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郁达夫（7）
7、茫茫夜
一整天没看见Jane，Jane躲在楼上不下来。上午我去街角买了几份华文报纸，《美东日报》办得好些，它属于台湾汇合报业集团。祖慧还在台湾，她叫我把电话留给哥大的苏珊小姐。不知还要几多天，祖慧的电话才会来。我又给奚儿打了一个电话，这一回是琪琪接的。奚儿不在，琪琪的话令我大吃一惊：
“啊，是作家吗？你好你好！奚儿到斯坦登岛去了。斯坦登吗？曼哈顿的南头，乘地铁换巴士，三个小时才能到呢。奚儿昨天去上班了。是啊，打工！在犹太人家带小孩。犹太人是医生，收养两个中国孩子。她看报上的广告，前天去应聘，昨天去上班。是啊，真痛快！作家，你给她打电话吧！”
昨天是到纽约第三天，奚儿上班了，真是奇迹！奚儿是那种说干就干的女孩，速度太快效率太高了！低贱工作不需要“工卡”。
我于是给奚儿拨电话，接电话的是个洋女人，大概是医生太太。我说找“中国女孩”，她说不在，客气地说了一大堆话，听不懂。
打过电话看过报纸没事儿做，Jane在头顶上，没有一点儿动静。壁炉上是大一昨天买的郁金香和波斯菊。冰箱满满的，想起还没吃早饭，就冲一杯咖啡烤两片面包。一种黑色斑点奶酪很好吃。吃过东西喂Sam，它的食盒里有的剩，大一昨天喂过它。大一对Sam就象对儿子一样。Jane该下楼了，到了中午她什么也不吃吗？她还睡着呢。
我领Sam出去转了三个小时，转到Coluna公园又转到纽约网球场，Sam遛累了有点喘，看来是条老狗。回到家已是斜阳满院。我炖上一小锅排骨汤，用电饭煲焖米饭，再拌个生菜沙拉。做好饭楼上仍没有动静，我只好上楼，卧室的门关着。敲敲门。
“Jane！Jane！”
“是你吗，龙？”她在，有气无力。
“起来吃点东西吧。”
“不，不要。”
“你没事吗？”
“我没事——你吃吧。”
我只好自己吃。吃完饭爬上阁楼，阁楼很大，有五、六十个平方，一大半地方堆着古董，写字台和电脑在阁楼的角上。写字台上有一堆书，其中有《一个人的圣经》，刚得到诺贝尔奖的小说，第一个中文的诺贝尔奖，繁体字竖排本，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大一不光做生意，也看点书。这是政治超过文学的作品，书后的书评说“极端现实主义”。我想到得到诺贝尔奖的不少作品是误打误撞的，怕是有三分之一吧。
睡了一夜好觉，醒来天已大亮。推开门闻到咖啡的香气，Jane坐在餐桌旁，穿一件的睡袍，头发是湿的，额上一条创可贴。
“龙，早上好！”
“早上好！”
“要火腿蛋吗？”
她在等我起来做早餐。她的精神恢复了，马来人特有的光泽也恢复了。我连忙洗漱了坐上餐桌。咖啡、火腿蛋、切成小块的西瓜，还有cheese cake，那天在俄国店里买的。Jane把一样一样东西端到我面前，自己并不吃。
“我吃过了——龙，你的书可以给我看吗？”
我放下刀叉回房间拿一本《信息时代》。Jane接过去翻一翻，扬起眉梢。
“我想看你写郁达夫的。”
对于一般读者，我拿小说给他们，而不是枯燥的文学评论。既然Jane想看郁达夫，我便把小册子拿出来。她接过小册子，眉开眼笑。我问道：
“你读过达夫先生的书吗？”
“是的。”
“读过哪几篇？”我是作家面对无知的文学青年的态度。
“差不多吧，都读过。”
哟，是这样！清晨的阳光照在她挽起的发髻和长长的脖颈上，她的阳光皮肤十分细腻，如同蚕丝织成的褐色缎子。她的嘴唇有点厚，但是很性感。
“你学中文系吗？”
“No，没念多少书。”
“卧室里挂的达夫先生的字，是真迹吗？”
“Yes.”
