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死了，当时我正在看毛毛虫
毛主席死了，当时我正在看毛毛虫
唐丹鸿
围绕这件事是这样的：
每年暑期，凶神恶煞的我爸都在阿坝山沟里， 搜集植物标本和研究川贝母栽培，家里只有我妈和我， 用他们的话说，是猫走了耗子翻堂，算是我比较爽的时候。 那一年尤其爽，到处闹地震，人心惶惶，成都也扯“地皮风”， 家家户户都住进了地震棚里，小孩子们则恨不能地动山摇， 唯恐天下不乱。后来松潘平武终于地震了，地皮风就刮完了， 众孩童“只好”又搬回家住，哀叹道：原来这就是地震啊， 一点感觉都没有！
让我欢喜的是，我爸正在地震中心松潘，他来了封信， 写得跟遗书似的，说要与灾区人民同甘共苦， 这种时候不能抛下他们回来，若有不测， 要我妈好好把我培养成革命接班人， 还回顾了他俩一些鸡毛蒜皮的吵架，分析了我的优缺点， 把我定位成朽木可雕之人。在我妈眼泪汪汪地给我念信的时候， 我想：地皮风扯了那么久，人都住地在棚里呢，再说地震已经过了， 我爸肯定死不了，哭什么呢？我那时就觉得他俩有些搞， 属于自我感动。而得知他推迟归期我倒暗地乐开了花！我还注意到， 信末没按我刚学的写信格式写“此致革命敬礼”，而是“ 吻你和丹鸿”，遂问我妈：“什么叫‘勿你和丹鸿’？” 我妈眼睛眨巴了一会儿说：“念Wen字，就是亲我们的意思。”
说到写信，想来我居然也代表了一回人。我们那会儿学了写信， 老师布置家庭作业，给台湾小朋友写一封信。写信中， 我搜肠刮肚回忆小人书里看到的情景，满怀同情地描绘了“你们， 台湾小朋友”的悲惨境遇：吃不饱、穿不暖、骨瘦如柴， 手捧缺口的烂碗沿街乞讨，风雪交加、尸横遍野，挣扎在死亡线上… …同时惋惜解放军把全国都解放了，怎么就解放不了台湾呢？ 然后我信誓旦旦地向他们保证，我们一定要解放宝岛台湾， 把红旗插上阿里山顶，飘扬在日月潭上！此致革命敬礼！ 然后铅笔一挥，落款：全中国小朋友！这封信写得文采飞扬， 得到了我妈和老师的表扬，但她们都说，落款应该写你自己， 你怎么能代表全国小朋友呢？我甚为不屑，心想：哼， 难道全国小朋友 里还有谁不想解放台湾吗？
开学后升四年级了。9月9号那天不知为什么我没有上学。 与不上学的大多其它日子一样，我妈用自行车把我驮到单位上， 锁在她的午休宿舍里上班去了。怕我在外面“学坏”，从幼儿园起， 我就经常被锁。
在她空寂的宿舍里我百无聊赖，满屋晃荡。 那张午休单人床下面堆了几本旧的苏联书，有讲“生理知识”的、 有“共青团员正确的恋爱观”什么的。关于生理知识， 我理解了偶尔在女厕所里瞥见的景象叫“月经”，是大人的事， 也就是说大人才来月经，或者说月经来了人就大了。 关于共青团员的恋爱， “恋”字被我自信地念成了“蛮”字。书里举了很多例，套路一般是 XX可夫和XX妮娅“蛮爱”了， 可夫或妮娅警觉地发现对方有消极落后思想，或偏离了党的教导， 于是用列宁斯大林思想说教一番，对方就改正了之类。 看来天理昭昭，怎么就偏偏让我认了这么个别字？
我隐约领会到“蛮爱”是人生的一个步骤，先上幼儿园， 然后进小学戴红领巾，戴红领巾完了进中学当红卫兵， 到当了共青团员后就差不多得“蛮爱”， 蛮爱的时候就要争取当有觉悟的一方，去检查对方有没有落后思想， 然后就教训教训她/他。 这一点我明显感觉出来， 我爸属于进步的一方，我妈经常被他教育得心服口服的。 落后方被改造好后就结婚，结婚了就生娃娃， 生了娃娃以后就打骂娃娃，免得娃娃学坏，然后就没什么事可忙了。 我觉得人这样过一辈子完全谈不上好玩。也许蛮爱的时候， 比赛谁进步，算好玩一点；打娃娃的时候可能也比较好玩， 因为大人打娃娃，那自然是娃娃坏，大人总是对的。 大人当娃娃的时候挨了不少打，长大终于变成了好人， 可以打一打坏娃娃，感受自己的正确了，这个滋味应该比较好， 等我长大了也得打一打我的娃娃。为了确认我的领会， 我还虚心请教了我妈：什么是蛮爱？ 我妈眨巴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了我问的什么，正色呵斥道：“你还小， 不该晓得这种事！”也没及 时纠正我念了别字，导致我念了很久的“ 蛮爱”。
