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设计的王健民反革命集团案

精微设计的王健民反革命集团案

姜维平

从王健民案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中国的文革并未真正结束，两年多前，正当香港资深媒体人士王健民，雄心勃勃地展望中国的未来，预测故乡因薄熙来倒台而走向政治开明和言论自由时，情绪相当高涨，他告诉我，自己要创办第三本杂志，而此前的两本是《新维月刊》与《脸谱》，都曾风靡一时，络阳纸贵，他取得了经济和社会效益双丰收，他常居深圳，而却在香港大展拳脚，因为新闻来源的可靠性，杂志越办越好，既不左也不右，自以为是中共可以怀柔的媒体，得天独厚，呼风唤雨，他是美籍港人，信心十足，又在《亚洲周刊》工作多年，常年往来深港而结交各方面朋友无数，只要不偏不倚认真地办杂志，既使不会受到官方重用，也不至于被抓捕和监禁。但近期，王健民在被关压了两年多之后，终于被判重刑：5年零3个月。一句话概括他的冤案，表面上，官方强加给他的罪名是“非法经营”，“行贿”和“串通投标罪”，但实际上，他是典型的“反革命集团罪”，和1966年的文革如出一辄。

外加3个月是啥意思？

有许多读者困惑不解，为何他根据警方的诱骗，辞退了由我推荐的维权律师李方平，做了最大的让步和妥协，写了悔过书，在法庭上讲了违心的话，怎么还是判了实刑，5年外加3个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没有特殊经历的人不懂，由于笔者完整地走过薄熙来精心设计的冤狱，沿着他划定的路线，方向，走完公检法司的全部程序，才真正地明白了，所有的冤狱受害者，必得在生不如死的看守所里，被羁押到最长限度，因为看守所最苦，而且不减刑，既使违心认罪，也耽搁减刑时间，仇恨嫌犯的权势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整死他人，就钻法律空子，尽可能地延长嫌犯在看守所关押的时间，这样就把王健民羁押了2年多，在我的感觉里，迫使第一次失去自由的人于希望，失望，绝望，再希望，再失望，再绝望的精神折磨循环的周期中屈服，是最残忍的一种酷刑，如同抓捕王健民和太太，一定要在“六一儿童节”之前，当着三个孩子的面进行一样，精心设计这一冤案的权势者，不知道具体是谁，但他和”薄骗子”一样，都是制造冤假错案的高手，是深入了解中共操控下的公检法司的大恶，是心狠手辣，阴险狡诈的坏蛋，他对王健民已经研究了很久，知道他的长处和软肋，他根据王健民的性格特点，用一把文革时造反派使用过的毒刀，杀死了王健民生命中最宝贵的5年零3个月。

原本，专案组由于第一次提交检察院的起诉书，只有一个罪名，根本不够判刑，他们觉得不过瘾，又修改起诉书，第二次变更和增加新的罪名，才厚着脸皮，强拉硬扯地把王健民送进了监狱，这是彭真力促和建设中国司法体系之后仅见的奇案，他们嫌5年时间太短，还不够劲，再增加3个月。原来，中国的监狱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周末都要劳改，犯人都是要减刑的，但此前，除了羁押在看守所不减外，入狱投劳的头3个月也不减刑，狱警要强送犯人进服刑学习班，这种更狠的另一种折磨人的酷刑不亲身经历过，不知道其五花八门的名堂有多么坏，头3个月，他们强迫每个人洗脑，向狱警行注目礼，交待与狱警往来的规矩，礼貌，强迫他们熟知和运用所谓“文明用语”，即，奴隶俗语，狱警叫“政府”，劳动叫“改造”，出狱叫“新生”，绝食叫“闹监”，等等，总之，把正常人变成奴隶，可见，增加3个月刑期，意味着被官方欺骗而认罪之后，一点没得到好处，希望自己认罪服法从轻处罚的的王健民，做满5年的实刑，还要延缓减刑3个月，可见，整他的权势者多么精明而残忍，不论他们讲得多么动听，都是一场骗局，如此应当明白，制造21世纪的中国文字狱的文革残渣余孽，是头顶长疮，脚底冒脓的大坏蛋。

