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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预言,一个深深的拥抱——纪录片《1989的女孩》

一个预言,一个深深的拥抱——纪录片《1989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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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预言,一个深深的拥抱

           ——纪录片《1989的女孩》

                                                  (瑞典茉莉

 

观看这部人文纪录片对我而言,是一个独特的体验。眼前,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群体突然冒出来。那是一个人数众多却长期被遮蔽的群体——六四第二代,其中也包括我的孩子。

 

富有意的纪录片总是于某个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在历史的断裂之处。杨雨的纪录片《1989的女孩》在日常生活的氛围中,娓娓讲述了三个中国女孩——杨倩怡、王芷怡和陈桥在美国的故事。她们温馨而又平常的故事波澜不惊,却冲击着我们的神经,唤起我们的情感,填补了当代历史的某一段失忆的轨迹

           

 

唤起我们的情感,审视过去的岁月

 

这是三位曾在中国“和谐社会”无声无息生活过的女孩。她们曾长久沉默,不敢对外人说出自己父辈的身份。后来她们有机会来到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度,在政治犯杨海的妻子王菁的监护与照顾下,在华盛顿郊区组成了一个临时小家庭。

 

导演杨雨静悄悄地,把镜头投射到在这个充满爱意的临时小家庭。毫无疑问,凡纪录片导演都有一种“见证者”的身份。但杨雨的见证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宏大叙事,而是通过纪录三个姑娘在美国的生活故事,透视出将近二十八年的中国历史。“八九的孩子”这个隐秘而敏感的群体,因此得以被人们看见。

 

观看这个影片,我们会情不自禁地重新审视那过去的沧桑岁月。二十八年前,风起云涌的大规模的民主抗争在血腥中悲壮地结束了,那些没能全身而退的人们——死伤的、入狱的、以及其他因此受迫害的人,他们及其家庭的遭遇如何呢?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劫后余生的家庭,无论如何艰难悲苦,生活仍然如常人一样继续,孩子们也在成长。然而,这种不寻常的家庭生活给女孩们带来什么?作为政治犯的女儿,她们成长中有什么痛苦,又获得过什么心灵滋养在表面的平静中,杨雨用推拉摇移的镜头叙说这一切。

 

隐藏在日常琐事中的沉重主题

 

影片的开头,我们看到华盛顿的郊区一所公寓,带着三个女儿(一个亲生,两个干女儿)的王菁在厨房里做饭。王菁笑着对镜头说,洗碗机费水,所以不经常用。一幅日常生活的真实图景,展现在观众面前。

            

 

在吃饭时,王菁的女儿杨倩怡有一段话外音,谈到王菁生病的事情。这几年,一个女人拖着三个孩子在异国他乡,王菁的苦楚我们可想而知。在零零碎碎的表象背后,导演想要说明的很多。

 

上乘的纪录片都会有一种社会性。无论表面上如何个性化,如何琐碎平常,都会自然透视出社会的深层问题,让我们知道,影片中的人物生存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状态里,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关系里面,以及她们的情感与记忆。

 

无论纪录片的画面看起来如何轻松,这个题材的纪录片仍然绕着“八九”,影片中的孩子生来就是“六四第二代”,她们身上有着父辈的基因。因此,作者在讲述她们的故事时,其使命感和厚重感隐藏其中。

 

这几年,因为尚在国内的杨海被拒发签证,无法回国的妻子王菁只能在视频上和丈夫相见,而且不能谈政治,否则丈夫又会被骚扰。在美国自由的蓝天下,她承受着夫妻分离的痛苦,分担丈夫被限制人身自由、被恐吓与威胁的沉重压力。这一切,都写在这位妻子的脸上。

 

孩子们知道自己是蒙恩的人。导演观察到她们对美国及美国人民的热爱,让镜头停留在餐桌上,那垫盘子的垫子是用美国国旗做的。用一个写中国书法的镜头,导演就交待了影片中角色的个人身份与文化背景,其价值取向自然凸显。

 

如此注重细节的纪录片,既是观察型的,也是参与型的。它并不掩盖导演的在场,其中还有导演杨雨与被拍摄对象的互动:对话、吃饭、一起祈祷。这样,由导演参与其中,更能捕捉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实——内在的、本质的真实,引导被拍者透过镜头自然地达自己

 

创造意义——纪录片价值所在

 

整个纪录片没有出现“八九民运”的镜头,由几个少女来表达一代“89的孩子”,这主题似乎难以企及。但一个优秀的纪录片,其核心价值就在于创造意义。拍摄影片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求意义的过程。

 

那么,这个纪录片是怎样创造了它的意义呢?导演的创造,主要是透过说故事的方式。他在二十八年的漫长时间里,横截了一个时间点,在一块异乡的土地上,由一群青春焕发的女孩,对那场大悲剧进行了诠释、理解与认同。

 

在影片中,女儿倩怡朗诵父亲杨海的歌:“六月四日那天起/我把的照片/印在我的心/我放不下的/是良知/是正/我永情……。”

 

陈桥是至今仍然系狱的天安事件参与刘贤斌的女儿,她自幼很少与生活在一起,曾因父亲的案子被中国当局骚扰,因此对父亲理解不够。到美国后,女儿终于懂事了,她说:“我在不需要向人撒谎讲我父是做外生意的期不回家,我把我父的故事讲给,他认为我父英雄。”

 

在理解并认同了父辈的道路之后,这些女孩在美国参加纪念六四的活动,为狱中的政治犯送贺卡,呼吁释放良心犯,展现了她们的信心、正义感以及继承父辈理想的愿望。

 

纪录片还通过评论者的介绍,让观众获知其他“八九的孩子”的遭遇。例如,著名人权捍卫者高智晟的女儿,在父亲遭受酷刑、自己被暴力对待后,曾一度留下了心理创伤,现已成为一位有坚定信念的年轻女性。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的女儿,因父亲被判无期徒刑而改学政治学,她想要帮助父亲完成未竟的事业。还有政治犯郭飞雄那随母出国的两个孩子,……。

 

因此,这个纪录片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见证,也不只是让人们看见,而是承担起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富有创意地展示一种愿景,让人们重新审视这二十八年: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还有什么没有完成?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后代知道什么?

    

 

出于一种深沉的道德激情,导演不动声色地谴责了制造悲剧的政权,告诫人们不可忘记那一切。纪录片展现出维护人性尊严的勇气,映照出八九的精神承。

 

这是一个关于未来的预言,中国的未来毕竟是年轻一代的。这也是一个纪录自由的贡献,忠诚的导演已经代表我们观众,给所有“八九的孩子”一个深深的拥抱与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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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7年五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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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瑞典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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