毛 主席死的这天我已经翻腻了这几本苏修的书， 只好又站到窗边的椅子上，望外面。我望外面通常也只能做两件事： 一是远眺，尽量透过窗外一株法国梧桐的叶隙， 朝传来风琴声和小孩哼哼呀呀声的幼儿园张望，那边有一架葡萄藤， 已垂下了绿宝石般的葡萄，孩子们像我当年一样， 仰望葡萄奋力纵身上蹿，却怎么也够不着；二是就近俯看梧桐树， 这株梧桐枝繁叶茂，有伞盖般蓬松的树冠，在初秋的风中轻轻摇曳。 每片蒲扇般肥实的树叶上，都趴着一两条饕餮的毛毛虫。
这 种毛毛虫长得十分凶恶，差不多一卡长，你看不见它的肉身， 只见一道火红的中脊线， 从中脊线两边伸出密密麻麻的钢针似的黑毛， 如果不是顶着两粒芝麻大的火红的眼珠，你也分不出它的头尾。 它们频频点头似地猛啃， 不一会儿蒲扇般的树叶就像溶化在了空气中。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不远处电杆上的喇叭里， 传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沉重的声音：我-们-的-伟-大- 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共-中-央-主 -席-毛-泽-东-同-志-死啦——这不是他的原话， 我其实没有听分明，只是从他念“伟大领袖”、“革命导师” 等的语气不似以往深情，而是粘慢拖沓，和末了响起的哀乐， 我恍然大悟“死啦？！”
“死 啦？！”我惊愕地内心独白道，眼睛从毛毛虫身上收回， 跌坐在椅子里：“我连月经都没来，更别说蛮爱， 毛主席怎么就死了呢？”我这么抱抱怨怨地想着，就哭了起来， 觉得自己很冤，我还没长大呢，才小学四年级就要吃二遍苦、 受二茬罪了，就要像台湾小朋友那样讨口要饭了。 我想敌机可能很快就要来轰炸我们了，以前有毛主席罩着， 现在可怎么办呢？电影里那些敌机投弹，炮火纷飞， 兵荒马乱的场面在我脑袋里叠现，我手捧破碗，拿一根打狗棍， 在呼啸的炮弹中乱串，我父母也不知到哪儿去了……
我 浮想联翩，忆起幼儿园时代的往事：作为幼儿园大班的儿童， 已经从无处不在的画像、和大人们的教诲中，清楚地知道了， 这个嘴角长了一颗大痣的毛爷爷，是所有人都爱的、 不得冒犯的圣人。我小小年纪境界就挺高的，比如邻居逗我， 问我最爱哪个，爸爸还是妈妈？我本差点脱口说妈妈， 然而居然小心思一激灵，改口说了最爱毛主席，第二爱中央领导， 他们是共产党，第三才轮到我亲妈。说多了“爱毛主席、爱党”， 就跟念了咒语，感觉好像跟真的似的，分不清是爱还是怕了。
我也浮想了一些境界很低的：比如有一天放了幼儿园， 家长没有及时来接我和李清，园里就我俩，一边爬上爬下一根矮树丫 ,一边东拉西扯，我就问了李清小朋友很多问题，循序渐进地问。 这些问题通常在大人那里刚一开问，就被喝止了。 那天我问李清小朋友，并非觉得她可以回答我， 她比我还小几个月呢，我之所以问， 主要是这些问题一直就憋在脑瓜里。
我问：“毛主席的脸脸上为什么长了痣？”李清说不知道。
我又问：“毛主席会不会死呢？”李清说：“肯定不会！”
我又问：“毛主席拉不拉粑粑呢？”李清有些迟疑：“……嗯，不会吧？”
我再问：“哎，你说，毛主席有没有雀雀呢？” ——
