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靠君：有一种沉重叫做我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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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8月27日，一位中年人写信给徐志摩，信中他说：

“我在莫斯科三天，觉得那里的人有一种seriousness of purpose，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我去参观博物馆，看那1890-1917年的革命运动，真使我们愧死。我想我们应该发愤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点事，方才可以对得住我们现在的地位。”

他在这天稍早之前也写信给好友张慰慈，表达了差不多相同的理念：

“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的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在接下来的一封信里，他又说：

“我这两天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觉得我前日信上所说的话不为过当。我是一个重实验的人，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社会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

“凡试验与浅尝不同。试验必须有一个假定的计划（理想）作方针，还要想出种种方法来使这个计划可以见于实施。在世界历史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

“求之中国史上，只有王莽与王安石做过两次的“平均主义的国家”的试验；王莽那一次尤可佩服。他们的失败应该更使我们了解苏俄的试验的价值”

这位对苏俄正在推进的“庞大而前所未有之社会试验”无疑抱着非常感兴趣的、期待的、友好的态度。

这个人就是胡适。这一年他35岁。

这一年，也就是1926年，胡适因为到英国去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的机会，途经莫斯科，在那里停留了三天。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参观了苏维埃博物馆，参观了监狱，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所以，那时候的他，暂时收起对苏俄本质的一些早期认知，认认真真详详细细地观摩苏俄方面给他安排的参观，从里到外不怀芥蒂地、饶有兴致地观察了这个新生的古老国家。

他当时在这三天里看到的种种现象，都鼓舞了他对苏俄的好感–虽然在之前，他从小就对俄国人是颇为忌惮的。

这次有机会实地游历莫斯科，使他觉得，假如中国也能拥有这样一次试验的机会，那么对于振兴积弱的中华民族，应该是大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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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同时，在中国，一位比胡适小十多岁的年轻人，正在启程前往美国，展开他灿烂的前程。

他1926年在美国拜克大学勤工俭学，1927年到德国，就读于柏林大学。

他曾说自己被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聘为研究助手。其实这并不是事实。

但彼时在欧洲，确实是量子力学蓬勃发展，男孩物理学大行其道的黄金岁月。

1927年，第五届索尔维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了，一张汇聚了物理学界智慧之脑的“明星照”则成了这次会议的见证，数十个涵盖了众多分支的物理学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不过，那也是德国民粹情绪抬头，军国法西斯复活的年代。

1923年，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失败，他锒铛入狱，却没想到他的狂热被德国人更广泛地接受。

十年后的1933年，希特勒抓住命运转瞬即逝的机会，成为了德国总理，并在第二年成为了德国国家元首。德国走上了法西斯化的道路。

从那以后，爱因斯坦在德国，就渐渐呆不下去，最后只能于1933年远走美国。

不过在1928年，爱因斯坦还没受到这样的困扰。

爱因斯坦是经典物理学的最后一位大师，他无论怎样也不相信玻尔的“男孩们”的主张：

世界是测不准的。

不管怎么说，这位年轻人当时没跟爱因斯坦产生关联，他在柏林大学学习也没持续太长的时间。

1928年10月，他进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师从理论物理学家E．T．惠特克（Whittaker）和C．G．达尔文（Darwine r）。

1930年1月，获硕士学位，随后到剑桥大学读研究生。

1930年9月，返美进麻省理工学院，师从D．J．思特罗克教授（Struik），任研究助教，并继续研究生学习。

1931年5月，再次获得理学硕士学位。

我们完全不用怀疑，大好的前途正在等待着这位年轻人。

他的名字叫做：

束星北。

-03-

上世纪20-30年代，正是国际风起云涌，运动应接不暇，大师辈出，思潮翻涌的年代。

胡适对苏俄的好感并没有持续太久。当越来越多的苏联国内的情况被报纸披露，被世人所了解之后，他就逐步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与态度。

他有一段讲话，谈到苏联国内形势控制的运作方式，真是说得又生动又深刻：

“现代的狄克推多（独裁者）可就大不同了。狄克推多的要点在于长期执政，在于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然而在二十世纪里，那是不容易办到的，因为阿斗会鼓噪造反的”

