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姥爷跳河 （文革乡村纪事之三）

姑姥爷，就是我妈妈的姑父，我妈就一个姑父。

小时候在周围几个村子里总能看到这样一个景象，一个气质非常不错的中年妇女，头发梳的像前国家名誉主席那样，可是她夏天也穿着大棉裤，口里面不断地凄惨地低喊着“继元哪，继元”。

经常看见有几个孩子在她背后不远处喊着“疯子”，但我妈不许我招惹她，说她是她表姐的“老大家”，即这个疯女人和我妈的唯一姑姑家表姐是亲妯娌，而继元是她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我半懂不懂的。

1982年春节，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假期。春节过后的一天，回家过节的城里人和村民们有一大堆站在街头交流着。这样的情景我在前一天也见过。

前一天人们的话题是说我们家正对门的齐景喜的大孙女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只是我无缘得见。我只是在后来夏天见过她的妈妈，电影明星的妈妈是东北军时期先后担任过黑龙江和辽宁两省主席的万福麟的曾孙女，政协副主席万国权的侄孙女。

这一次我怀着好奇又凑了过去。就听到整个唐山市唯一的解放前就入党的民主党派成员齐知果二爷说：“今儿个电视里播老保长的外孙女婿柳焕章来着。好家伙，节目给了半个小时。没想到刻戳的还能有这么大的出息！”。

我知道，老保长是多年来村里人对我太姥爷（曾外祖父）的称呼，因为自比他年轻的远房族叔齐绍文死后就是在东北（关外）做买卖出身的他老人家担任保长。因此，当众人开始一个新话题以后，好奇的我就马上走进街北姥姥家的大门、二门、前院、前正房、中院，来到后正房（冀东是穿堂式的院子样式，除了走车的大门本身是偏东斜对着二门之外，从二门到最北面的后门之间可以一箭射过）。姥爷姥姥正坐在西屋炕上聊着天。

我一上来就问，“姥爷，柳焕章是我太姥爷的外孙女女婿？”。

姥爷迟疑了一下说，“是啊，你问这个干啥？”。

我说，“今天早晨，中央电视台播他的节目了，说他是著名雕刻家”。

姥爷说，“哦。是，他自小就爱刻猴儿刻戳儿”。

我：“要是这么说，他是我姑姥儿家的姑爷？”。我自小论辈分功夫一流。我知道，我姥爷、大姥爷就一个姐姐。

我姥爷：“就算是吧。其实啊，柳焕章跟你妈的表姐早就离婚了，留下一个儿子随他妈在哈尔滨。他后来又结婚娶了一个大作家的女儿”。

我听完以后有些失望，看来著名雕刻家这份亲戚咱高攀不上啊！

我冷不丁就来了一句：“我姑姥爷是跳河死了以后让人把小便割掉了？”。

平时对我极其和蔼亲善的我姥姥大怒，说“大正月的，你个大小子咋这么不会讲话？”。

我吓得赶紧闭上了嘴。

姥爷沉默了很长时间，骂了一句“那帮王八操的！”。

 

我小时候刚懂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家斜对门的街北姥姥家的院子里会很热闹。有姥姥（我们称姥儿）、大大姥姥、小大姥姥、太姥姥（太姥儿）、还有一个姑姥儿，一大堆老太太。

这里面，太姥姥显得娴静，所以老太太活了97岁。

大大姥姥（我大姥爷的正妻），整洁、典雅。

小大姥姥（我大姥爷的解放妻），偶尔从北京回来，显得直爽、活泼、善良、知礼。

我姥姥，那是管理型人才。

姑姥儿，是所有老太太中最显得气质好的，可是她69年春就去世了，才70多岁出头。我就记得当时才几岁的我去姥姥家见她叫她姑姥儿时，在忙着家务的她挺和善地望着我。

姑姥儿有一个很富足的婆家。她有一个儿子大学毕业以后在吉林省党校任教，小儿子在家务农。

姑姥儿婆家的成分当然不好，是地主。她的丈夫，是一个格局很大的人，据说是。

可是，土改时他居然不跟任何人商量就把金银等藏入家里平常坐着的小木板凳里面了。把最寻常不过的小板凳掏出个洞来，把金银财宝放进去，再把洞口封好不让人看出来破绽来，这也真叫本事！

这个本事与他那离去的前女婿雕刻家有得一比！

我们那里的土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俗称平分，就是把地主富农家的土地房产家具日用品等分掉，金银财宝充公上交。第二阶段叫复查，就是对地主富农进行进一步的革命，让他们把藏匿起来的资财都统统交出来。我奶奶的爹、我姥姥的爹，都是一经过审讯就很坦然地把埋在树下、牲口槽旁的现大洋金元宝银锞子上交的，就因此没有挨揍。

这位姑姥爷子，却是在他们村农会人员的严刑拷打下才把金银交出来的。而他藏匿的地方却令人莞尔。如果他能挺得住，这些财产就会一直藏匿到文革结束。我们村里的一个年轻寡妇（下一篇主角的妈），就是在屁股被打的只能趴在炕上睡觉的情况下也坚决不吐出金银财宝藏匿地点。据说，改开后他们家的大洋、金元宝、银锞子还有一小簸箕。

