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泉石上流-我的父亲母亲（6）

六　安徒生童话

母亲的丹麦之行带给孩子们两样礼物：好吃的巧克力和好听的安徒生童话。巧克力是在苏联买的，在我们大吃一顿之后，父亲把巧克力藏起来，每天拿出几颗。他是这样说的：巧克力被小耗子偷去，这几粒是我用小木棍从耗子洞里掏出的。父亲每天都能掏出几颗巧克力，直到我发现了“耗子洞”。

在我很小时候，母亲开始在床上讲故事。最早是“羊群过桥”的故事，说的是一群羊走过一座小桥，先过来一只留胡子的羊，又过来一只拄拐棍的羊，再过来一只扎头巾的羊，等等，等等，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专注于场景的描写，每次的版本不同，可以讲很长很长。这故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发挥孩子们的想象力，大人开个头，孩子接着讲。

“羊群走了一半，这时候过来一只什么样的羊呢？”母亲问道。

“过来一只留胡子的羊。”弟弟说道。

“留胡子的羊是这群羊的头羊，早就过去了。”母亲说道。

“过来一只穿裙子扎小辮子抹口红的羊。”妹妹说道。

“这只羊穿一双什么样的鞋子呢？”母亲又问道。

“穿高跟鞋吧。”

戈扬出国前在前门火车站

“羊群过桥”之后是格林童话和王尔德童话，然后是安徒生童话。安徒生童话不但让孩子们着迷，也让母亲着迷。叶君健先生翻译的两大本书，每一篇都讲，包括篇幅最长的《海的女儿》。母亲后来回忆道：

“一次又一次地天天晚上讲，都要背熟了。如《皇帝的新装》，不但我，大家都快背熟了。所有的皇帝和独裁者都是一样，都喜欢说假话，听假话。”

母亲毕业于镇江师范学校，当过一年小学教员，知道如何送给孩子们最美妙的享受。《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讲的是做人的道理，《皇帝的新衣》讲的是为尊者的可笑，《老头子做的事总是对的》是普通人的爱情，爱情中的痴迷和美妙，《豌豆公主》是瑰丽的梦和想象力的飞翔。在那几年，母亲是最忙的人，可是她用很多时间给孩子们讲故事。

孩子们再大一点，母亲讲的故事是《水浒》和《聊斋》，武松、鲁智森、林冲、李逵就是孩子们心中的英雄，“崂山道士”也便成了孩子们的笑柄。记得“闹江州”的故事讲了好几天，讲到李逵赌钱、宋江装疯、李逵和浪里白条张顺打架，母亲一边讲一边做出表演的动作，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说到李逵吃鱼，母亲自己哈哈大笑：原来李逵把一尺多长的一条鱼在嘴里一抿，手上只剩下一条鱼刺啦！

    母亲接连写出《向新的高潮迈进》、《王进忠的故事》、《新闻与特写》等五本书，她到全国各地采访，她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和中国记者协会的领导成员，忙得很。有人是这样说的：戈扬一会儿生一个孩子，一会儿出版一本书！《王进忠的故事》是写建设鞍山钢铁公司的劳动模范王进忠，当时，鞍钢建设是媒体热点，所谓“三大工程”，那里的苏联专家有好几百人！母亲三次去鞍山，那里有热气腾腾的场面，那里的关东大汉一口气吃掉20根冰棍，真是匪夷所思！母亲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速度很快，记录别人的谈话毫不费力。她的笔记本大大小小几十个，字像小米粒大小，整整齐齐。现在想起来，当年的母亲就是一个聪明干练的职业女性。

    没有想到20年之后，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鞍钢建设公司，也就是王进忠所在的单位，见到当年的英雄。

尽管忙，母亲还是要带孩子们出去玩，中山公园、北海公园、动物园、故宫、颐和园、香山、八大处……北京玩的地方很多。有一次，孩子们要坐火车，母亲带三个孩子从前门火车站上车，坐到丰台，再从丰台回到前门。1955年的新年，母亲带我参加全国文联的新年晚会，在帅府园中央美术学院。齐白石老人92岁了，长髯垂胸，被人搀扶着，颤巍巍的，步履维艰。谁知他拿起毛笔当场挥毫，与众多画家共绘牡丹图。晚会有演出，有游艺活动，有小吃，有礼品。我得到一本印刷精美的日记本，很高兴，母亲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胡儿，用你美好的理想来丰富这个本子。妈妈”。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本子开始的。

有一年，大约是我刚上小学那一年，母亲带我和小米到北海公园看河灯。看河灯是七月十五，夏天的晚上。那天公园里人很多，挤在琼岛的北侧，看湖面上的河灯。湖面上放了各式各样的河灯，还有些大船，船上的舞女翩翩起舞，水面上飘荡着丝竹之声，多么美好的夏夜啊！这时候忽然下起雨，母亲领我和小米到一个大门洞里躲雨。这个门洞类似古城墙的门洞，有二三十米长，可以容纳很多人。可是人越挤越多，母亲怕出危险，领着我们出到门洞外面，宁可淋雨。雨越下越大，人们不断地向门洞里挤，门洞里传出女人和孩子的哭叫声。母亲急了，叫我们站在一边别动，她独自到洞门口大叫：

“不要挤！不要挤！要挤死人了！”

母亲不但叫喊，还动手把里面的人向外拽！母亲的行动带动了旁边几个人，他们一起叫喊和拽人。

这是非常危险的状况，有几个人受伤了，幸亏没有发生踩踏事故。一年后我再去北海公园，这个门洞拆除了。母亲作为一个女人，奋不顾身上前，被雨淋得湿透。这是她身上闪耀的道义和人性的光辉，这光辉影响了我的一生。

    小学四年级的暑假，母亲叫黄沙叔叔带我到北戴河玩了十天。黄沙是《新观察》杂志的记者，印尼华侨，瘦瘦的，短小精干，在海里可以游很远，我站在岸边，看他优美的泳姿，十分羡慕。我们住北戴河中国作家协会休养所，那时候北戴河人很少，安静舒适，从北戴河到秦皇岛骑毛驴，要走三个小时。黄沙叔叔领我去看望诗人萧三，他是每年夏天都在这里长住的；又去看望画家徐悲鸿的遗孀廖静文阿姨。萧三先生也住作协招待所，他的太太是苏联人，两个儿子叫阿廖沙什么的，样子也和苏联人一般无二。他两个“二毛子”是我在沙滩上嬉戏打闹的伙伴。在延安时代，父亲曾同萧三有一次历时三个月的骑马远行，他们到了王震的359旅和贺龙的120师，并在贺龙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廖静文阿姨住在一幢阔气的别墅里，她穿一袭黑衣，年少新寡，冷艳逼人，叫我倒抽一口凉气。廖阿姨给我一只大苹果。我虽是11岁的孩子，已能看出女人的美丽。

1957年，黄沙叔叔因写《北京大学是不是在闹事》一文被打成“右派分子”，《新观察》和母亲同时受到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