推倒薄熙来的功臣成囚徒

我说王健民是推倒薄熙来的功臣之一，真的不为过，2012年，当谷开来杀人案引爆时，最早报道其杀人实情的是香港的《脸谱》杂志，而并非人人皆知的是，本人撰写的《薄熙来传》（部分章节）也最早刊发于王健民创办的刊物，阿博罗网站有文章说，我揭露薄熙来的文章先被何x拒发而转投王的《脸谱》，这是错误的，我的文章是首次投给香港《脸谱》的，是由其连载发表的，但因抄袭的文痞太多而只发表一部份而中止，总之，它是薄得意时，唯一的系统而全面地揭露其真面目的实录，但是，有关谷开来杀人的故事，我不知道，也不是其他媒体先提供的，而是王健民通过另外的途径得到而首先发布的，这一点有白纸黑字的刊物为证，如今已成为历史，确有章可循，也就是说，王健民是帮助党内一个派别，打倒另一派别的推手之一，按我自己的想象，他既然是功臣，理应得到厚待，但恰恰相反，最终，他什么好处也没得到，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会被抓捕判刑，记得此前一周，我在网上读到有关高瑜的报道，立即通过电话奉劝他果断地撤回香港，我说，只要人不在内地，问题不太大，中国人常说，哥们，形势不好，跑吧！我就是这样和王健民说的，我告诉他，高瑜案不是孤立的，只要抓了她，就是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类似她的文人，不论站在哪一边，被什么派系所利用，包括王健民在内的书生，都要倒霉，这叫“火烧城门，殃及池鱼”，中国的政治体制就是如此。但王健民笑了，他调侃地说，维平啊，中国经历薄熙来案已经进步了，再不会搞文革了，你是“一年被蛇咬，10年怕草绳”呀，你现在回国都没事啊，说完，还哈哈大笑起来，至今笑声还回荡在我的耳边，因为他长我几岁，又学识渊博，品格高尚，对其言我半信半疑，故没有坚持自己正确的判断，我只是这样对他讲：共产党和你翻脸，只需要3分钟。

共产党不讲情面

本人至今依然是无党无派的文人书生，但这并不改变一个事实，过去在体制内的媒体混久了，对中共的各级官员了如指掌，虽然，中共与世界上所有政党一样，由一些理念一致或类似的人组成，其中不可一概而论，有左中右，有好人坏人，比如，胡耀邦，赵紫阳就是善人，李鹏，江泽民就是坏蛋，但总体上看，建政以来，共产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杀了，管了，伤害了一批批人，历次政治运动都有“冤死鬼”，它积累的罪恶太多，使人对其很难恢复信任感，因此，共产党不讲情面，不仅老百姓这样认同，中共高官也自以为是。

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个人如果不讲情，谁愿意与其交往呢？政党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这伙人不重情义，抓捕了王健民，把他在“一国两制”的香港办刊物卖杂志的数量加起来，和在深圳有限定阅的区区书报费扯在一起，作为“非法经营”的标的额，追究其刑事责任，只能劲打官方的脸，告诉全世界的人：我是新的强权者，是不讲情义，翻脸不认人的家伙，其实，香港人人都知道中共嫡系的《大公报》，《文汇报》等，在内地广设办事处，记者站，他们无一不在“非法经营”，而且，大张旗鼓，为何共享一片天空，却有不一样的法律呢？奥秘是王健民的刊物是民办的，既有官方喜欢的文章，也有其不高兴的文稿，过去与其合作的人，包括提供独家消息的官员，成分非常复杂，既有这一派的，也有那一派的，当一些人企图利用他所主管的舆论阵地攻击政敌时，就好话说尽，一些不负责任的承诺就不绝如缕，王健民却深信不疑，当形势大变，更多的官员聚集在一个新的政治强人旗下时，一切都不算数了，王健民成为中共专制政权打击言论自由“一刀切”的牺牲品。他葬送的不仅仅是5年零3个月，而是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共部分残留的信任感。这是令人悲哀的。

上面与下面有何不同

记得去年在香港小住一周光阴，曾有一个机会与刘达文兄倾心交流，当时桂民海的案子刚刚发生，我第一次从他那里得知，其妻在回乡探亲时被国安的人强制扣留问话，并文字留底，他百思不解的是，以前那些人对其比较友好，经常跨过罗湖桥，到杂志社作客，刘是一个包容而大度的文人，自然并不抵触这种私下的合作，但这回为何忽然翻脸呢？刘问我这是广东地方的擅自行为，还是中南海一声令下的统一行动，当时我也一头雾水。不知如何解读。

如今不需要再怀疑什么，也不需要过度解释了，中共不论由谁作最高领导人，只要不想政改，就不会给国民自由地发表言论的好事，有时宽松一点，有时紧张一些，都因时而异，其本质都是专制的，中共不会允许香港的一家媒体在大陆讲他坏话的，他们治理这个国家需要暴力，也更需要谎言，对付王健民这样的人，只要政治上需要，就不在乎他是美籍港人，也不在乎他的知名度，更不在乎我的几篇小文章，假如我再敢进入香港，恐怕也是跑不了的，还是刘达文说得对：“你这次来港，低调得狠，时间也短，香港还没反应过来呢。总之，我知道，要抓我，不会顾及我曾是“打薄专业户”，因为中共已丢弃了薄熙来，我们没有利用价值了。王健民就是前车之鉴。

棉花套似的反革命集团

在文革运动中，红卫兵为了整人，而把一些没有内部联系的人强力打成反革命集团，其目地是造势，因为抓捕的人越多，越显得案子大，他们的成绩也大，结果冤枉了无数的好人，从一个胡风案就可以引出许多悲凉悲愤的故事，更可悲的是，经历过文革，自身也受害或家人父辈的人，一旦掌了权也仿造红卫兵的做法，大干一场，唯一的不同是，过去人家把牌子挂在他胸前，如今倒过来，他把“黑帽子”戴在像王健民这样的文人头上。其原因不能从某个人品行中去找，而得从政治体制里追寻。