这个姑姥爷，我不记得见过面。

他，1968年冬天就死了。

就他家解放前解放后的所作所为，应该是得罪了村里的穷人或坏人，或穷人+坏人。

本系列文革乡间纪事第一篇写的史家，那肯定是有势力的人家，但是在解放前对村子里的无赖也是不得罪的。

我小的时候，村里经常来一个卖“地羊肉”的人，外号三毛子。只要是他一进村后面准有一大堆狗追着但又有一段距离地在后面叫着。你懂的！

这个三毛子是宋各庄的，解放前经常去我老姨姥爷家去借钱，如果借不到，几天后我老姨姥爷家院墙外的柴草垛就会半夜失火，烧得一干二净。

文革开始了，姑姥爷就成了他们村里面造反派的批判对象，虽然他大儿子在吉林省党校工作，人家造反派根本就没有拿这当回事儿。

专政是残酷的，造反派对姑姥爷的折磨是从让他手里面举一根麻杆开始的。

俗话说，麻秆打狼两头害怕。

何为麻杆？

过去农村种有青麻，青麻成熟收割以后捆好沤入水坑中，表皮烂掉，青麻杆子的核心部分变朽，而农村用来打麻绳的纤维部分就是所谓的麻就可以轻易地从上面剥下来了。

变朽变稀松变软的青麻杆子部分，就是所谓的麻杆了。

造反派让姑姥爷举着一根麻杆。

我们不说举着麻杆，就说举着你的一只手，5分钟后你什么感觉？10分钟，30分钟以后呢？

只要是姑姥爷举麻杆的手动了，造反派就要用鞭子抽他，说他一个老地主，好吃懒做不劳动连一根麻杆都举不动。

第一道刑罚玩够了，村里面的造反派玩第二道。

就是把四个木凳分别放在四角，让姑姥爷用四肢蹬在四个木凳上，类似四足动物的站姿。但是你长时间拿这个姿势试试？

只要是他挺不住了，掉在地上了，造反派上来不是一顿乱踢就是棍棒伺候。

第三道刑罚是熬鹰。就是不让你睡觉。

姑姥爷白天在生产队地里照常上工，到了晚上，就要求他在大队部站着，不许坐下蹲下，到了后半夜他困了也不许睡觉。他站在中间，四角有人坐在板凳上，他困了向一边歪去，那一边的人就会推搡他，不让他睡。他如果是困的躺在地下了，那当然是一顿乱揍。批斗的可以轮班睡觉，挨批斗的可就倒了霉。

这样挨整了三四天，他实在是熬不住了。他一出大队部就奔向了村东不远处的滦河套。

那是初冬尚未封冻的滦河，水流平缓。……

反正他死了，尸首被找到后拉回村里。

这时候的造反派做的事情是，把他的二儿子叫到大队部，让他说他爹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要对他软埋，就是不允许用棺材，只是用席筒棉被什么的卷一下就埋上。

另一部分造反派又做了什么呢？

他们解开了他的半湿半冻的棉裤，找来了一把锋利的镰刀，……。

 

事情过去了几个月后，他的二儿媳妇，傻不叽叽的，把这个不幸中的不幸告诉她的婆婆，就是我的姑姥姥。

过了不几天，我的姑姥姥不吃不喝几天后就在72岁那年去世。而我的太姥姥，又比她女儿多活了四年于1972年在北京大姥爷那里去世，寿享97岁。

这四年里，我姥爷姥姥等家里人就说姑姥姥半身不遂不能回家看母亲她老人家了。

谁知道太姥姥信不信哪？反正她从不主动问起女儿。

1977～1981年，我经常在夏季到周围各村沿街叫卖姥姥家院子（园子）里产的葡萄，但是我去过比姑姥姥家还远的村庄，可是我就从来没有进过那个村。我觉得那个村里人都是牲口下的。

改开以后，姑姥爷先跑到台湾又去了美国的弟弟回国，要给村里修路。嫁到外村的姑姥爷的妹妹对她二哥说，你要是给钱修路，就让那进庄的车从我身上压过去。……

 

去年初夏游凤凰古城，我曾瞻仰我尊重的大文学家的故居和墓地，也看到了他著名的画家表侄和著名的雕刻家侄女女婿给他立的碑和刻的碑文。

回来以后和我妈妈提及她姑父自杀及受辱之事，我妈妈立马让我打住，说“不愿意提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陈年往事”，说“没有一个好王八操的”。

今年清明回家，想开口重提此事，一想她都81岁了，还是别提这让她伤心的不堪回首吧。

以上陈述，完全是我凭对姥爷姥姥平时谈及他们姐、姐夫时的只言片语的良好记忆。那个小表舅，自我10岁左右以后好像再也没有见过。

 

耳边又响起了雄壮的歌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

给文革唱赞歌的，喊今不如昔的，真希望你生前或死后也有人给你来个宫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