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故事 (十二) —— 小姨婆再嫁（上）
波澜壮阔的土地改革（简称土改）运动，随着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简称《土改法》）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土改法》明确规定：废除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先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也分给地主应得的一份，让其自食其力，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而发展农业生产，为国家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可是，农协会 (简称农会) 在执行这些规定时就大相径庭。
农会是共产党执政初期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民群众组织，在土改农民运动中，一切权力归农会，农会在农村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在金带场到处都能看到身背大马刀扬威耀武的农会成员走来走去，其中也包括周二哥，他分到了土地，成了农会的骨干。土改运动一开始，蔡家的土地就被农会全部没收，分给曾经是蔡家佃户的农民。周二哥看到蔡家的土地农田全瓜分光了，就对农会主席说：蔡家还有六七口人，得给他们留下几亩地。
可是农会主席说：“蔡家剩下的都是老少娘们，把地留给她们也没人种。”
周二哥一想也对，他心一动又说：“那蔡家的小店铺就给她们留下吧。”
农会主席一听就急了：“蔡家十颗糖卖十一颗糖的价，就是奸商、是剥削，必须没收。”
“蔡家糖果的价格是全街最便宜的，” 周二哥争辩道。
“你怎么为地主说话，你还有没有政治立场！”农会主席训斥道，周二哥不再说什么了。
小店铺关闭，里面的东西被农会的人搬得一干二净，连一颗糖都没有剩下。蔡家的生活来源全断了。
蔡家人也四分五裂。农会的人把大舅公抓走关了起来。母亲被农会分派到甘露寺小学教书，因为父亲还在铁佛中学教书，母亲曾要求去铁佛场小学教书，这样一家人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可是被农会拒绝了。由于大哥和二哥还小，外婆就随母亲去，帮她照看这哥俩。幺舅公夫妇依然在资中嶺南中学教英文，不敢回蔡宅。大舅婆孕育着小宝宝，带着两双儿女、陪着老外婆、与张爷和刘妈还住在蔡宅。
外婆没有马上随母亲去甘露寺，她对母亲说：“我记挂着你的小姨孃，我要去五堡墩寨子找她。”
母亲听她的口气很坚定，非去不可，她就对外婆说：“可惜我不能陪你去，你一定要小心，千万要躲开那些臂挎大马刀的农会的人。”
外婆明白地点点头，简单收拾了一个小包袱就出远门了。从金带场去连界场的五堡墩，一路坎坷，又是徒步又是坐牛拉车，折腾一天才到五堡墩寨子的山脚下，尽管外婆从小没有缠过脚，这一天下来，她的双脚也挪不动步了。她千辛万苦来到五堡墩寨子，这里已经改头换面。寨墙南下角的拱券寨门上方写着“农会重地”，寨门前由手拿大马刀的农会的人把持着，不准人上去，原来寨子上的人已不知去向。外婆的心砰砰直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没敢去问那些神气十足、看上去像打手的农会的人，她的脑子里急速地转动着：去哪里找小姨婆一家？她离开寨门向田梗走去，走着走着看见一家农民的茅草房，就进去打听，才知道小姨婆一家被农会的人带走了。她在农民家借宿一夜，第二天喝了一碗粥，就直接去连界场农会打听小姨婆一家的下落。
外婆找到连界场农会办事的地方，这里看起来比金带场的农会办事处还可怕，个个五大六粗，人人凶神恶煞。外婆小心谨慎地只问了小姨婆在哪里，没有说是她的姐，也没敢问小姨公的去向。
农会的人很不耐烦，只对她说：“她不在这里了”，就把外婆轰了出来。
外婆站在农会的外面，一脸茫然。过了一会儿，她回过神来，咬咬牙对自己说：“我就不信，他们还能上天入地？不管有多难，我一定要找到他们!”