空气凝固了一瞬，然后李清小朋友像一只指甲抠进了树枝的笨猫,扭 扭扯扯地从树丫上掉下来，指着我的鼻子说：“嗨呀，你好反动， 好反动好反动，我要告你！”
我起先很恐慌，短暂哀求了她一下， 但很快想起李清还有把柄捏在我手里呢！ 她前两天吃了我的半根香蕉，吃之前告诫我千万别告诉她父母。 每次她吃别人给的小零碎时，都要如此告诫，说她爸不许她“怂嘴” ，不然就要打她。其实，我觉得打探毛主席有没有雀雀， 比她吃了我半根香蕉严重多了，要是她仗着没我反动， 把我告了老师或我爸，我爸非把我打死不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 死马只有当活马医了，于是我故作轻松地说：“好啊，你去告吧， 哼，你那天还吃了我的香蕉呢，我也要告你！” 她不甘地继续嘀咕了几声“好反动”，我赶紧趁热打铁,又翻了她一 些老账，诸如某天吃了谁的核桃， 某天把谁家的酱油瓶打翻了之类的，李清小朋友就沉默了。
我很早就发觉，思想是一种管不住的东西，它在我脑袋里乱窜， 这边压下去那边又冒出来，而且很多想法都比较“反动“， 你越惭愧负疚，它就越捣鬼。我以为别人都能管住自己的思想， 或别人都比我好，而我只有假装自己是个好人，假装从无“坏” 念头，千万当心别让人知道我脑袋里想了什么。我经常暗自庆幸： 幸亏脑袋里想的，不会像电影一样在半空中放映出来， 不然我肯定早就被发现是反革命了。
比如现在毛主席死了，我本应该认真哭一哭，不然不太象话。 前两分钟，我因害怕被打回旧社会，还哭得比较正规。 可哭着哭着就又跑神了，想起了另一件事情。这件事我讳莫如深， 打定主意让它烂在肚子里头。
这件事简单说来就是：我写了“反标”——
我本来根本不晓得有“反标”这种事。有一天从幼儿园回来， 见我父母不时鬼鬼祟祟地议论着什么。他俩经常鬼鬼祟祟说话， 我问也白搭，就不再对他们感兴趣，自顾玩手中的玩具。 那天可能我妈觉得事情重大，应该早对我进行教育， 就把我拉近身边，郑重地说：“丹鸿，今天我们这个楼里出了大事！ ”见我妈今儿忽然拿我当 “听得懂”的，我还有点儿自豪感。
原来，下午在我们楼里的公用阳台上，出现了一条“反标”,用 粉笔 写的，每个字碗口大，我爸说那字还写得蛮好。最先发现反标的， 是邻居家比我大两岁的男孩邵小明。我爸那天没上班， 邵小明去阳台玩看见了反标，来敲门告诉了我爸， 我爸赶紧用自行车载他去人保组报了案。人保组的人来了， 拍了照备了案，还表扬了邵小明，说他革命警惕性高，立功了。
我问：“什么是反标？”我妈说就是很反动的话。
我问：“什么话嘛？到底是什么话嘛？”
我妈没忍住，压低声吞吞吐吐说了：“是打-倒-毛——”
“毛主席？”我飞快地接嘴道，我妈点点头。
“哦，那能不能找到是谁写的呢？”
“不知道，人保组正在查。”
“怎么查呢？”
“查笔迹，全楼的人会写字的都查笔迹。还要查指纹。”
“啥子是笔迹呢？啥子是指纹呢？”
“笔迹就是……指纹就是……”
“要是查出来了会怎么样呢？”
“不知道，可能要枪毙吧。” 我就是这么知道“反标”的。 我的第一反应是好奇地冲到公用阳台上，想看看什么是“反标”, 可惜阳台上什么都没有了。错过了这么大的闹热我沮丧至极， 居然没参与到这场人人震惊的、激动童心的闹热中！
过了几天，我问我妈人保组查出来了吗？我妈又压低声说， 已经查出来了，就是隔壁小孩邵小明写的。他主要想立功挣表现， 就自己写了反标又自己报告了。我问那邵小明会不会被枪毙呢？ 我妈说小孩子不懂事，想得表扬，人保组的人让他父母进学习班了。 我妈不想多说这件事，也不想我多说，只是一味地吓唬我，说“ 想得表扬被查出是自己干的，多难看呐，没枪毙他真是命大啊。” 而同是天涯沦落童，我对邵小明小朋友想得表扬的心情， 还是十分理解的。这事看起来就这么大事化小了。 楼里小孩们孤立了邵小明一些天，一见他就嚷“自写反标自报”， 意思跟“偷鸡不成蚀把米”差不多，邵小明从此老实了不少。 不久后，邵小明的妈妈就得了精神病。
