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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坦诚--也谈汉娜·阿伦特

绝对坦诚--也谈汉娜·阿伦特

博客


          绝对坦诚--也谈汉娜·阿伦特 

 

                                                           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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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谈论汉娜·阿伦特时,大都忘不了她和海德格尔那一段情史,不少人为这位令人尊敬的女哲学家终生爱恋一个“讲台上的纳粹”,而深感不值。其实,爱情是很私人的灰色地带,是无解之谜,与“政治正确”不太有干系。尤其是像汉娜这种情感上具有巨大容量的特殊女性,他人的评价大都不足为道。

一般陷入爱中的女人常常昧于是非善恶,但汉娜却不是。长于思考的汉娜,对海德格尔失足的错误,一直就有清醒不妥协的批判。但是,女人爱到深处,其潜在的母性就不知不觉地掺杂进去了,使得爱和怜悯、宽容混合在一起,对其所钟情的对象更为难舍难分。幼年丧父的汉娜,成年后也没有自己的儿女,在她的感情世界里,海德格尔不仅仅是博学的导师,不仅仅是缠绵的情人、共享思想乐趣的朋友,他甚至也可能带有父亲和儿子的影子。年轻的汉娜曾经下过决心,除了海德格尔不再爱任何人。这个誓言,并不因为后来汉娜有了如意郎君、海德格尔失足而完全改变。尤其是在海德格尔年迈倒霉、精神上差点被摧毁的时候,汉娜对他的那种“奇特的感情”重又复燃。具有强大爱的能力的女人,她们往往不是爱男人的成功,而更哀怜疼爱失意的男人。



在公共领域里展露个性锋芒


汉娜对海德格尔的爱情不但不让人看小她,而且还让人相信,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爱,还是可能的。在思想深处,汉娜一直有一个不容混淆的划分:纯粹的个人领域和可视性的公共领域。在私人领域里,人可以寻找意气相投的生活圈子,可以有自己无怨无悔的爱情,他人无权干预。而在公共领域里,涉及到公共生活,人们却需要交流,对这个世界承担起共同责任。

和爱人及朋友在一起的汉娜,经常带着春天般的微笑,热情爽朗,和蔼可亲。但每当她在公共舞台上出现,她便一点也不温柔敦厚,说话拿腔拿调,让人感到一股骄横之气,因此被人称为“厚脸皮汉娜”。对于这种指责,汉娜自己的解释是:公共舞台上演着正义与不公的激烈交锋,任何参与者不应该由于不必要的谦逊,而收敛自己的锋芒。为了求得真理,人们应该勇敢地主动出击,从而将真正富有意义的交锋公之于众。

不但不需要传统知识分子的“谦逊”,汉娜还一反传统哲学家埋首沉思的习惯,提出自己的“行动理论”,热切地关注和参与社会。她经常公开亮相,在能被他人看得见和听得见的地方发表言论。她认为,公共场合不应该是人们磨平棱角,变得平庸的地方,相反,恰恰是在登台亮相的公众视野里,一个人走出了自我,其智慧因得到碰撞而发展,更能展现自己的个性锋芒。

在公共生活领域里张牙舞爪的汉娜,尽管树敌不少,却是光彩迸发,令人炫目。她始终不遗余力地捍卫正义和自由,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对极权主义展开透彻的剖析,具有非同一般的深度和原创性,因而蜚声世界,



触动犹太人伤疤遭到围攻


汉娜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其中不少已经成了世界经典。但重读她的传记,最令笔者震撼的,不是那些高深的学术理论,而是她在面对犹太领导人不光彩的历史时,所表现出来的追问真实、尊重客观的巨大人格魅力。

作为一个曾经呆过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汉娜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悲剧性的命运。她曾宣称:“作为犹太人受到攻击者,必以犹太人身份还击。”在流亡之前,她曾协助犹太组织工作。流亡美国后,她担任过“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样的出身和经历,使她在思考极权主义的土壤时,有自己独特的角度和体验。然而,承担犹太人的命运,是否也能直面犹太人不愿谈及的真相?在纳粹逞凶时,作为受难者的犹太人,他们自身的错误与问题,是否就应该掩盖和回避?

