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未能成全“画家梦”

他们未能成全“画家梦”

     一个年青人，一旦迷上了画画，他就开始做起了“画家梦”，寄希望有朝一日，梦想成真，成为自己心目中崇拜的大师那样的好画家。人在年轻时有梦想是正常的，然而要想真的成全你的梦想，那就不是一相情愿的事了。

     今天，我想讲讲我的三个很有才能的同学，他们都考上了美院，最终却都没能成全他们自己的“画家梦”。

     先讲中央美院油画系的两个同班同学，一个叫倪绍舜，一个叫马树培。

中央美院油画系1959届秋游时的合影（缺吴小昌、王裕安）

     倪绍舜是上海人，在我们班15个同学中年龄最小，考美院时，也就刚够17岁，是那年上海考区唯一考上油画系的。大家知道，那时美院全国招生，油画系只录取15人，竞争非常激烈，能考上的真算是个幸运儿了。考美院前，他曾在上海哈定画室学习过。人很聪明，很有才华，也很活跃，在校期间，和我都是学院排球校队的二传手，平时训练或外出比赛，我们老在一起，打起球来，我们俩配合得很默契。

美院排球队合影 （前排王栓柱在文革期间“跳楼自杀”了）

     他家境比较富裕，三年级结束那年夏天，我曾去过他上海住家，给我很深的印象是：他家非常讲究整洁，挂着用的毛巾很多，每条都跟新的一样，看得出他家人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按那年代“革命”的说法，上海人都有点“娇气”或“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我在高二去十三陵水库劳动时，曾因带去的脸盆、脚盆、面巾、脚巾都是分着的，为此在生活检讨会上挨了同学不少批评。）其实，那是一种误解。他颇能吃苦，一点也不娇气，举毕业创作深入生活为例，便可说明：

     毕业创作前，每个人都要自己选择地点去深入生活，找寻创作素材。我去了山西山区，他去了内蒙牧区。回来后，他讲了在牧区遇到的两件有驚无险的经历：

      一是草蝇在眼里下蛆。

      他到草原不久就学会了骑马。一次骑马外出路上，啪的一下，觉得眼睛里好像飞进了一粒沙子，他揉了揉，没在乎，谁知后来竟越来越痒，奇痒难忍。他赶紧返回蒙古包，弄了碗水来洗眼睛。这时，牧民主人回来了，问他怎么了，他把来龙去脉一讲，主人笑了。主人告诉他，那不是沙子，那是草蝇在你眼里下的卵变成了蛆，你越洗，他越长。“草蝇在人眼里下蛆？！”倪绍舜一听傻了眼，“那怎么办？我又没带眼药水”，主人用小刀割下一小块肉干，递给他说：“没事儿，你把这在眼角塞一会儿，蛆就会钻到肉干里去，取出肉干，蛆就出来了。”

      二是风雪迷路。

      草原的天，说变就变。那天他外出写生，不知不觉间，乌云密布，天就暗了下来，然后飘起了小雪，他收拾一下东西赶紧往回走，走着走着，看不清路了，这才意识到自己迷路了。气温在不断下降，穿的衣服已有点抗不住了，他只得钻到了马肚子下面，抱着马，任由马自行，这样稍许暖和些。他心想，只能听天由命了。迷迷瞪瞪不知走了多久，终于走近了一个蒙古包，一问，已到了另一个公社。

      1964年毕业后，他分配去了湖南长沙。毛、刘二人都是湖南人，文化大革命时那儿成了武斗的重灾区。后来同学中就传来了倪绍舜的消息：他被对立一派的人抓去关在三楼毒打，进行种种折磨，他实在不堪忍受，“跳楼自杀”了。也有人说是被人硬从楼上推下来，说成是自杀的 . . . 这已是永远无法弄清的事了。你想想，那个年代，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居然都无任何“法律”保障；最后任由红卫兵折磨得死无葬身之地，何况一个24-5岁的无名之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色恐怖万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那个年代，“革命派”打死个“反革命”“地富反坏右”算个屁事？！50年后的今天，一想起那疯狂的岁月，我仍然不寒而栗，要不是亲身经历过，恐怕谁都无法相信世上竟会发生这种事。真希望那些御用学者能好好地解释一下，为什么在掌握了“宇宙真理”的“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任由这种事发生。

罗瑞卿被摔断了腿，用箩筐一兜，接着斗

站高板凳，戴高帽，泼油漆，挂牌，大弯腰 . . .

