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扶助农工到毛泽东为人民服务
从扶助农工到毛泽东为人民服务
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到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史无前例的社会实践。作为“人民“二字，中国千年历史中是指作为社会基本成员主体的劳动群众。是指一个国家的普通人，区别于少数有特权的君主群臣百官皇室成员各级大小官员达官贵人地主资本家剝削压迫农工阶级的统治者。这里的“人民”一词各时代指的是与“君主、群臣百官”相对应的大多数群体。
人民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已有之，《周礼》中有“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的说法。先秦·《诗·大雅·抑》：“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北魏·杨炫之 《洛阳伽蓝记·闻义里》：“九月中旬入 钵和国 ……人民服饰，惟有毡衣。”明·宋濂《洪武圣政记》：“维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明·施耐庵《水浒传》第二回：“东京城里人民不许高俅在家宿食。”明·陆人龙《辽海丹忠录》：“离了广宁，一路来人民逃散，看不了凄凉景色，也受了些水宿风餐辛苦。”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巴金 《探索集·后记》：“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人民。”《神异经·西南荒经》：“知天下鸟兽言语，土地上人民所道，知百谷可食，草木咸苦，名曰‘圣’”唐·李冗 《独异志》卷下：“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 女娲 兄妹二人在 昆仑山 ，而天下未有人民。”鲁迅《朝花夕拾·无常》：“人民之于鬼物，惟独与他（活无常）最为稔熟，也最为亲密。”五代《五公经》：“天下荒乱，人民饥谨，十日无食。”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法师曰：‘此中似有州县，又少人民，且得见三五农夫之面。
梁启超对近代国家的构成要素之一时使用的则是“人民”。孙中山早期从事革命活动时也多用“人民”一词。1919年李大钊在《宰猪场式的政治》一文中所使用的“人民”一词，已不再是指全体国民，而是指与统治者相对立的群体：“我们的政治，是宰猪场式的政治，把我们人民当作猪宰，拿我们的血肉骨头，喂饱了那些文武豺狼。”这种“人民”概念的使用，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1921—1927年“人民”逐渐超越“国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流话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定义了“人民”的外延：“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1923年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这三大政策为基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该政策的贯彻和坚持，保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顺利发展，成为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1935年后“人民”概念在中国共产党话语中经常出现。1935年《八一宣言》正式使用了“人民”这个术语。在这个政策的主导下，为了团结一切最广泛的抗日力量，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1936年6月1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从此，“人民”成为中国共产党核心的政治概念之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用语中，人民是阶级概念，指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爱国者”，与敌人相对立。根据毛泽东思想，人民在历史上的范围有不同的定义。现阶段中国的人民是指：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人民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中人民的定义是不同的，如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即一切参与抗日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即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人民指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人民的主体是劳动者。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
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就最后地消灭了。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作为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这个反革命专政，实行了二十二年，到现在才为我们领导的中国平民所推翻。
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它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孙中山所说压迫平民的近世各国的资产阶级，正是指的这些人。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就是从这些反动家伙学来的。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
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到新中国成立时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一个由这样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即中国人工农红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由这样的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使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总结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公式，这就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纲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