“所以现代的狄克推多想出一个好法子来，叫一小部分的阿斗来挂一个专政的招牌，他们却在那招牌之下来实行。俄国的二百万布尔什维克，意大利的四百万法西斯，即是那长期执政的工具”

“这样的方式与民主方式大不同之点在于过度利用那班专政阿斗的“权力欲”，在于用种种“骗人的利器”哄得那班平日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阿斗人人自以为是权力的主人：

不但“逢时逢节”却做画诺投票的事，并且天天以“干部”自居，天天血脉奋张的拥护狄克推多，压迫异己，诛夷反动”

读到以上胡适在1934年12月18日在《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集中》一文中，所描述的情景，真令人产生时光荏苒，却恍如当初的感觉。

胡适对苏联的看法存在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

促使胡适对苏俄态度产生转变的缘由，就是苏俄当时对包括农民阶层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广泛的人民采取的高压政策。这里面有一个突出的例子是：

1936年起，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

8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十六人被判死刑；

1937年1月，皮达可夫等十三人被判死刑；

6月12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七名高级将领被处死刑。

胡适在1937年6月20日《独立评论》二三九号的编辑后记里说：

“这几天苏俄国内清党清军的惊人消息又占据了世界报纸的首页地位，又使我们心里不能不重新估计这个新国家的巨大试验究竟有多大的稳固性。”

把这一场大清洗和这个新国家的稳固性联系在一起来考虑，反映了胡适看问题的敏锐和深刻。

正是类似这样林林总总的消息、使胡适一点一滴地把他的疑虑和事实像拼图一样一片一片串联起来，独立而深入地思考，终于窥见了苏俄国家机器被重重包裹，被乔装打扮起来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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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1931年，束星北辞聘归国，为的是与葛楚华女士结婚。

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正在国内的束星北先生愤然投笔从戎，于1932年1月受聘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7月，因触犯蒋介石于离开。其后，历任浙江大学副教授、上海暨南大学、交通大学教授、系主任等职。

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束星北也于8月回归，翌年升为教授。

此时他在相对论、量子力学、无线电和电磁学等方面多有建树，对相对论和无线电学造诣尤深。

1937年5月20 日，量子力学泰斗、领军者玻尔先生应邀来到中国。

他访问上海后，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就是这个时候与这位世界量子力学大师相识。在杭州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玻尔寸步不离。

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讨的是宇宙射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个人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

即使玻尔是量子力学之父、“男孩物理学”的领军者，束星北、王淦昌也并不会因为他的物理学权威地位就放弃跟他在学术上的争论，而是依然保持着独立思考。

玻尔同国后，不断收到中国大学师生的信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

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束星北与王淦昌

束星北不仅深得玻尔、李约瑟等人的赞誉，他在浙江大学和山东大学执教时，曾经培养启蒙过像吴健雄、程开甲（两弹一星元勋，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著名科学家。

特别是，在他授课期间，有一个选修他课程的学生深得他的赏识。束星北发现他有物理天赋，在他的强烈建议下，这个学生放弃原本学的电机专业转到物理系开始学习。

他的名字叫做李政道。后赴美留学，成为诺奖得主。

束星北治学认真，认真到一点不给他人留情面。在学术报告会上，无论主讲人名气有多大，学问有多深，他常常会提出很多问题，让报告人招架不住。

浙大老校长竺可桢一贯被认为是知人善用，他知道许多人私底下对束星北不满。他说：束星北有很多地方与别人不一样，但他是个天才的科学家。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能包涵像束星北这种个性鲜明、棱角锋利的人，他黑白分明、刚直不阿的性格在那个社会也有生存的空间。

历史车轮却毫不留情地在向前滚动。

在1950年浙江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因为苏步青教授受到污辱，束星北气愤之极，把某主任像揪小鸡似的揪起来，一拳打过去，大骂：“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什么东西？”结果苏步青解脱了，他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罪魁。

