初逃荒到东北旅顺韭菜房。15岁时，祖父刘德录因病去世，刘光典只好外出谋生。由于刘光典有些文化，生性勤奋善良，因此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能很快入门，成为骨干。他当过学徒，做过医药生意，还做过煤矿财会工作。刘光典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曾就读于哈尔滨铁道工学院。1942年，刘光典基本掌握了做医药生意的本领，手中有了一些积蓄。同年，他在北京与出身于铁路工人的王素莲喜结良缘，建立了一个幸福家庭。

成家后的刘光典带着妻子回到山东老家谋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山东枣庄一带当上了伪警察局长。但身为一个中国热血青年，刘光典痛恨日寇的残暴，经常暗中保护中国百姓和抗日人员。在民族自尊心、正义感及一颗善良之心的感召下，他很快便放弃此职。在他离开时，当地百姓为了感激他，在路边设案送别。以后，刘光典回到东北，奔波于北平、山西、内蒙、上海之间继续从事医药、动物皮毛生意。在此期间，他又克服各种困难，到北京辅仁大学学习经济管理专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爆发前，刘光典的医药生意顺风顺水，挣到不少黄金美元。1946年底，他在上海做生意时，结识了老资格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东北老乡洪国式，这是他人生改变的关键一年。洪国式于1938年参加革命，1945年经王若飞同志批准，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党的重心工作转移，洪国式于1946年到上海做情报工作。他的任务除了收集国民党军事情报外，同时担负着寻找、发展适合于从事中共隐蔽战线工作的人员的任务。

不久，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内战全面爆发，中共驻南京、上海办事处被迫撤离，洪国式转到沈阳工作，受中共东北社会部辽南站领导。此时，中国共产党大量工作转入地下，急需能胜任中共地下工作的人才。在党的指引下，经洪国式介绍，刘光典于1947年初加入中共大连社会部。随后，他与洪国式到上海筹备建立中共情报站“华石公司”。

面对资金短缺困难，刘光典毫不犹豫地捐献出了自己几年的积蓄。在有关材料上记有：“刘光典，辽宁旅顺人，知识分子，擅长商业贸易，在上海成立华石公司时，成为洪国式的主要助手，他为人诚实机警，不嫌弃共产党闹穷革命。在洪国式、秦笠于东北、北平经济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拿出自己的财产支持革命工作，计黄金十两，美金一千元。如以当时金价30美元折合一两黄金计价，这一千美元就折合三十多两黄金，因此刘光典的贡献是不小的。”

潜入台湾 取回国民党绝密情报

刘光典参加革命后，多次往来于东北、山西、山东、上海、北平之间，完成任务。1948年初，刘光典在沈阳太原街以做医药生意为掩护，从事情报工作。1948年1月14日，刘光典的小儿子刘玉平在此处出生。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辽沈战役即将胜利结束前，组织上命令洪国式、刘光典到平、津敌区做情报工作。

1948年6月，刘光典到达北平，先后在北京牛街、宽街等地寻找合适的工作地点。最后在宣武门内大街124号租得一个小独院，作为平津战役收集军事情报、从事地下工作的地点。

刘玉平家里陈列的父亲雕像及父母合影

此时，刘光典与战友们积极筹备商业机构，以利立足和掩护，往来于京、沪之间进行情报工作。但此时资金十分短缺，情报人员甚至在北平的生活费都不能满足，幸好又有刘光典的大力支持，才解了燃眉之急。

1948年10月，刘光典将收集到的国民党军事情报藏在烟盒内，穿过敌人封锁送到大连。不久，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刘光典返回后，北平已和平解放。此时刘光典一家人幸福地团聚在北京钱粮胡同的四合院里。但是，这种团聚是宝贵而且暂短的，更艰巨危险的重要任务等着刘光典去完成。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指的是后勤保障，但“情报先行”则对战争胜负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1949年4月，刘光典离开北京前往香港，当时党中央在台湾的情报人员已收集到了多方面的重要情报，但那时我党在台湾尚未建立电台，为了取回情报，只能派当时的交通员赴台湾取回情报。此刻任务落在了刘光典肩上。

1949年10月25日，刘光典离开香港，在台湾停留了一个月，并顺利地将一批重要情报带回。刘光典从台湾取回的国民党情报，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台湾的军事绝密，是我们较早得到的最重要的情报中的一部分，这些情报包括：一、国民党在台湾的陆、海、空各军情况；二、台湾气象密码；三、台湾海潮涨退时间表；四、台湾西海岸国民党驻军及港口守军情况；五、两大重要港口高雄及基隆的通信密码。

就在刘光典取回情报的同一天，中共华东局交通员朱枫在台湾基隆上岸。一周后，他将另一批重要情报带到香港并立即被上报党中央。毛主席得知后，写下了“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这首五言诗。

