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2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2  ZT

2. 1950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一波归国高潮

1950年代初，恰是二战后留美热潮期间出国的留学生学成之时，学成归国是那个时候留学生们的当然选择，再加上留美科协的动员工作，1950年代初有大量的留学生回到了中国。

 2.1 留美科协及其影响

科协系列是世界左翼科学家的群众组织。留美科协也是在这样一种思潮下成立的。但是留美科协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更多直接的影响和领导。在最近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一书中，专门讲述了中国留学生留美及回国事宜[彭亚新主编 2009，334-346页]。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留美高潮中，很多左翼人士甚至中共地下党员到了美国，其中有侯祥麟、顾以健、计苏华、刘静宜、罗沛霖、丁儆。这些人的赴美为留美科协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此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立的主要的学生组织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Chinese Student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CSCA），很多中国留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随着中国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的成立提到议程。1948年年底，全国科联在美国的一些会员开始酝酿在美国成立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甚至葛庭燧、侯祥麟、丁儆、顾以健、涂光炽等人聚在一起讨论过此事。但是考虑到在美国成立一个中国全国科联的分会会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就取名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留美科协以 “响应解放，准备回国” 为主要宗旨。

图2，1950年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芝加哥召开年会时集体合影。

1949年1月29日，20余人在芝加哥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美中区”；3月17日成立了留美科协耶鲁区会，有11个会员；3月19日留美科协费城区会成立；4月2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留美科协纽约区会，有35名会员；5月13日在华罗庚家中成立了留美科协伊利诺伊大学区会，会员15人。在这段时间里还有衣阿华区会、普度大学区会、俄亥俄区会、西雅图区会、印第安纳区会等多个区会。美国各地区的区会纷纷成立。到5月底，东自纽约西至西雅图已成立了13个区会和10个学术小组，会员从20多人发展到340人。

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50多位来自各地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949年8月，全美已有留美科协地区分会19个，会员410人；到1950年3月，地区分会增至32个，学术小组达20个，会员达718人。[冯季, 神州学人, 1987年第2期56-57页、1987年第3期54-55页、1988年第1期49-50页]

《留美科协通讯》是留美科协的刊物。1949年为双月刊，1950年为单月刊，发行量最多时上千份。李恒德等三人曾负责费城区会的编辑工作。李恒德说：“留美科协成立后出版了一个刊物《留美科协通讯》，我负责编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留美科协改成在芝加哥附近开会，编辑工作转交给别人。此后，这个刊物再也没有出版。我现在还保存着这个杂志。《留美科协通讯》的存在使得留美科协的整个经历更加明朗。”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对美国的舆论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非美活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将留美科协列为非法团体。经留美科协干事会表决，留美科协于1950年9月19日宣告解散。[李恒德, 纵横, 1984年第2期44-55页]

2.2 50年代初中国留学生第一波归国高潮

中国学生去欧美留学，很少有人能够留在所在国。在1950年代初的归国潮中，中国留学生都怀有学成归国的心理状态。当时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是专门乘坐APL（American President Lines）轮船公司在太平洋往返的“克里夫兰总统号”、“戈登将军号”、“威尔逊总统号”回国的。

图3，100多位中国留学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于1950年8月31日离开旧金山回国时在船尾的合影。

1949年9月的 “克里夫兰总统号” 上有梁思礼、陈利生、严仁英等20几位中国留学生。1949年11月的 “戈登将军号” 上有葛庭燧、陆星垣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1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唐敖庆、陈椿庭等18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3月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华罗庚、朱光亚、王希季等几十位中国留学生。在香港逗留期间，华罗庚在船上发表了《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信中引用的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地”，感染力很强，成为在留学生中广为传颂的佳句；朱光亚在回国之前就联合52位准备回国的留学生署名，发表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1950年春的 “威尔逊总统号” 上有严东升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6月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罗沛霖等34位中国留学生。