就这样，一个具有刚性人格的人，遭遇到了一个刚性更强的体制。195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束星北反对“一边倒”学苏联；你们教辩证唯物，我就教牛顿、爱因斯坦。对好好学习的学生耐心有加，对热衷搞运动的学生“笨蛋”“草包”“狗屁不通”难听的话他也是说得出来的。结局是，不让他上讲台讲课了。

他不得已改行研究气象学，一年多发了十几篇气象学方面的论文，小试牛刀，引起气象学轰动。

他不是天才是什么呢？

1952年院系调整时，如果束星北接受他的老朋友，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的邀请到中国科学院搞研究，也许他能逃过一些劫难？

但束星北当时不屑于加入科学院，他觉得，中国科学院有些人属于“倾向性学者”，非科学家气质多一些，他看不惯。

束星北的命运，因为这次的选择，在忽然之间被逆转了。但此刻的他还浑然未知。

这个让他看不惯的科学院在1957年后几乎成为中国科学家唯一的避风港。那一年，张劲夫冒险进谏，使中科院一批海外归来的自然科学家没有被打成右派。

而此时的束星北，在山东大学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一度被停职反省。尽管束星北在自己家大门上贴着他用毛笔书写的告示：“请勿进门。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也挡不住1955年的抄家搜查。

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重点斗争对象。1957年，他当了“极右分子”，工资降到只给20元生活费，而他妻子无工作，还有七个孩子。

1958年定为反革命分子管制3年，编入劳改大军修水库。饥饿的年代，他一直在工地的死亡线上挣扎。

1960年秋，水库工程结束，他被调到青岛医学院接受改造，打扫教学楼的厕所。

但这并不是最令他痛苦的事情，就在这时，他发现自己曾经的一批物理学家朋友同事全部都联系不上，于是他感到，他们也许在进行核试验，因此不能与外界联系。

他是多么希望参加到这个队伍中，去发挥他的光和热、去战斗。

他开始认真改造，认真刷厕所，甚至开始研究如何才能刷快，刷的好，刷的干净。

在此期间，束星北修遍了山东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队大中型医院的设备：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等，甚至甚至连变压器、锅炉、水塔、汽车和食堂用的鼓风机，也在他的修理范围之内。

他想尽一切办法“立功”，迫切希望自己摘掉帽子，重新回到人民群众当中，重新开始科学研究，为建设祖国出一份力。

他也多次通过各种渠道写信，建议国家开始研制原子弹。那时他完全不知道这项计划早已开始。

滚滚向前的历史已经把他抛弃。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来，举国欢腾。

但是就在这欢庆中，谁也想不到在青岛医学院的一个小破屋里，一位苍老的科学家正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嚎啕大哭，声音撕心裂肺……这是怎样一种痛苦，我想象不到，是被埋没？是遗憾？还是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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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947年8月1日在北平广播电台作题为《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的广播演说，最后说到，世界文化还有第三个共同的理想目标，就是民主的社会治理方式。他说：

“有人听了我这句话，也许要笑我说错了，他们说最近三十年来，这已不时髦了，时髦的制度是一些代表劳农阶级的少数精英，用强力来统治大多数的人民。个人的自由是资本主义的遗产，是用不着的。集体应该有自由，个人应该牺牲自由，以谋整体的自由”

“我不承认这种批评是对的……俄国的大革命，在经济方面要争取劳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可是采用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没有兼容性的体系，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

“苏俄这种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它，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者，终于变成斯大林一个人的专制。三十年的苦斗，人民所得到的经济利益，还远不如自由企业与社会立法得来的经济利益那末多。这是很可惋惜的”

1948年9月27日胡适在以《当前中国文化问题》为题的一篇演讲里，两处谈到他对苏联的看法。一处说：

“我走过许多国家，我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经济自由可以得到正治自由；也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正治自由可以得到经济自由。俄国人民生活程度三十年来提高了多少？人民生活痛苦减轻了多少？经济自由得到了没有？牺牲正治自由而得到经济自由的，历史上未有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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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回中国，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李政道能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断层做些工作，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讲学。