地下组织被破坏 住进三轮车夫家中

由于军情在不断变化，为了收集国民党在台湾的最新情报，1950年1月6日，刘光典再次前往台湾。但是，此刻台湾的情况已大大恶化。赴台后，他很顺利地取得了这批情报。2月初，刘光典给上级发出信息“货已办妥，日内运港”，但刘光典没有得到指示令他回港。

1949年底至1950年初，台湾国民党特务机构经过大量特务人员侦办，已经掌握了中共省工委及相关下属组织的情况。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特务组织将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抓获。蔡孝乾没能经受住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威逼利诱而叛变投敌。在他的帮助下，朱枫和吴石及大量中共地下工作者被国民党抓捕。2月28日，国民党特务组织采取了突然行动。他们在台北车站诱捕了洪国式，又分别在嘉义、台中、台北将胡玉麟、钱汾、陆家骥、王平等人抓捕。万幸的是，刘光典恰巧在抓捕行动前去台北取出境证，准备买船票返回香港。除刘光典外，全体成员被捕。

刘光典年轻时所摄

刘光典面对如此严酷的局面，一要保护同志们和自身的安全，向组织报警，另外，还要妥善处理那些宝贵的情报。重要的是要尽快离开台湾，返回香港。刘光典快速回到旅社取出情报、文件、行李物品后出门，叫了一辆三轮车，请三轮车夫把他拉到台北万华车站，想暂时先把行李存放在车站物品寄存处，但是由于天已很晚，行李没有存成。

此时，刘光典处在十分危急的处境中，他在台北市没有一个可靠去处。面对险境，刘光典对三轮车夫说：“现在这么晚了，能不能到你家借宿一夜。”三轮车夫立刻说：“可以，天这么晚了，看来你在此地也没个亲戚，到我家先住一夜吧。”于是，三轮车夫拉着他来到一片非常简陋的居民区，进了一间又破又旧的小房。

3月2日早，刘光典暗中处理了情报后，立即通过邮局给组织发出：“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的报警，表示组织已遭到彻底破坏。然后到一家杂志社，找到另一位关系人王耀东。二人决定，立即离开台北。当晚7时，他和王耀东在彰化车站汇合，立即乘车前往善化，从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为躲通缉 在深山洞穴生活四年

国民党特务人员发现没有抓到刘光典后，立即在全岛发布通缉令。遍布台湾各码头、机场及各个派出所、交通要道的通缉令上写道：“重要在逃匪谍刘光典，化名刘先农，三十余岁，大连人，高等身材，平时喜穿棕色西装及蓝色中山装。一经发现立即逮捕。”一周后的3月7日，彭孟缉(时任台湾保安司令部司令)亲自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但迄今仍没发现刘有离境踪迹象，尚在继续加紧追缉中。”

此时的刘光典已逃入台湾南部旗山之中。起初刘光典与山脚居住的老百姓住在一起，一起劳动。最后由于敌人的追捕，他向山上不断转移，并想方设法返回香港。他托台湾山民帮找船试图返回大陆，甚至冒险自己出山找熟人，可始终没能找到船。为了确保安全，刘光典平时都住在深山密林中，为了躲避风雨，或在山中掘地为穴，或在林中搭个窝棚用以安身。

从1950年3月1日至1954年2月13日，刘光典在台湾的南部深山中坚持了近四年。最后，他与王耀东生活在海拔一千米的山顶上的一个山洞里，洞口高、宽仅半米，洞深一米一，高一米七。

自从国民党集团于1950年基本摧毁中共在台组织后，仍没有停止对中共地下党继续进行清剿。1954年2月，国民党特务机构经过近4年的追踪，最终抓获了正在台南一带隐蔽的中共地下党员张璧坤等多名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2月9日，被捕的地下党员之一胡沧霖向国民党特务交代：民国三十九年三月，王耀东曾带来一名中共重要人物到这里隐蔽，至今还藏在附近的深山里。

敌人得知如此重要的情况后，立即组织了大量国民党军警人员，经过24小时搜捕，于1954年2月l3日，在台南与高雄的交界处沟坪，将刘光典与王耀东抓获。

刘光典在被关押的近5年中，始终坚持革命信念，毫不动摇。1959年，国民党当局军事法庭经过三审，判其死刑。蒋介石对刘光典案也有批示：“此案系四十三年所破获，为何延至现在始行判决，刘犯死刑照准。”1959年2月4日凌晨，刘光典被押赴台北新店安坑刑场执行死刑，时年37岁。

敌人找特务冒名顶替 令其喊“反共口号”

刘玉平说，父亲南下执行任务后，于1950年6月从武汉寄来一封信，内容大致是：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做生意，时间会比较长，事情结束马上就回家。这是刘光典与家人的最后一次联络，此后便音讯皆无。

为了弄清父亲的经历，刘玉平曾到原来他家所在地的派出所查档案。“档案上没提我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只写着‘常驻上海’。生活来源一栏写着：政府补贴。”刘玉平说，虽然父亲的去向是保密的，但从小，刘家的几个孩子隐约知道父亲被派去了台湾。