“大一怎么不知道？”
“这是我的小秘密。”
奇怪，这种事夫妻之间要当作秘密吗？
“这字从哪儿弄到的？”
“不告诉你。”Jane笑着翘起嘴，如同当红女星安杰丽娜·朱莉的口型。“你喜欢这句诗吗？大一说写的是他，胡说八道呢！‘生怕情多累美人’，达夫先生会打女人吗？”
“大一打过你几次？”
“第一次。”
“他喝多了。”
“再打我就报警了。”
吃过早餐Jane拿了我的两本书上楼去了。我以为她上楼看书，她却穿好衣服下楼。
“龙，我出去啦！”
她头上的创可贴拿掉了，露出一小块疤痕，大一确实打了她。她换了一身淡黄色长裙——她喜欢真丝的单色衣衫，第一次是白，第二次是深蓝，第三次是淡黄，或是鹅黄。手上一把遮阳伞，一个手袋。她跟我打完招呼便一扭一扭出门去，高跟鞋在小径上嗒嗒嗒地拐上小街。
中午Jane没有回来；晚上Jane还没有回来。我便胡乱吃些东西。我没出门，看完《一个人的圣经》，然后上网，打发无聊时光。晚上大一来了电话，后来我打电话到犹太医生家。大一在阿克拉荷马，招贴画买到手了，他要到达拉斯，从达拉斯回纽约。奚儿总算找到，接我的电话高兴得了不得，她早想给我打电话，可是没有我的号码。奚儿说，两个中国孩子一个六岁一个七岁，到美国一年多，养父母不愿意他们忘了汉语，在《世界日报》上登广告，找粗通英语的中国女孩做保姆兼家庭教师。奚儿早上叫孩子起床，给他们做早饭，九点钟之前把他们送到学校；下午四点钟到学校接孩子回家。晚饭是医生太太做，奚儿照看孩子，直到九点钟孩子上床，月薪一千元。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奚儿没有事，太太叫她读语言学校，以便以后拿个文凭。上次我打电话，她到附近的语言学校去了。真是通情达理的人家！奚儿有福气，这么快安定下来。奚儿叫我去斯坦登岛，或者约好到曼哈顿玩。
晚上Jane很晚才回家。我在看纽约扬基队和波士顿红袜队的棒球赛——小时候在北大附中打过棒球，所以有兴趣。Jane回来的时候球赛刚完，她进门看了我一眼，并不说话，径直上楼。
“Jane！”
她止住脚步，扭回头。她的脸色不大好，紧绷着。
“你没事吧？”我接着说。“大一从阿克拉荷马来电话，没什么事，叫你打个电话。”
谁知道这天晚上又出了事——我正睡着，有人推开我的房门，睁开眼看见一个人影。
“谁？”
影子不说话，站着。是Jane，她只穿内衣，光着两条腿，站在房门口。怎么了？她为什么到我这儿来？
“Jane，是你吗？”
她仍不回答。她在勾引我吗？我伸手找电灯开关，她说话了，嗓音嘶哑：
“龙，别开灯！”
我跳下床，走到她面前。客房有一道倾斜的天窗，月光从天窗进来照在她头上，照在额头的伤疤上。她抬起头，眸子如星星般闪烁，双手猛地抓住我。
“龙！”
“怎么了？”
“外面有人！”
“谁？”
“有鬼。”
“别瞎说——Jane，你是在梦游吧。”
她双手冰凉。我扶她坐下，拿毛巾被盖在她身上。她捂上毛巾被反而发抖。
“龙，外面的人用手电照我。”
“是谁？蒂姆沙吗？”
“你知道他？”
“大一说的。”
我拉开窗帘趴在窗上向外看，只看见草地、树和停在Beech街的汽车。明月高悬，春末夏初的宜人天气。偶尔有一辆夜行车开过。我想起名叫“月色撩人”的老电影，这会儿从言情片变成了匪警片。隔壁人家是俄国裔犹太人，院子里有一株老大的橄榄树。大一说白胡子犹太人是在俄国革命那一年随父母逃到纽约的，只有几个月大，在纽约行的割礼。他的金黄色包皮埋在橄榄树下，因此那橄榄树有时是金黄色的，现在就是。金黄色的夜景既神秘又令人紧张。
“枪在阁楼上。”Jane说。
“什么？”
“手枪。”
“手枪？”
“大一的，在写字台抽屉里。”
Jane的话让我更紧张了。蒂姆沙是黑道，没想到初到纽约就遇上黑道！从未用过手枪，上大学军训时候打过步枪，是中国造的56式步枪，还有俄国人在二战时候造的骑枪。再看外边，还是没有动静。不知道蒂姆沙怎么回事儿，这会儿也不便问她。沉默了一刻，我走出房间，到起居室和厨房的窗户向外看，还是看不到什么。好莱坞搞笑电影“小鬼当家”写的是纽约，这样一幢house，现在house里是两个大鬼不是一个小鬼。电影夸赞小鬼的智慧，现在勇气比智慧更重要。我为自己壮壮胆，爬上阁楼，却撞在一尊一米高的铜像上，不是华盛顿就是杰佛逊再就是富兰克林，把膝盖撞得生疼。不能开灯，摸到写字台，摸到手枪。一把老式左轮，就象罗伯特.德尼罗在“战争启示录”里赌命的那种手枪。
回到楼下，Jane钻到我的被窝里了。
“没事儿吧？”
“外边没事。”
“那就好。”
“屋里有事。”
“什么？”
“地板下有老鼠。”
“你才知道？”
她的情绪平和些了。我拿手枪给她看——枪是给她看的，至于有没有子弹，怎么上膛，怎么放，我都不知道。
“没有事，Jane，别紧张。”
“他没走。”
“你看见了？”
“他肯定没走。”
我到起居室坐在沙发上，手上拿着手枪。墙上达利的画是两个被撕裂的人体，在月光下更觉得可怖。这位西班牙画家是喜欢装神弄鬼的人，大一挂他的画不是个吉兆。Jane的红头发也不是吉兆，她的炙人的红头发也是撕裂的美。来美国之前读过陈燕妮小姐写的《告诉你一个真美国》，是这一类书中写的最好的一本。陈小姐引用了许多统计数字，其中说在纽约每88分钟就有一次枪击发生。今天不会打枪吧。回到客房，Jane躺着，眼睛睁得大大的。
“我去外边沙发睡。”我说。
我穿着睡衣拎着枪，就像桃色故事里的杀人犯。Jane用手掌拍着床，说：
“不，不行——我怕。”
“我睡哪儿？”
Jane 指着一旁的安乐椅。我只好放下枪，倒在安乐椅上。过了一会儿，Jane睡着了。这女人睡着了便一个劲儿咬牙，象老鼠磕东西。过了好久我才睡去，迷迷糊糊直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