李政道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李政道很久都联系不上自己的老师，他以为自己的老师只是被长期搁置，做些气象学研究，其实他根本没有想到，束星北一会儿挨批斗一会儿又平反，一会儿下放一会儿又回到学校，这时在青岛扫学校的厕所已经整整三年了。

可是，束星北刚到山东大学的时候，待遇却是很高的，他被华岗校长安排到只有学界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的鱼山路36号教授别墅大院，薪水也定得很高，840元，为山东大学之最。后来减到720元，这个数字在当时高等学校里也属最高之列了。

束星北第一次与山大华岗校长见面，刚坐下来，气氛还是友好亲切的，束先生谈到了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谈到自己正在研究的狭义相对论。华岗也谈到了自己的历史，谈到在香港期间打过交道的一些文化界名人。

华岗很快就将话题谈到了“本行”：哲学。华岗是公认的马列理论家，在他心目中，辩证唯物论神圣无比。

后来，华岗便以《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为题，从辩证唯物论是不是普遍真理、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及其哲学意义、批判物理学中的唯心论、物理学的发展方向五个方面系统地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证明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的真理”，

华岗的文章重申了辩证唯物论的不可怀疑不可动摇的神圣性，指出了使用它的人的阶级性，尤其是华岗在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一章中，把牛顿贬为“狭隘的、片面的经验论”，把爱因斯坦划为“唯心论”。

这让束星北无法容忍，也拿起笔来对华岗回敬：

“马列哲学也好，辩证法也好，是有阶级性的，而物理、化学、数学等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两者不存在谁大谁小，谁主谁次，谁管谁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哲学就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而辩证法也只是一种方法，不是一切科学的科学，也不能说离了它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就会无所作为，因而不能过分渲染它的作用。”

“如果是这样的话，牛顿、爱因斯坦、玻尔也包括华岗先生崇拜的前沙皇培养出来科学家巴甫洛夫都没有受过马列教育，也没有用唯物辩证法来武装，不是照样成为世界大科学家吗？”

在那个时候，很多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虽然内心中一些观念根深蒂固，但是看到建国以来各项建设事业的蒸蒸日上，人民积极奋发，内心受到的冲击与震动可想而知。

比如大众作家老舍，就饱含激情地写下诸多新时代的颂歌、并承认自己之前是多么错误和保守。

所以在那时，华校长秉持的观点自然是流行的观点。

而束星北保持独立思考的观念，就成了“异类”。他的文章，自然也就无处发表。他只能用口头向华校长“发表”，两个人的“矛盾”从此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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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胡适更大也更直接的刺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对中国利益的伤害。

1948年2月21日胡适给周鲠生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道：

老兄，我提起这一大段自述的故事，为的是要表明我对苏联确曾怀抱无限希望，不愿意想象这个国家会变成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

然而，胡适的愿望落空了。

在这封信中，胡适继续写道：

但是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消息，中苏条约的逼订，整个东三省的被拆洗，――这许多事件逼人而来。铁幕笼罩住了外蒙古、北朝鲜、旅顺、大连。我们且不谈中欧与巴尔干。单看我们中国这两三年之中从苏联手里吃的亏，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

这是世界最不幸的事，也是苏俄自身最不幸的事。苏俄是世上第一个疆土最大的国家，今日是他的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全世界公认他是两个最大强国之一。这正是他应该修善睦邻的时期了。暴力是终究靠不住的，德国、日本都是眼前的镜子。一个强国也还需要朋友，需要诚心爱护他的朋友。无论怎么强的霸国，到了邻舍害怕他、朋友抛弃了他的时候，就到了开始下坡的日子了，他的极盛时期已经过去了。

我抛弃了二十多年对苏俄的梦想，我自己很感觉可惜。但是我观察这几年的国际心理，这样从殷勤属望变到灰心，从爱护变到害怕忧虑，恐怕不止是我一个人。

确实如胡适所言，害怕忧虑的不知他一人。

1946年12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盟国日本赔偿委员会美国代表鲍莱关于东北工业状况的调查报告中有云：“估计该地于俄军占领期内，工业上的直接损失达八亿五千八百万美元，如果计算工业设备的复置费用和质量的变坏损失额，应为二十亿美元。”（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消息传出，爱国群众哗然。