据刘玉平回忆，父亲离家的头几年，组织上对刘家照顾得很好。1948年中，刘玉平一家来到北京生活，而1949年4月父亲赴台的时候他刚刚1岁多，之后组织上一直对他们有关照，经常有军人来到他们家送生活费，带他们去公园游玩。可是，到了1954年，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在这一年，他们得到了一个消息：心目中无比英勇的父亲竟然“叛变”了。

台湾《保密局机密档案汇编》所绘刘光典逃亡路线图

刘玉平告诉《法制晚报》记者，父亲刘光典被国民党抓到之后，国民党便对外宣称刘光典已经背叛，衷心为党国效忠。敌人设立的这个离间计非常周密。国民党特务不仅在舆论上进行宣传，还特地选了一个和刘光典相貌相似的国民党特务冒名顶替，到香港中共机构面前喊“反共口号”。那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有关方面得到这一情况后，虽然一时无法做出判断，但是又不能不采取防范措施。

其实，刘光典一直被国民党集团关押在台湾军法处监狱。关于他在狱中的表现，原国民党士兵张家林提供了重要材料：“还在养病治疗的时候，我突然被调去8号病房，那里关的是刘光典，旅顺人，二十多岁。我们初见面，他就自报姓名，这点令我对他生出好感，因为我自己也这样。有些人不这样，他们不愿跟人透露自己的一切，包括真实姓名。刘光典长得高大英武，头发胡子都留得很长，像个野人。我因为对他一见面就有了好感，虽然不知道他犯了什么案，却很同情他。渐渐我发现他很能干，不但会说闽南话，还会说日本话。”

“刘光典待人很义气，从一件小事就看得出来。我们分饭，如果哪天菜汤里飘着肥肉或者肉片，他会叫我吃。他说：‘小张，你吃。你身体不好。’他绝口不跟我谈他所涉的案子，但是相处熟了，常常聊天。有天谈到他父亲。他说：‘我爸爸是沈阳火车站的调车工人。’我随嘴问出：‘那么你干吗来台湾？’他说：‘我奉命。’听他这么说，我感到这个人有种。当然，我知道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了，可是不跟任何人说。”

张家林提供的材料，是上海出版的《书城》杂志上，2010年刊登的《一个老兵的回忆文章》中提供的。当刘玉平于2010年得知此情况后，立刻与该杂志联系，又通过《书城》杂志找到在美国纽约的作者夏沛然，但得知张家林已于2009年3月去世。

母亲去世后 仨孩子向同学讨东西吃

1954年2月，母亲王素莲带着三个孩子从钱粮胡同搬到了条件不太好的王大人胡同。“尔后，常来家里的叔叔们也不怎么露面了。”刘玉平记得，从那以后母亲整日忧心忡忡，身体健康一落千丈。事情发生后，公安人员为了鉴别真假找到王素莲索要刘光典的照片，她明白丈夫出了意外，心情日益沉重,原本的病情加重，1955年10月18日，年仅32岁的王素莲便在同仁医院病逝。

刘玉平说：“做隐蔽战线工作全家都要投入到斗争中，都要为这场战争做贡献。我的母亲无怨无悔，一直都是默默地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她是个伟大的母亲。”

刘玉平说，每当他询问母亲，父亲哪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等问题时，她都会告诉刘玉平：“等全国解放了爸爸就回来了。”长大后的刘玉平才知道母亲心里非常清楚父亲是一名革命者，而作为一名革命者的家属，虽然忍受了极大痛苦但从没有怨言。刘玉平认为这一点对他有着极大的教育意义。

刘玉平还告诉记者，他的母亲去世时，他7岁、姐姐刘玉芳12岁、哥哥10岁。他们三个人相依为命。刘玉平在上小学时，曾经向同学讨食物吃。当时因为母亲去世，父亲又不在，组织上准备把他们送孤儿院。但身在北京的姥姥、姥爷不同意，组织决定供给一笔生活费，照顾他们长大成人。

1988年春节前后，在北京市政协工作的刘玉平的姐姐刘玉芳得到一个消息。据说，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后被派往台湾，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且坐了十几年牢的老地下工作者回到大陆。同时，他还带回了一份多达百人的牺牲名单。名单中都是上世纪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被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父亲的名字赫然在列。

1991年前后，刘光典所在单位为刘光典落实了政策，并做出正式的政治结论，认为他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好同志，值得后人永远怀念”。民政部门也为刘光典补办了“烈士证”。

刘光典虽然已经牺牲58周年，但这一批牺牲在台湾的烈士们的精神永存。刘玉平最后告诉记者，他目前正在做关于父亲这批烈士的事迹的宣传工作。现在他经常到党政军部门及高校、中学讲述先烈的事迹，还担任了赵登禹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了解这批不为人所熟知的隐蔽战线的烈士们。”刘玉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