很快我也上小学了，一年级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 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打倒美帝国主义！ 这些个字我都会写了。
一个星期天中午，我独自在楼门外的公用水龙 头旁晃荡。 我兜里有一块滑石粉压成的、被我们小孩称作“画石”的宝贝， 橡皮擦般大小，可以用来在地上画线跳房子。 我在地上画了些格子跳房子，又画了一个“丁老头”。 楼里的人都在午睡，万籁俱寂，百无聊赖。忽然， 反动念头钻进了脑子，这念头是一股强烈的欲望， 那就是我特别想写反标。
邵 小明写反标的事发生后，我对没看到闹热一直耿耿于怀： 发现反标，全楼的大人小孩都会怎么样呢？人保组的人来后， 是怎么拍照、又怎么擦掉反标的呢？查笔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抓住坏人怎么枪毙呢……等等等等，我特别想亲眼看看这些闹热。 四顾无人，我忍不住拿起画石，心脏怦怦狂跳，走到楼门， 在漆色剥落的门板上，用刚学会几天的字写下了反标：打倒毛主席。 美帝国主义万岁。
我本来只打算写打倒毛主席的，写到半截， 想起我还会美帝国主义这几个字，就顺便重新组合了一下， 孩子气的动机是比较神秘的。完事后，我又摸回水龙头旁， 顺便把手洗了洗，以为这样就没有指纹了。
一会儿我妈出来了，让我陪她一块儿上街去办事。我本不大情愿， 但我妈说要给我买牛肉煎饼，诱惑就比较大了， 再加之我提出还得买甘蔗，我妈也答应了， 我就把反标的事情暂且放下，跟她上街去了。 在街上我一直暗中着急，担心楼里人午睡起床后，很快发现了反标， 很快叫了人保组的人……总之，我生怕回去晚了又看不到闹热。
我 们在街上晃了两三个钟头，吃了牛肉饼，吃到一半， 被一个迎面跑来的叫花子打落在地抢走了。记得我妈说：还好， 是被打落的，没遭吐口水，那才恶心呢。她说有一次， 她还看见一个叫花子往别人刚买的包子上吐口水， 吐得那人满手都是。最后我妈给我买了一根甘蔗， 我们就抬着甘蔗两端回家了。
楼前一点也不反常。水龙头旁大人们淘米洗菜一派忙碌， 邻居小孩们在我画的房子上跳房子，还重画了格子，“丁老头” 旁边又添了几个“丁老头”，也添了飞机大炮之类的。 我本来是想等什么人来发现反标的， 但我的反标字都写得跟作业本格子差不多大小，一点儿也不惹眼， 所以啥事儿都没发生。看来只好由我亲自发现了。
我妈命我去水龙头那儿把脏手洗洗，不然不给我吃甘蔗。我把“ 指纹”洗得粉红嫩白，转身慢慢朝楼门走，“不经意” 地看见了反标，“惊讶”地提高嗓子道：“咦！你们看， 这儿写的什么？”
我妈凑过来看了看，脸上变了色，急唤旁人：“你们来看， 你们来看！”旁人都围拢来，凑近斑驳的门板，辨认出了这个反标。
也许这跟那场我错过的、因而所痛惜的、 想象了无数遍的热闹差不多吧：世界立马炸了锅， 全楼住户都围过来，里三层外三层的。大人们凑近看了字， 表情都转得凝重，深不可测的样子，众说纷纭。 自然有人问是谁发现的，我妈说是丹鸿，我们上街回来， 在这儿洗手，她人矮眼尖就看见了； 有人说这显然是一个狡猾的人干的，写这么小很难察觉， 在这里都不知道多少天了，阶级斗争复杂啊；邻居里有一个右派， 一个“历史反革命"，也假借淘米洗菜，蹭过来看了， 有点瓜田李下尴尴尬尬；大家一致认为，这回绝对不是小孩恶作剧， 因为还写了“美帝国主义万岁”，小孩哪儿知道这么写啊？ 