被苏俄搬运一空的东北钢铁工厂

到这里为止，胡适对苏俄的观感，从他少年时期的提防戒备，到中年时期的热切盼望而又渐生疑虑，再到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时期，终于因由苏联讹诈英美两国签订雅尔塔条约，极大损害中国的利益，到后来又强拆东北的工厂设备的做法，丢掉了最后一点幻想。

时间很快来到了1949年。这一年，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未来命运来说是一条深刻的分界线。

这一年，有些知识分子留在了大陆，有些知识分子跑去了台湾，之后，又有很多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自世界各地回国建设新中国。

应该实事求是地说，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占总体的绝大多数。

对于胡适来说，他同样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1949年初，国共两党的炮声还没有停息，中国的前途依然在迷茫中徘徊，胡适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生他养他的祖国，离开了他最爱的祖国，去美国寻找自己的出路。

他没有留在大陆，也没有赴台。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他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他已经看清了来路，也明白了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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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首次试验发射洲际导弹，引起一些国际上的军事和经济大国的高度关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会采用各种手段跟踪洲际导弹弹头的降落点，期望能得到弹头数据舱。

为防止泄密，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海洋局临时成立了一个协调领导洲际导弹发射的海上方面技术问题的办公室，当时负责水文气象数据保障的项目官员是已退休的国家海洋局原副局长陈炳鑫。

陈局长对导弹弹头落水激起巨浪后，到海水平静下来才能打捞需要的时间、海军打捞人员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抢到数据舱等问题，一直在进行思考。

1979年5月，陈炳鑫来到位于青岛的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看望了他十分仰慕的束星北老先生。

这时的束老，已经得到彻底平反，完全恢复名誉。不过，也已经被耽搁了二十年最宝贵，最年富力强的大有作为的年华。他是否还能帮助陈局长呢？

因为当时导弹试验还处在对外高度保密中，陈炳鑫闲聊中，悄悄地向老教授请教弹头落水后激起百米巨浪到完全平静的时间。

不过，当时陈炳鑫还不能够提供出更多的已知条件。

束老教授想了想，回答说：假若200米高的海浪衰减后平静下来大概最多需要10分钟。

陈炳鑫走后，束教授把此事作为理论实例在海洋一所中青年科技人员办动力海洋学培训班里进行讲解。他说： “这是一个波能消散问题，不能用三角函数描述波形，因为那样有拐点、间断点；也不能用正弦、余弦描述，那样就成了简谐振动了，只能用指数形式解决。”

经过课堂计算，束教授最终认为：弹头落水激起200米高的水柱，随后涌浪迅速向周围扩散，4分钟后海面可恢复到平静状态。如打捞保险起见，再翻番加一倍的时间，八九分钟更没问题。

“别人不信，但我信！”束老先生很坚定地说。

后来，陈炳鑫把与老先生提供的细节问题写到向上级汇报的材料里，由当时的局长沈振东连其他海洋技术问题一并汇报中央负责领导，供打捞部队参考。

1980年5月18日上午，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洲际导弹导弹舱与推进体脱离后，对准预定的溅落点，从天而降直入太平洋预定海域中，激起一百多米高的冲天水柱，海军打捞部队只用了5分20秒时间便顺利地将弹头数据舱取回。

海军打捞部队见证了洲际导弹弹头溅落激起由巨浪到衰减整个过程仅用了5分钟，海面便静了下来，验证了束教授分析近似的计算结果。

不得不佩服，老先生一出手，就是大巧若拙、举重若轻！

但是此时，距束老离世，仅有三年了。

自从78年初恢复工作，选择到一所工作以来，他很想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但他眼前面对的却是学术底子薄，人才基础差的新研究所的人员。为此开办了“动力海洋学进修班”，束星北重执教鞭，帮助所中人员补基础。

他尽力了，但不能尽兴。

他的一些学生，曾认为束星北生命的最后阶段选择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是犯了战略性的错误，以他的水平和经验以及国外关系，应该到高水平的大学去任教或做学问。这样才会带出一批高水平的学生。

