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精英——“士”的自我定位

中国文化精英——“士”的自我定位

中国当代的文化精英，我们通常称之为知识分子，然而从内涵上来说，这与“知识分子”这个外来词又有些不同。要是仍按以前习惯都冠之于“文人”或“读书人”，似乎又贬低了精英身份，缺乏了现代感，不够洋气。在思想和言论被管制的现代，只要稍微知道一些中国史的人，特别是被称之为“知识分子”的文化精英，都会怀念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期。如果追本溯源，我认为所有这些文化精英应该属于“士”这个阶层，不管是武士，谋士，还是儒士、隐士……这篇文章就以“士”来统称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们。

为什么现在“知识分子”们会推崇春秋战国？我觉得只有在乱世中，精英们似乎更容易找到用武之地，更有辅助他人建国立业的作为，更有历史存在感。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繁，老百姓流离失所，但也正是那个时期被很多现代精英们推崇为对士最为宽容的黄金时期，也被众多不明真相的普通小民所向往，甚至会幻想要穿越回那个残忍的时代。

那时，儒道墨法等都粉墨登场，他们非常积极地奔波于各大春秋霸主、战国诸侯君王之间，向他们兜售自己的学说和主张。似乎那是个重视人才的时代，是个允许思想自由开放的时代。实质又是什么？在王公诸侯眼中，他们养了一些食客、门客。在士自己看来，他们是需要被伯乐赏识的千里马。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孔子为了游说君王，带着他的学生们疲于奔命，最终感叹自己怀才不遇。易中天教授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讲到中国的士是依附于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依附性是中国士人的特点，也是一个致命弱点。

由于这个依附性，士们乐意为君王指点江山。百家的学说从表面上看来非常不同，其中心却是一致的：一切为了君主的统治。法家与墨家不管是暴君还是明君，认同君主的全权；儒家预设了一个明君的前提，但实际是否明君统治并不重要；道家则无所谓君主的残暴与开明，只要无为，其统治结果是一样的。在中国历史上，士们认同什么样的楷模？文有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武有岳飞，“精忠报国”。

不管君主多么昏庸、残暴、不按常规出牌，士们会为君王们扫除一切障碍。这一传统沿袭至今。我们有三代帝师王沪宁等出谋划策，我们有大批教授来为修宪作解释，我们也有民间高手在文学城断言，原先的任期制是“当婊子立牌坊”，现在要取消任期制，就是摘了牌坊，更加表里如一（不知是高手的真实想法还是说反话）。当然我们还有大批外交部发言人可以对外国记者的提问侃侃而谈，轻而易举地化解不怀好意干涉内政的敌对势力对我们的挑衅。

在孔子与学生们孜孜不倦地向君王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时，同一时期的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则开办了哲学学校和柏拉图学院。柏拉图学院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学习研究哲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声学等，这里是知识的殿堂。可能中西文化在这个时间点上的差异就已经决定了后来两千多年发展轨迹的不同。中国士人把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心术，其中主干是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政治学；西方知识分子则对人类社会、自然科学等进行全方位的探索和研究，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一个独立的群体。

中国历史上对人的生命和躯体是任意宰割的，尊严和人格也不那么值钱。普通老百姓的命贱就不多提了，那些自视甚高的士也没有什么好下场。法家代表商鞅变法成功，最终被处以极刑车裂（五马分尸）；韩非被关于监狱，然后毒死；兵家代表孙膑被处膑刑（砍脚）；作《史记》的司马迁被处宫刑（阉割）……

有人说庄子是出世的，不像孟子那样热衷于政治，读他的“逍遥游”似乎有这种感觉。但从他的“人间世”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观察了孔子及其弟子不断碰壁的经历，感叹要实行自己的理想无异于螳臂挡车。在“德充符”篇中，庄子罗列了一些形体残缺之人，他们都是刑余之人，学问却比孔子们要好，可见士还属于高危行业。在看清自己潜在的危险处境后，庄子清醒了。