我爸也很起劲，他凑近看了半天，退身出来意味深长地说：“ 你们看这笔迹，字 还写得蛮好的，文化水平应该不低……” 这一说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暗自颇为得意； 众小孩虽竭力模仿大人们的凝重，但仍掩饰不住唯恐天下不乱之情， 两眼放光、嗓门尖亮地嚷嚷：“嗨呀，出反标喽，好反动好反动…… ”一派喜洋洋；我也深受感染，差不多忘了此乃我亲自所为， 一边啃嚼甘蔗，一边在孩童中间上窜下跳， 气喘吁吁唾沫横飞地闹腾：“就是，好反动！好反动！”,把自己兴 奋得发昏。
不知谁报告了人保组，人保组值班的人来了， 他是我幼儿园同学廖俊的爸爸，也住在离我们楼不远。 众人纷纷闪道，他沉稳地查看了反标，端一台１２０相机拍了照， 然后命人找来一张普通的红杠信签，四周涂了点糨糊，把反标盖住。 天色渐晚，人保组的人以及四周议论不息的人们说了些啥， 我根本不关心，只等着事态再起波澜，掀起抓人和枪毙人的新高潮。 不知为啥，我压根不信谁能查出是我干的。 当时我脑中反复想像的画面，就是邻居小孩吴志华， 被五花大绑地押出来，站在楼前草坝中央的那块红色七孔砖上， 人保组的人举起枪“砰砰”把他枪毙了——到现在， 写这段往事的此刻，我都没闹明白：为什么是吴志华？ 他算是我的朋友，性格温和有点木讷， 因为他妈 妈跟照看我的保姆是好朋友，我们常一块儿玩， 甚至不像跟别的小孩，我同他没吵过嘴打过架。为什么是他， 在我没心没肺的想象中被枪毙了呢？
此事后来果真成了无头案。我现在分析原因，多半是这样的： 邵小明之所以被怀疑上，是因为他在公共阳台作案，那里很干净， 没别的小孩涂鸦，那天就他在阳台上玩，查笔迹就想到了他； 而我写反标的动机比较“纯”，主要是想看热闹， 本没打算第一个报告，而是不得已“发现”的。在被我“发现” 之前，有太多的人破坏了现场，“丁老头”、飞机、 大炮什么的花里胡哨画了一地。 我的作案现场本就是众小孩出没捣腾的场所， 就算有人怀疑是小孩干的，可家家户户都有小孩， 谁也不敢保证不是自家娃娃干的，连廖俊的人保组爸爸， 多半儿都不敢保证会不会是廖俊干的，所以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在我嗡嗡嗡地干嚎着毛主席死了时，我就想了这些事情。
毛主席死了以后那些天，凡是活人，胸前就戴着白纸花、 袖管上拢着黑纱；凡是有门的地方，门上就顶一朵大白纸花， 或者大黑绸花（厕所除外）；凡是有墙的地方就贴着悼念大字报； 凡是有电线杆子、树的地方，就拉了横幅，挂着条幅，写满泪、悲、 哀、永垂不朽之类……黒字、白纸、黄纸，在风中漫卷， 在阳光中一片明黄闪动，说不出是肃杀凄惨还是欢欣鼓舞。
哀乐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听多了就粘在耳膜上，挤在脑门后面， 搞得我那几天哼哼小调时，不知不觉就哼哼哀乐：刷碗哼，倒尿罐哼 ,洗脸洗脚哼，天黑后上公共厕所，壮胆也哼的是哀乐。
众孩童中间出现了一道新规矩，就是不许笑。 谁一笑就会被别的小孩指着鼻尖，恶狠狠地警告道：“嗨呀好反动， 毛主席逝世了你还敢笑！”笑者赶紧收住或否认， 大家继续板着脸跳橡皮筋，哭丧着脸猜拳扔沙包，板着脸跳房子， 哭丧着脸躲猫猫……其实，最好玩的游戏就是捉拿不小心笑了的人。
开追悼会的那天早上，我捧着一篮子纸花去学校。 纸花是头天老师布置的作业，每个学生做二十朵， 带到班里扎在我们班献给毛主席的大花圈上。