而一所的学生，基本来自各科室的业务骨干，这些“骨干”多数是工农兵大学生，加之“运动”经历，大都先天不足，束星北难以施展身手。

显然束星北也感觉到了这个问题。周志成在一篇文章中回顾道，束星北曾托他转告许良英帮他物色高水平的学生。周志成问什么样的学生条件，束星北说：

“要找像李政道那样的”

谈何容易。

这个束老，显然不知道选择重于勤劳的道理，在他的人生道路中，竟没有做对过任何一次重大的选择，总是那么不合时宜。

1983年10月30日凌晨3时，束星北先生因患老慢支和肺心病，病逝于青岛。

不过，束老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病重期间，他觉得自己虽七十多岁，但大脑仍跟二三十岁一般，要求捐献出自己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束先生家属按其遗愿，向有关单位递交了“遗体捐赠申请书”，并完成了遗体交接工作。

不巧的是，这期间，青岛医学院各级领导班子都在“大换血”，束星北遗体就被遗忘了。

半年以后，有人突然想起束星北，遣人去看时发现遗体已腐烂不堪。有关领导见遗体非但不能解剖，连标本价值也失掉了，便遣了两个学生将其送到医学院院后的“舍林子”里埋掉。

去“舍林子”须走医学院的正门，这样一来就得绕一个很大的圈子，两个大学生在处理遗体时，为了省事，他们趁着没有人注意的功夫，就近将束星北的遗体草草地埋葬在学校篮球场旁边的双杠下面。

多年以后，《束星北档案》问世。熟知他的一些人（多为他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学生），想借“档案”越来越为学界关注的契机，给束星北举行一个迁坟仪式，将他1983年埋葬在原青岛医学院操场双杠下的遗骨起出，安葬在青岛名人园他的塑像下面，以悼念追怀先生的英灵。可是跑了些单位，皆无下文。

再后来，一些人想以民间的形式将这事办了，却发现束星北的墓已经消失了。

青岛医学院校园里幢幢大楼拔地而起，埋葬束星北遗骨的地方，已盖起了大楼。

风从树林和建筑中穿过，从曾经是束老埋葬的地方穿过，留不下任何声息。

-09-

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做七十大寿时，报纸上刊登了胡适写的《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希望蒋介石不要大权独揽而应发扬民意，做个“无智、无能、无为”的遵纪守法的“三无领袖”。

胡适虽然后来辗转去了台湾，却并不代表他会向蒋介石和集权低头，依然保持着独立思考。

这当然使得国民党很恼火，认为胡适在台湾“制造人民与政府对立，破坏团结，减损力量，执行分化政策”，其目的在于：“散播和推广个人主义思想，好叫人们尊崇他为XX派的大师。”

不过，胡适很幸运，国民党除了组织力量进行草草批判以外，并没有把他投进监牢。

此后，胡适于1962年2月24日在台湾病逝，终年72岁。

-10-

束老“倒霉”的时候，大儿子在部队正要被提拔。因为束老的事情，却直接被赶回了家。

当时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不能想象。他儿子回来之后，没有组织分配，什么工作都不让干，也就毫无生活来源，可能要饭都没人敢给。大好前程就这样被毁了。

所以，大儿子一直不肯原谅束星北。

有一年，束星北的女儿去父亲的老朋友王淦昌家中看望他。谈及家庭失和，郁闷的她认为父亲为人处事要有淦昌叔叔的一半就好了，很多事情也许就会不同。

没料到，一向温和懦雅、父亲一般慈祥的老人脸上出现了怒容。

王淦昌对她说：“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

1979年，多亏曾经的学生、诺奖得主李政道的关心，束星北被平反。

当年竺可桢校长口中天才的科学家束星北，是最晚一批被平反的人。

然而此时，他已经是一个72岁的老人，他思维最活跃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据他女儿说，六十年代，束老在青岛医学院扫厕所的那几年，常在雪地上用扫帚写满密密麻麻的公式推导，用这种方式，竭力保持自己头脑的灵活。

为了独立思考，束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也是国家和民族s的重大损失。（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