1950年8月31日的 “威尔逊总统号” 是1950年代初留学生回国途中发生故事比较多的一条船。这条船上，留学生人数最多，共有128位。采访余国琮时，他说：“当时乘坐我们这条船回来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是最多的，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我们预感到美国要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大家纷纷动身回国；二是，留美科协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一些人已经有了回国的打算；三是，那时候学校都放了暑假，我们回国比较方便。”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余国琮] 在美国洛杉矶发生了几乎全部扣留赵忠尧携带的书籍、笔记本事件，在日本横滨发生了拘留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3位中国留学生事件，在菲律宾发生了鲍文奎被拘留未遂事件。这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预示着中国留学生回国之路将不再平坦。乘坐这条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还有邓稼先、涂光炽、叶笃正、余国琮、傅鹰、庄逢甘等人 [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58-78页]。

1950年9月开出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冀朝铸、王曾壮、张元一、张庆年等90多位中国留学生。后来又有几条船搭载部分留学生回到了中国。比如1951年2月的威尔逊总统号上有颜鸣皋、刘恢先（洪晶）夫妇等100多位留学生；1951年4月的 “戈登将军号” 上有徐光宪、高小霞夫妇。

2.3 中国留学生尴尬的处境

1951年9月20日启程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的谢家麟、董彦曾（宋娟娟）夫妇、孙以实、方琳、张权等8位中国留学生正沉浸在回家的喜悦中，然而10月9日发布的禁令波及到了他们。当他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夏威夷时，美国移民局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登船，专门与这8个人谈话，出示了正式的司法文件，将他们押下轮船，不久送回旧金山 [谢家麟 2008，43-46页]。

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因为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美国朋友被查出是美国共产党员，美国政府就指控钱学森也是共产党员。[张纯如著 1996，253页]美国政府的指控让钱学森做出了回国的决定。1950年8月，当钱学森一家买好船票准备回国，登船前被扣留，9月7日被美国政府拘捕，并被关押在特米那岛上，15天后交保金获释。此后钱学森一直处于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FBI的监视中，直至回国。

1951年10月，当李恒德买好了船票准备回国的时候，宾夕法尼亚移民局把他找去，进行审问。移民局没有抓住把柄，后来将李恒德释放出来，并没收了他的护照，禁止他离开美国。移民局还让他每个月给移民局报到一次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

1950年10月颜鸣皋在耶鲁大学已经买好了回国的船票，开船两周前突然被捕，被关在纽约的埃利斯岛，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才被释放。之后美国将其遣送回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颜鸣皋]。

1951年5月25日，黄葆同办理回国手续时，美国当局以 “居留证过期” 为借口，将其逮捕，关押在埃利斯岛。1951年9月17日，黄葆同被关押11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获释。移民局要求他每周一到移民局报到一次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30-235页]。

1951年，毛汉礼被旧金山移民局逮捕。保释出狱后，他花了三年时间与美国联邦政府就无理阻挠其回国事宜打官司。直至1954年毛汉礼才得以回国。

1951年10月从纽约传来朱廷儒被捕的消息。1951年朱廷儒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药学院硕士学位。他申请回国时，被美国移民局和归化局审问，遭到一顿毒打，并被拘禁一个星期，交保释金后获释，1955年才得以回国。

1952年1月中旬，美国宾州传来杜连耀被逮捕的消息。杜连耀在实验室赶做博士论文时，美国移民局以 “非法留居” 为罪名将其从实验室抓走，把他关在宾州移民局所在地匹兹堡。三天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帮他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被释放出来后，杜连耀把宾州移民局上告到美国移民总局。官司打了将近半年。后来移民总局说杜连耀的情况特殊，可以回国，但必须在两个月内离开美国，否则要驱逐出境。当他去办手续时，美国政府说中美现在处于敌对状态，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允许离开美国，也不许去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如果去了或者企图去了，就会收到巨额罚款单。杜连耀1955年6月才得以回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遇到的难题较为严重的是被捕入狱。发生的这几个案例大部分都在旧金山、纽约等美国的大城市。这些人大部分在留美科协活动中都比较活跃。同时，钱学森的案子在其中较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个案子具有很大的麦卡锡时代的特点。从这些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冷战使美国整个社会充满了怀疑和不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