2014年5月30日，深圳的公安派人在下半夜闯入王健民家，抓走了他们全家，为何要当着未成年的小孩的面，惨忍地对待一个办杂志的书生，吓得孩子尿了一裤裆，那是因为文革的造反派的毒菌已深入权势者的心肝，非如此不足以泄愤，他们对王健民之类文人批评他们恨之入骨，欲残杀而后快；为何要不断扩大战果，把莴中校，刘海滨，以及王的岳父，太太等都抓捕或软禁，组成一个反革命集团，那是因为红卫兵的幽灵在体制里死灰复燃，要灭掉所有的与官媒不同的声音，制造一种如同文革盛行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主旋律。

实际上，来到海外的文人都清楚，在香港办一本杂志，就是办一个谋生的小公司，既为了表达观点，也为了养家糊口，王健民的特长在于文化新闻产业的经营，办了公司，自然太太和其他亲友涉身其中，如此而已，凭什么也把王太判刑呢，他的杂志要用编采人员和撰稿人，要发薪水和稿费，自然，王健民要聘请莴中校这样的资深媒体人，因此，凭什么要抓捕莴呢，更不能顺理成章的是，连远在外省，只是投稿编版的刘海滨，也被羁押了两年多，甚至他的岳父都成了嫌犯，老婆徐中云的名字也进了判决书，这一牵强附会地整成的一个反革命集团，类似毛时代的组织罪，它越是壮大，越能显示统治者伟大强硬，不在乎它是“棉花套”，无实质内容，既便如此，还是不构判，就索兴把集团头子多加几个罪名，其他人跟着倒霉，这一起诉书提供律师后再变更追加的手法，为文革所未有，他是红卫兵精神的再发扬广大，与文革不同之处在于更狡猾，虚伪，卑鄙，文革时代整人不需要貌似合法的判决书，现在确有一种倒退的“进步”，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运动里挣扎，不知道何时再有真正的改革。

王健民的危险处境

在写这篇文章前，我犹豫了很久，写不写，写什么，或许对王健民及其家人都一些影响，我知道已经坐牢的囚徒需要什么，王健民和太太一个在里，一个在外，他们目前的求生欲望都比较低，只想再好好表现，减一点刑期早早回家，他们自认为这比什么都好，这是监狱的妙用结果，它以强行剥夺人的自由的办法，逼人屈服而降低要求，再用谎言和欺骗摧毁人的意志，王健民正在领教这一切。

但是，由上述的“增加3个月”看出，可能问题不那么简单，他想早些出来，整他的人想他如何出不来，他们先把他关进去再慢慢地修理他，因为他们知道，文人的特长是什么，他们不是那么好糊弄的，整他的绝非一个人，应是一个群体，他们正在严密地操控狱警和犯人监禁王，怕他现在乱说乱动，更怕他以后指控他们，因为王健民处于极度危险当中，没有别的有效办法，最可靠的是，必须保证持久的知名度，知道和关注的人越多，整他的人越小心，官员除了狠毒还要虚善，恰恰是这一点可以利用，如果王及家人以为，反正还有两三年，忍一忍，低调一些，就平安无事，不是这样的，在监狱里的每一天，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里，都可能死人，而在囚徒失去自由，又得不到真相的恶劣环境里，暗杀一个人，对狱警来讲，像踩死一只蚂蚁，为摆脱死忙和禁声，王健民必须做到这样几点：我希望在狱中收听广播或通过其他途径获知这一信息的人，把我的话传递给他：第一，多读书，多思考，不要相信任何人，不要和任何人讲话，就变成哑巴，以免被诬告陷害；为了争取自由，很多犯人假装知心，同情，或给小恩小惠，从政治犯嘴里套出点猛料，以求立功减刑，往往对己最热情的人是最危险的，要多加小心；第二，不要和牢头狱霸结仇成冤家，因为所有的监狱都是警匪一家，利用犯人整犯人是通行规则，任何地方都有强权人物，不论理念性情多么不同，都要明智地争取他们，团结他们，利用他们，尤其是对那些讲义气，够朋友的“老大”，一定要靠拢，如有狱警想加害于己，就找不到“工具”，这需要原则的坚定性，策略的灵活性，这方面笔者是高手，怕王健民不及，听说王在看守所还保持正直，批评那些浪费粮食的嫌犯，真是傻得可爱，千万不要得罪任何人，不要给狱警提供修理自己的“刀把子”；第三，严密仔细观察每一个狱友，不是要听他讲什么，而是看他做什么，再根据言行一致的程度去判断他如何，但绝对不要喜形于色，任何人都看不出你的好恶，但心里必需清楚那些人有可能被狱警利用，必须严加防范。总之，越是临近获释的日子越要小心，对饮食要格外留心，不可靠的东西不要吃，睡觉要留一只眼睁着，要坚强地充满智慧地活着出来，并亲眼看到整自己的坏蛋受到法律的惩处。

2016年9月3日于多伦多。香港《前哨》杂志2016年10月号首发。更多文章请看作者博客：www.jiangweip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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