1961年,以色列审判纳粹头子艾克曼,汉娜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飞往耶路撒冷观察采访。1963年,《纽约客》发表了汉娜的系列文章,第一篇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在文章中,她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是:“平庸无奇的恶。”她再次运用极权制度的意识形态性质,分析艾希曼这样一个机器般顺从的庸人,为什么会卷入深渊般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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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拒绝像其他人那样将纳粹描述为怪物和恶魔,这就使得许多犹太人反感,觉得他们的苦难因此被放小了。但汉娜还不止这些,她进一步论证:没有犹太领袖的积极配合,纳粹有计划的大屠杀不可能发展到那么大的规模,因此,犹太人对大屠杀所负有的责任并不比他人少。她的文章不但重新审判了艾克曼,也审判了欧洲犹太领袖的战时行为,暴露了“整个黑暗历史中最黑暗的章节”。

从此汉娜不再安宁,她触动了一块最不能碰的伤疤。在犹太人世界中,她的文章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澜。人们狂怒起来,美国的犹太组织、协会和媒体行动起来,集体对付这个口无遮拦的犹太女儿。一场论战风暴愈演愈烈,汉娜被指控为“反犹分子”,“纳粹的支持者和艾克曼无耻的辩护者”。咒骂声扑面而来:“冷血”,“没有心肝”,“残酷而且令人厌恶”。



知识分子纯洁政治的典范


笔者惊异于汉娜灵魂的忠直,也不由得发问:为什么汉娜要那么不留情面地戳穿本民族的隐秘伤口,使得那么多人心怀怨恨,使得自己遭受一场如此惨重的政治围剿?她本来可以像罗曼罗兰那样,把对苏联的真实认识拖延到五十年之后再发表;她也可以内外有别,只把犹太领袖与纳粹合作的问题做内部讨论,对外沉默以维护犹太人的声誉。

尽管为朋友们纷纷离去而痛苦,但汉娜从未后悔自己的近似“冷酷”的所为。对她来说,不管什么样的犹太领袖,都没有不被追问质疑的豁免权。有根有据地提出问题,进行尖锐的剖析,这是一个真正优秀的哲学家的责任。汉娜天性中的一个基本素质,是毫不惧怕真实的勇气。正直和勇气使她超越个人的利害,去正视历史真相。她不认为纳粹的罪行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因此,不愿认识真相的民族,悲剧还会重演。

汉娜属于左拉式的欧洲传统知识分子,他们坚持有权超越那些最神圣的集体价值---民族主义的价值,永远独立思考,对社会政治持一种毫不含糊的独立态度。福柯在论述知识分子的角色时,提到知识分子的任务:“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 

汉娜的丈夫海因利希---一位苏格拉底式的教授,在评价他所钟爱的妻子说:“她如同利斧一样论及事物。”为什么天性妩媚的汉娜,要在公共领域这样生硬而怪异?她提出令人难堪和愤怒的问题,对抗正统与权力,到底所为何来?尽管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汉娜并无自己的政治企图,但她的言说绝不是毫无目的。她的公开批判,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政治干预模式,是一种以哲学入世的行为。这种干预,能够产生纯洁政治的作用。 




远方的姑娘与“无情的慈悲”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成长背景,塑造了汉娜如此光明的人格?笔者发现,出身于犹太中产阶级家庭的汉娜,小时候接受的是多元文化的教育,并无什么特异之处。但她在大学时期,曾神交了一位叫拉赫尔-瓦伦哈根的女友,虽然那位志趣相投的犹太姑娘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了,但汉娜读她留下的书信,并为她写作了一本书。从那位女友那里,汉娜学会了:“面对自我的毫不迁就与真诚无欺,”“犹如无遮无避地面对风雨。”在海德堡读书时,汉娜遇上一位她敬如父兄般的哲学导师雅斯贝尔斯,这位导师教会了原本害羞拘谨的汉娜一种处世之道:绝对坦诚,尽可能清楚,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凡事坦诚的汉娜,在一封信里曾经这样写到自己:“我觉得我就是我,那个来自远方的姑娘。”这句话出自席勒的一首诗歌《来自远方的姑娘》。汉娜就如同那个“远方的姑娘”,“她的来临带给人们喜悦,让所有人的心胸都变得宽广。”“她带来了鲜花和果子”,但是,“没有人知道她来自何方。”

尽管与东方佛教无缘,汉娜的“绝对坦诚”,却类似佛教哲学里的“无情的慈悲”,可见东西方精神常有内在的相通。一般人认为,慈悲就是亲切热情,如“祖母之爱”,但西藏大哲人创巴仁波切却宣称:真正的慈悲,从“我”的观点来看,是无情的,因为它不考虑“我”的力求自保。真正的慈悲是“狂慧”,彻底聪明,但也狂放,因为它不跟“我”那一心一意求取自身安适的企图打交道。

   “无情的慈悲”基本特点是,没有局限的纯粹,无畏地敞开,没有对人和蔼讲话及装出可爱笑容的必要。这种真慈悲令你童心未泯,就像月亮在天空敞开照耀,月影则反映在一百个水碗之中,它自己并无所图。在藏传佛教里,修学者若真的修行“无情的慈悲”,他一定要经历漫长、艰难的过程:禅修、研究、突破、发觉自欺和幽默感等。

那个来自远方的姑娘犹太汉娜,她的前世,也许是一个东方的修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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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瑞典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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