功夫不负有心人，外婆最终在一个远离五堡墩寨子的偏僻山沟里找到了小姨婆。这里有一个四面通风孤伶伶的茅草房，有一扇由高梁杆做的门半掩着，推开这扇门后，是一间十米见方的黑洞洞的小房间，外婆借助从稀疏的茅草房顶射进来的光线，蹒跚学步一样摸索着走进去。仔细一看，这间房屋简陋得一无所有，就连一张桌子一张床都没有！她在一房角落发现蜷缩成一团坐在一层谷草上的小姨婆，她怀里搂着一儿一女，旁边靠着一个大男孩，他是大儿子钦及。小姨婆自从有了钦及以后，又添了一个儿子钦寺和一个女儿果清。她与两儿一女邋遢苟且地活在这里，无米无盐，无被无褥，只有四颗无助无望的心紧贴在一起。他们完全被这个世界遗忘了，没有人在乎他们的存在或消失。小姨婆认出了眼前的外婆，她的目光先是迟疑了一下，不敢相信是自己的亲姐站在眼前。外婆蹲下身去握住小姨婆那冰冷的双手，再看看衣衫破烂、满脸饥渴的孩子们，心都碎了，紧紧地把小姨婆的头搂在怀里痛哭起来，小姨婆的眼泪随即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哗啦哗啦地狂奔而出，兄妹仨也围着她俩“呜、呜、呜、… ”地哭起来。
原来在土改运动一开始，农会的人就把五堡墩寨子上的家抄了，小姨公的铁厂、瓷窑、铺面、农田土地等全部没收充公，把一家五口抓了起来，而且把小姨公与小姨婆母子分别关押，不准他们一家人相见。八姑小姐早出嫁了，躲过了这一劫。农会认定小姨公是地主、资本家、土匪，小姨公被关押后，被农会的人天天提审，逼迫他交代他家的金银财宝藏在哪里，都跟哪些土匪有联系，都干过哪些杀人放火等土匪的勾当，等等。
小姨公反复“交代”：“我家都抄了，哪来金银财宝。我不是土匪，跟土匪没联系，也没有干过任何杀人放火的事。我在资中县铁佛镇荣胜乡李家凼的家，就是被土匪烧光了，才举家来到五堡墩寨子安家落户躲避土匪，我怎么成土匪了？”
在一个下午小姨公被农会的人审问时，他又重复这些话，一个农会的人听后气急败坏，顺手抄起手边的一根锄头把，就朝小姨公的头上打去，他的嘴上还恶狠狠地骂道：“叫你嘴硬。”
小姨公被这一锄头把打倒在地，双眼紧闭晕了过去，他的头很快就浸泡在殷红的血泊中，… 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小姨婆知道小姨公已经被农会的人打死，哭得死去活来，苦苦央求要去看小姨公最后一眼。
没有人理会她的悲伤，更没有人同情她的眼泪，农会的人还对她说：“你不能去看你的男人，他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你要跟他划清界线，老实交代你的罪行！”
小姨婆感到透心的凉、全身发抖。她不明白：她丈夫犯了什么罪？她又犯了什么罪？她的孩子们又有什么罪？她找不到答案，也不知道活过今天，明天将要发生什么，没有未来，没有希望，似乎等待她的只有死亡。
农会的人反复审问小姨婆，要她老实交代她家的锦罗绸缎藏在哪里。
每次审问时，小姨婆不理睬他们的提问，她不是哭，就是喊着要见小姨公，要不就重复地问：“我有什么罪? 妻子为丈夫生儿育女有什么罪？”
农会的人看这样子什么也问不出来，还带着哭哭啼啼的三个孩子，再继续关押下去也得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在小姨公去世的第五天，小姨婆和她的孩子被放了出来，赶到这穷山僻壤、破烂不堪的茅草房里，让他们自生自灭。刚到这间茅草房时，也有一些曾经是她家佃农的好人，找到这里，看到他们母子可怜，带来一些水、青菜、玉米窝窝头给他们。后来看望他们的人越来越少，送来的食物也接不上顿，他们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已经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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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