有几个人受得了这种侮辱和折磨？

     上两张照片是在公开场合拍的。当众尚且如此，关起来折磨毒打，是个什么样？这里还有“马克思主义”一说吗？大家可以想想。

*  *  *

       第二个同学叫马树培，家境比较贫寒，上学稍晚，又在美院附中上过四年学，所以比我要大两岁。他为人很是忠厚老实，与世无争。用今天年轻人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他有点窝囊。

同学合影 （十三陵秋游）

      他画画喜欢微妙的灰调子，所以选择进了罗工柳画室。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60年冬天，我们班在河北怀来西榆林村劳动实习，住在老乡家，我和他分在一个屋，5、6个人睡一个大炕。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吃公社大食堂，没粮食，吃的主要是“瓜菜代”，每天晚饭都是煮杏叶、野菜加一点小米的稀“粥”，喝一肚子水，根本吃不饱。然后不断上厕所。

      老乡家厕所都在院子里。大冬天起夜，是件痛苦的事。马树培比别人更难受，他说他肾不好，本来就尿频，这一来夜里几乎是一小时起一次，所以他睡觉根本就不脱衣服。

      那时我们都长了浑身的虱子，每次睡觉前得把衣服先脱下，顺着衣缝抓虱子，抓一个，掐一个，一晚上最多曾掐死过一百八十多个。逮完虱子，再浑身上下痛痛快快的挠一遍，止了痒，穿上衣服再睡。

领略饥饿和虱子    《虎与梦》插图

      毕业后，我分在朝阳区文化馆，他分在大兴县文化馆。文革初期，大兴县出了一个“小车不倒只管推”的模范人物王国福。出了英雄就要搞展览作宣传，文化馆美工就有了事儿干，就可以不用和别人一起坐在那里天天“斗私批修”搞运动了。举办“阶级教育”展览，是那时除了绘制主席像外唯一的一种画画机会 （那时，除了“宣传毛**思想”的需要外，是不能随便画画的，我实在想画画，画了几张单位同事的素描头像作练习，就被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当我正在琢磨要不要利用他在大兴的关系，将我借调去他那里参加筹备“王国福展览”，好借机画点画时，突然传来了马树培因病去世的消息。据同学说，办展览很紧张，可能压力加劳累，他感到不舒服，去县医院看病，说是感冒，按常规开了点感冒药，回来接着忙。第二天人就不行了，赶紧送北京大医院急救，确诊是严重心脏病发作，而且是被耽误了，已无从抢救了。那年他不到30岁，单身，毕业后好不容易碰上了一个可以“画画”的机会，马克思便把他叫走了。

       从现在的医学常识来推测，60年冬天在西榆林劳动时，他如此频繁地起夜，很可能就是糖尿病的症状。只是那个年代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年轻人本来就缺乏医学常识，便一直把病不当回事。到了文革期间，更是缺医少药，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几根银针替代一切，造成他始终没能好好看过病。糖尿病的不断恶化，最后在极度劳累时，引起心脏病的恶性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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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是我小学同学，请允许我将他真名隐起，称呼他为W君。

这是仅存的一张小学时的照片，很遗憾W君没在内

（后排中是上海市优秀辅导员施志英老师，56年被打成右派）

      上海市振粹小学位于北京西路、常德路交叉口，是座教会学校。W君就住在学校对面。学校有个学生课外美术小组，他是组长。那时美术组活动很活跃，他带着我们经常临摹一些报上的政治漫画，张贴在校外墙报上。w君在我们其他组员心目中是个天才，那时他也就9-10岁，居然能画一米多高的大幅毛主席像。

        初中我们都在市西中学，但不在一个班。初中毕业，我随父亲工作调动到北京上高中，他考上了浙江美院附中，后来又考入浙美本科，我们偶有书信。毕业后他被分到山东一个小县城文化馆，据说和馆领导关系处理不好，因对象在上海，不安心工作，一直想调回上海又不成，最后对象告吹，他受此刺激后，精神失常，被单位辞退，送回上海治病。78年我考上研究生后，曾收到他一封来信，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他“有了选举权”，我理解的意思是他终于被认可为精神正常了。       80年代初我回过一次上海，还专程去看望过他，老同学多少年不见了，还是很亲热。满屋墙上挂满了他画的素描头像，都是用炭精笔擦出来的照片放大。他要我提提意见，我就问他有没有画点别的。他说：“素描是造型艺术的基本功，要想攀登艺术高峰，就要首先打好基本功 . . .”这时他已到了不惑之年，没有工作，寄住在康定路他哥哥家，整天闷在家里画这些头像照片，他的思维用词还停留在50年代。

       此后间或通过几封信，84年我去法国进修后，便没有他的音信了。掐指算来，他今年应有77岁了，我希望他还健在，还在画画，哪怕还在画那些素描头像也好。

      不知是谁说的：“ 弄死一棵树要比养活一棵树容易得多。”

      也不知是谁说的：“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到了我们这个岁数，经历过的事情太多了，于是人都变得很现实，“人老无情”，不再相信任何空话、大话，对世界不抱任何幻想，更不希望自己还活在梦中：不管是好梦、美梦、坏梦、噩梦、白日梦、黄梁梦还是南柯一梦。

记曾同窗画大卫，

念就来年还相会；

六月君子今何在？

四海飘零心已碎。

       （诗注：1）米开朗哲罗的大卫头像是那时美院素描必修课  2）1964年毕业离别前，全班同学曾一起去到天安门观礼台前，畅谈理想，相约在未来。3）我和倪绍舜都是6月生人，故自嘲是6月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