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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丕显:我所知道的柯庆施之死

陈丕显:我所知道的柯庆施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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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丕显:我所知道的柯庆施之死

有“上海王”之称的柯庆施,1958年在南宁会议上大出风头,又在次年的庐山会议上紧跟毛泽东向张闻天发难,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好学生”。然而柯庆施在1965年突然去世,当时被称为“政治陷害”、“谋杀”,真相并非如此。本文摘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1年5月1日,柯庆施陪同毛泽东接见上海各界代表(图源:VCG)

1961年5月1日,柯庆施陪同毛泽东接见上海各界代表(图源:VCG)

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秘密进行的,除了柯庆施、张春桥外,对上海市委其他领导严格保密。直到1965年4月,柯庆施病死成都以后,江青才不得不告诉我一些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联系的情况。

1963年前后,江青来上海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中央对接待工作有规定和标准,汪东兴等领导反复交代:不能突破、不能超过接待标准。江青在衣食宿行等生活方面是很难侍候的,汪东兴把此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有一次,毛主席很认真地对我说:“阿丕,江青是有缺点、有毛病的,如果说超过标准、超过费用,我有稿费,就算在我的账上,我来付好了。给你们上海市领导同志增加麻烦了。”我听了此话后很感动,对主席说:“我们一定做好接待工作。”

那个时候,江青确确实实越来越难伺候了,和解放初期她来无锡调查研究时完全不一样了。1950年的时候,江青情绪不好,老跟毛主席闹别扭。陈老总就跟毛主席建议:让江青到华东来,搞调查研究。毛主席非常赞成。江青问主席:华东这么大,我谁都不认识,我到哪里去啊?毛主席对江青讲:你就去找陈丕显,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当时,陪江青来的就一个随员——孙勇,后来任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当时,江青为了安全,不愿住在当地的招待所,就住在我家小楼二楼整理出来的书房里。她和我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当时还是处得很正常的。

1964年初,柯庆施即已发现患有肺癌,并在华东医院做了肺叶摘除手术。1965年初,他前往广州疗养;3月,又到成都疗养。4月5日,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同志设宴招待到成都视察的朱德、贺龙和在成都疗养的柯庆施。柯庆施这人特别爱喝酒,这顿酒席他放开肚皮从晚6点吃到9点,临睡前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结果引起急性出血性胰腺炎。中央和上海市委、四川省委对柯庆施的病情非常重视,立即从北京、上海派出两个由最有名的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赶往成都,配合已经在成都的四川医疗小组的专家进行积极抢救,但均无效果。柯庆施于4月9日下午去世。4月10日,我和魏文伯等同志赶到成都,听取了抢救小组的汇报,证明对柯的抢救是尽了最大努力的。后来有些人造谣说柯庆施是被害死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张春桥也专门派人调查柯庆施之死,妄图陷害我和贺龙、李井泉等许多同志。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三章中详细谈。

柯庆施死后,江青与上海市委的联系就断了线。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好越过我天天躲在密室里写文章,而江青又少不了张春桥、姚文元。万不得已,江青主动找我,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对我说,前几年她就向毛主席提出要批《海瑞罢官》,但主席不同意,还劝她有功夫多看几本书。她最后只好保留意见。江青还说,她一个人说不动主席,就请康生出面说。康生说,这事得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后来经过商量,康生真的向主席提出建议,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和彭德怀问题联系起来。开始,主席不同意;后来康生又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是要为彭德怀鸣不平。这引起了主席的重视,他默许了。江青还说,1964年下半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她才来到上海。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我也能支持她,并要我对任何人都保密,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的人知道。

写文章还要如此保密?我当时也觉得有点蹊跷,但也并没有把它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心想不过就是写篇批判文章嘛。你有不同意见可以讲,别人有不同意见也可以讲。我当时还想,这大概是江青想出点风头,先对外保密,待发表时再一鸣惊人,让大家佩服她。

江青布置完就走了,张、姚二人按照江青的旨意继续抓紧策划秘密文章。

1965年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大区书记都参加。华东局因柯庆施去世,尚未任命新的第一书记,因此中央通知我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参加会议。临行前,张春桥把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交我带给在北京的江青。其间,张、姚七易其稿,他们交给我的已是第八稿了。没想到这一次我竟成了他们的“信使”,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批《海瑞罢官》的稿子。

据后来张春桥自己邀功说,以前几稿,都是他把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到北京江青那里的。江青自己也自鸣得意地说,张春桥每次来,都装着为的是搞样板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

一路上,我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江青曾一再交代我批《海瑞罢官》的事要保密,特别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但我总感到这不正常。由上海方面直接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著名史学家,却不向北京市委打招呼,这不仅会影响到两市关系,也不符合组织原则。

到北京后,我把稿子转给了江青,同时也把自己的顾虑悄悄地告诉了魏文伯,他也认为此事不妥,应该向中央领导报告。我们议论了一番,觉得最好是找个机会向周总理或陈老总汇报此事。

到北京的第三天,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总理首先讲了抗美援越问题,然后各中央局书记开始汇报。当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汇报工作时,毛主席针对西北局的工作讲了一段话,突然他话锋一转,说“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说着面孔变得严肃起来,“这就是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北京的九月,原本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但听到毛主席这一句话,我不禁浑身感到一股凉意。与会者都感到惊愕,谁也没有理解这句突如其来的话的含意。接着,毛主席把头转向彭真,问道:“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

面对这问话,彭真同志愣了一下,他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参加访问朝鲜代表团在朝时的一些讲话就有错误。”显然,彭真同志对毛主席这句话的含义也并不十分清楚。

我和魏文伯对视了一下,心照不宣,知道主席肯定已经看过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了,并且是同意批《海瑞罢官》的。我想,主席问彭真同志“吴晗可不可以批判”,有两层意思,一是征求一下意见,二是打个招呼。会后,魏文伯对我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咱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我们猜测,江青事后告诉我,毛主席看过这篇文章,已经同意了。

江青后来在讲批《海瑞罢官》经过时说:“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风险啊,还搞了保密。”“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江青所说的“保密”,实际上是一种不正常的阴谋活动,她所说的“担了很大风险”,一方面是指毛主席在此之前只是勉强同意批《海瑞罢官》,是她自己把她的“保留权”提前解除;另一方面是他们做贼心虚,生怕北京市委会揭穿他们的阴谋。有些研究“文革”史的文章推断在这篇文章正式发表前毛主席没有看过,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不然,他就不会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突然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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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胥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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