在魏晋时期，名士们更加清醒或者说更加放浪形骸了，为此鲁迅专门写了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民国时期，不管是海归还是土鳖精英都过着比较滋润而潇洒的生活。世道混乱之时，当权者对士们既有忌惮心理，不敢过于得罪，毕竟还要求助于他们来加强统治，但另一方面也不排除赶尽杀绝以绝后患。

只要能够让他们的主张得以实现，士们是不问君主的出身和德行的。不管什么样人，新“君”一旦上位，都能得到一大帮士的辅佐。我们来扒一扒为今人推崇的汉唐宋明的开国皇帝们。汉高祖刘邦为一小民，斩白蛇起义；唐高祖李渊起兵反叛；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明太祖朱元璋以一贫农起义。不管是平头百姓起义还是臣子政变，最终他们都坐稳了几百年的江山。士们参与了，分得肉吃。

有了这样的传统，我们可以大胆预言：不管当今执政党或政府有什么样的决策，结果都会被顺利地执行。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最近70年，我们搞了无数的运动；在大放卫星时期，专家论证了亩产万斤的可行性；文革浩劫，士们为虎作伥……

秦朝是个很短命的朝代，但它却给中国人留下了难以舍弃的遗产：皇帝、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统治者青睐于皇帝的头衔和中央集权，老百姓则钟情于“大一统”。中国的“三不朽”观念也影响了统治者，所以中国有非常悠久的修史传统，如果不能立德立功，那就立言而不朽。新中国成立后，在各个不同阶段要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思想写进宪法，应该也是出于同样不朽的考虑。一种悠久的文化传统。

为什么老百姓那么看重大一统？可能过怕了分裂时期的苦日子，另一方面，国家大了也有面子。现在大一统成了紧箍咒，掌权者想：我可不要成为历史的罪人，背负分裂国家的罪名！老百姓说：国家绝不能分裂，不能被别有用心的人以民主的名义搞分裂，不能步前苏联的后尘。看看伊拉克、叙利亚，哪个被分裂的国家有好下场?老百姓臆想着汉唐盛世、宋代GDP世界第一，很是过了一把祖上也曾富过的瘾，殊不知“清明上河图”画框一毫米以外的悲戚荒凉。

近二十年来，老百姓腰包鼓了，有钱买房买车，出国旅游购物，国民自信心空前爆表，可以前不久文学城一位博主的“厉害了，我的国”来形容。士们的出路也分流了，有的走传统仕途，一心一意辅佐当政者；有的下海经商，搞自媒体，赚得钵满盆满。有人说“官商勾结”，其实官商本就是一体，是士阶层的不同分支而已。

要说我们没有民主，没有新闻媒体思想言论自由，有人会质问，那是我们的东西吗？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吗？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东西。对这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西方观点我们要坚决铲除，唯有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写进国家根本大法，当然也只是挂个名。在全民都忙着赚钱、花钱的时候，这些所谓的民主、自由似乎没那么重要，不像晒美食美图那样来得现实。

但现代的“士”们心里还是有些担忧的，所以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法宝“山寨”一些“伪自由”：西方有脸书，我们有微信；西方有推特，我们有微博。对于海外华人，我们还可以在文学城上畅所欲言。只要我们不去多想“别人可以看他们想看的一切东西”，而“我们只可以看我们被允许看而且被过滤过的东西”，那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觉得我们的宪法是世界上最好的宪法，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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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问过一位贤者，除了为领袖出谋划策指点江山以外，还能做什么？贤者不愧是贤者，眯起眼睛捋着白须笑道：“你还能指望读书人做什么？俗话说：文人造反，十年不成”。

但仔细想想，在一个现代国家，除了读书人，还有警察，还有军队啊……

不知在世界现代史中，比方讲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或90年代，是否有这样的国家：统治者很残暴，或者即便不很残暴，但属于独裁政府……结果一小批军人组织了不流血政变，在保证独裁者安全的情况下（比方讲把独裁者送出国），把政权交还给民众，然后自己乖乖回到军营，也不强占政权。

如果现代史中有这样的案例，是否会对我们的民众有启示作用？或许我们会继续一如既往地鼓吹“中国有中国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