在糊满悼文挽联的路上，我和几个同伴碰见了那个“小臧蛮子”， 他妈妈是从甘孜来川医的进修生， 他们住在我们上学路边的一间平房里。 这个看起来三岁多的小男孩经常跑到路上来， 想拦住过往的孩童跟他玩。因为我们常听大人们说“藏蛮子”野蛮、 脏，所以我们都提防着，不和他玩，而是一见他就跑开， 好像他是一只会咬人的小狼。这天他又咯咯笑着跑到路中央， 张开手臂朝我们嗷嗷欢叫。
看见他，我们照例惊喳喳地尖叫起来，跺脚嘘他像嘘一条拦路的狗， 些许恐慌而更多的是刺激。其他几个同伴灵巧地绕过他， 跑到远一点的地方了；我因为捧着一篮子给毛主席的白纸花， 跑起来不方便，竟被他揪住了！被揪住的那一瞬， 不知怎的我忽然惊得要命，歇斯底里地将花篮朝他砸了过去。 花篮在他圆滚滚的头顶上颠了一下，与白纸花一堆扑簇簇滚落下地， 这个咯咯笑着的“小藏蛮子”就惊愕地定住了。他的祖母,那个发辫 盘在头上，腰间系着藏裙的老妇赶紧过来，抱起他， 绕过随风飘舞的挽联条幅走开了。
我从地上捡起给毛主席折的白纸花，它们粘了泥灰，脏兮兮的。 我一边试图拭去灰尘，一边闪过一个念头：他那么小， 我比他大那么多，我打他不是欺负人吗？这么一想， 心情就有些坏了。
追 悼会是这么开的：全校各班师生坐在自己的教室里， 照学校高音喇叭传来的指令做。黑板上方是毛主席像， 讲台上摆着我们班扎的花圈， 我那二十朵打过藏人小孩的纸花也挤在当中。 高音喇叭传来的是党中央开的追悼会实况， 党中央追悼会的主持人王洪文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比如他说默哀，我们就默哀，他说鞠躬，我们就鞠躬。 小孩子忘得快，我的坏心情就是在默哀的时候转好的。
默哀的时候，我低着头，开始酝酿情绪，怕到 时候哭不出来。 但小孩是天生反一本正经的，包括默哀这种事：直戳戳站着不动， 做低头认罪状，渐渐地就开始想笑； 我怀疑班里其他同学也有想笑的，悄悄左右瞥了瞥， 猛地与我同桌彭胖娃对了眼，我俩同时吓得一震，赶紧转开。 从难度上讲，默哀时想笑容易憋住些；鞠躬时的笑劲就比较大了： 古人从小鞠惯了躬，可能不觉得好笑， 可我们是破除了封资修后教出的小学生， 那次多半是小朋友们平生第一次鞠躬， 觉得这种勾腰驼背的姿势比较神经， 联想到幼年时拉完粑粑让大人擦屁股；再一看左右前面， 一片屁股高蹶，平时凶狠的班主任老师，屁股上一块大补丁， 这时也一次次做着让人擦屁股的姿势，我拼命憋的一股笑没 憋住， 就从鼻孔里喷出了嗬嗬声，班里别的角落也有这种声音…… 好在三个鞠躬很快就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华主席致悼词，对小朋友来说太漫长， 可大家又不敢讲小话或东摸西搞，还得作沉痛状， 我都不知是怎么熬完的。末了，中央领导们向遗体告别， 高音喇叭里哀乐响起，全班同学一听哀乐好像得了号令， 嗡嗡哭嚎起来。我不敢怠慢，赶紧伏在课桌上，蒙着脸哭叫。 我从胳肢窝下偷觑了一下，几个班干部没有趴身，眼泪汪汪是真哭； 其他伏在课桌上，肩背还一抽一抽的就很难说了。 我其实很想挤一些眼泪出来，可怎么也挤不出。 我试过想象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情形，但以前想象的次数太多， 麻木了；再说这几天看来，也没有敌机轰炸的兆头； 我也试了唤起被我爸呵斥时的悲痛， 可惜他呵斥太多我已经不悲痛了。自然地，我想到了唾沫……
我“泪 眼婆娑”地缓缓仰起头脸想展示一下，不期又瞥见同桌彭胖娃。 这回他没注意到我，他正低勾着头， 小心翼翼从唇间挤出一缕带泡泡的口水， 用其胖嘟嘟的手指抹在眼皮上，然后也“泪眼婆娑”地仰起了脸。 我们的口水眼对视了一会儿，他不知道我看见了， 但我感觉他不相信我的“眼泪”。我们都憋住笑，因为眼上带 “泪”，所以放心地环视四周。刚才埋在臂弯里没察觉，现在抬头， 闻到教室里弥漫着一股明显的唾沫味儿， 估计不少小朋友也在口水的掩护下东张西望。 这时班长王萍忽然站了起来，她是真哭了的，她抬臂握拳作宣誓状， 抽噎着冲毛主席画像说了些话。由于哀乐绕梁，教 室里干嚎声此起彼伏，我只隐约听见“伟大领袖…… 我一定要继承您的遗志……做革命接班人”什么的。
最后一次说到毛主席的死是半年以后，我姨妈 到成都来为女儿相亲， 她刚摘了右派帽子，否则也不可能住在我家。 我妈跟她断绝关系差不多有二十年。听说我妈那个右派姐姐要来时， 我还问过：“怎么，她不是坏人吗？”我妈说：“她只是犯了错误， 已经改了，右派帽子都摘了。”结果没想到， 这个坏人是我见过的成年人中最慈祥的，也是唯一逗乐有趣的一个。
那天傍晚吃过饭后，我们一家人还有几个亲戚，坐在一块儿闲聊。 我姨妈一边给我抹脸洗手，一边说：“我们单位上， 给毛主席开追悼会的时候，那个食堂里喂猪的油婆婆才可恶噢，” 估计应该是姓尤，因为说到食堂，我小孩子家就想成了油婆婆。
我姨妈说：“油婆婆是乡下来的，在食堂喂猪，没什么文化。 开毛主席追悼会的时候，人家都在哭，她也哭。哎你哭就好好哭呗， 可她照乡下的风俗，哭丧的时候是要唱的， 一个人忽然长声吆吆地唱起来：‘毛－主－席－啊－我－的－ 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得太早了’……她呼天抢地地唱， 口齿就不清了，变成‘毛猪呀我的毛猪，您咋就走了喃？ 毛猪呀毛猪呀，您走了我咋过活呀？’你想想看，她是喂猪的， 哭丧又唱成了‘毛猪’，本来大家都很悲痛，被她这一唱， 想笑又不敢笑，憋得好难受！你说她可恶不可恶？”
我爸铁青了脸横瞪着我姨妈，亲戚们似笑非笑， 我妈夹在中间惊惶无措，而我姨妈仿佛没有觉察， 只顾惟妙惟肖地学油婆婆哭丧，在她那一连串“毛猪”的呼号中， 我听见从我这个小孩的嘴里，爆发出了嘎嘎嘎的大笑。
前几年，有一天我问我妈还记得不记得我发现那个反标的事， 我妈说当然记得。我说那是我写的。老母吓得张大了嘴惊呼：“ 咳呀，你这不知厉害的鬼东西！幸亏没查出是你干的， 不然我们就惨了！那会儿你爸已经遭打成五.一六分子了， 就想拿他的把柄呢，若人知道是你写的，肯定要说是你爸挑唆的！ 唉呀好可怕好可怕，这不要你爸的命吗？哎呀，幸好幸好…… 可怕可怕……”。
现在，李清小朋友已经是两个小美国鬼子的母亲， 在美帝国主义的西雅图，宅楼舒适花园缤纷， 过着想吃香蕉就吃香蕉，想打翻酱油瓶就打翻酱油瓶的日子。
邵小明后来在华西医大电影院放电影，业余时间搞点艺术。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二十年前，他还送了我一幅他的木刻作品。
据说廖俊顶替他爸，进了华西医大保卫科工作。 吴志华摆了一个烟摊卖香烟。
班长王萍接下来跟我还是中学同学。她总喜欢给老师写信认母亲， 我那时就觉得她不正常。现在我理解了， 那是因为她母亲在她几岁时就离世的缘故。她最后跟我见面， 是她去深圳前。我最后听说的关于王萍的消息，是她疯了。
我的同桌彭胖娃，大名彭涛，依然是我的好朋友。 他长大后一点不胖，而是非常英俊。他现在是电视台的一名摄影师， 前几年我在国内拍纪录片时，他也做过我的摄影师。 去年四川大地震后，我打电话给国内的亲友问安。 他接起手机说正在灾区拍摄，声音一反通常的乐和，疲惫低沉。 我还没开问他就说：“你现在不要问我任何地震的情形， 还是等你回来后，看我拍的东西吧。我只能说这是人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