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德森河边的一群中国老人
哈德森河边的一群中国老人
现在，“哈德森河畔华人生活群”有460多人，这些老人来自全国各地。还有一个“纽约武汉人”群有49人，都是从武汉三镇来的。
哈德森河畔的华人也好，纽约武汉人也好，都是来泽西市与在美国工作的儿女相聚的。
泽西市与纽约曼哈顿就隔着一条哈德森河，河面上有多条轮渡航线的快艇往返，河下面还有汽车隧道和地铁隧道。大量在纽约曼哈顿上班的年轻人，多选择住在房租相对便宜的泽西市。只要每天早上上班高峰时间，站在哈德森河边，就可以看到许多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急急忙忙跑步上渡船、进地铁站，奔向曼哈顿自由塔周边的高楼大厦，那些大楼都是世界著名金融公司的办公楼。
年轻人去对面上班之后，留在家里照看孙子孙女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就推着儿童车里的孩子，相继来到哈德森河边聚会，那里有一个被来自中国的老人称之为“水上公园”的地方。
“水上公园”即使是冬天，风和日丽时，总有游人以对面纽约的自由塔为背景，留下到泽西市一游的靓照。更不必说春秋夏三季到此一游的游人之多了。每到夏日之夜，那里真是游人如织。而那些住在附近公寓的，来美国帮儿女带孙儿孙女的中国老人，晚餐后，华灯初上时，就都到“水上公园”来了。
这个“水上公园”对中国老人来说，就像是“铁打的营盘”，不管从国内哪里来，到泽西市哈德森河边公寓安顿好了后，时差还没有倒过来，“流水”的老兵就急急忙忙来打卡了。
“水上公园”靠近PATH的Exchange pl，在它的右面河边，伸向河中约五六十米长、二三十米宽的实木栈桥，平面呈倒“L”形，河中横着的那一块长宽约二三十米的平台，游人在与栈桥衔接处进入平台，沿着像“门”字形的人行道绕着平台转一圈，游人多在河中那一边走廊，以曼哈顿自由塔为背景照相。平台与走廊平行的边上有木制两层的“看台”，舞台就建在那“门”字横着的一边，舞台上面还有“屋顶”。每当有音乐会，或文艺表演时，平台中间就摆上靠椅，供民众坐在那里欣赏音乐或艺术表演。
平台中间那一大块地方，就是我们中国大妈跳广场舞的风水宝地。疫情之前，春夏秋三季，月朗星稀之夜，华灯初上时，常有三四十位“奶奶级大妈”在音乐声中翩翩起舞。
老太婆们跳起广场舞，老头子们就在“栈桥”那边，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或坐在铁靠椅上，或站成一圈，谈天说地。这些四零、五零、六零后的老人，走到一起，还是最关心国事天下事，且可以口无遮拦自由发声，总有谈不完的话题，讲不完的故事。
谈着讲着，于是有共同语言的人就慢慢走得更近了，聊得更深入了。于是，我又结识了许多新的老朋友。
（一）武汉大学杨教授谈“亮点”
大约十年前吧，我与杨教授相识在“水上公园”。杨教授原来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教授，临到退休时，学院被旁边的武汉大学兼并了，成了武汉大学的退休教授。他笑着说，也算圆了他年轻时想读武大而不得的青春梦。
杨教授的父亲是上世纪鲁迅那个时代“创造社”的青年作家，一生从事文学事业。杨教授在家庭的熏陶、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特别爱好文学，立志考武汉大学中文系。但是，他的父亲建国后经历各种“运动”磨难的教训，坚决不让他读文科，一定要他学理科，不得已，只好违心报考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大学毕业成绩优异而留校执教，在东湖边上生活了一辈子。不是儿子留学美国而留在美国工作、成家，他和老伴也许就终老在珞珈山下的的教授公寓了。
杨教授知道我当了一辈子中学语文老师，特别喜欢与我在一起聊天。有一次，谈到时下一些领导脱稿就不会说话了，进而联系老师怎么才能上好一堂课，杨教授微笑着说：“你先说说看！”
我从年轻时起，就坚信“弄斧必须到班门”，才能得到高人指点，学到真本领。抱着活到老学到老，虚心向长者求教的态度，对杨教授说，我认为一位老师的那一节课上得好不好，关键在于那一节课的教学要点是否明确，重点是否突出，难点是否突破。如果一节课的教学要点明确了、重点突出了、难点突破了就可以说是一节好课。
杨教授说，评价一节课好不好，还要看那节课是否有亮点。他强调，所谓亮点就是那一节课，不论是授课内容还是教学方式都深受学生欢迎，而且其中某一细节让学生兴奋异常，乃至终生难忘。
客观地说，杨教授说的教学亮点，已经有许多优秀教师上的课，让学生终生难忘。而我们一般学校的老师，在课堂教学时，如果能基本做到教学要点明确、重点突出、难点突破就值得大书特书了，尤其是在边远地区的农村中小学。
杨教授说，凡课堂教学，不论什么学段，也不论什么学科，只要教师走进教室，面对学生，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讲授教材的相关内容，就必须讲清要点、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当然，如果那一节课能点燃亮点，让学生有铭记终生的亮点，那不仅是教师的骄傲，更是学生的幸运！
诚然，课堂教学讲清要点，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是一个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功，而课堂教学的亮点是可遇不可求的，一闪而现，稍纵即逝的，当它突然闪现时，教师不仅要敏锐发现，而且要千方百计点燃，让它发光闪亮。
杨教授一番话，激起我回忆当年参加语文教改的许多难忘的细节，特别是那些如杨教授所说的“亮点”。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有许多这样的“亮点”，最难忘的一个亮点，就是1984年12月17日下午那两节课。那是应华中师大中文系见习生指导老师的要求，讲读鲁迅的小说《孔乙己》。当时听课的有二百多见习生，还有来自武昌区及武汉市附近县市的语文老师近百人。因听课人数太多，只好在学校大礼堂上课。
当教学计划基本完成，准备总结之时，有学生即席举手提问：
文章最后一句“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句话中的“大约”和“的确”是矛盾的，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学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正是教学《孔乙己》的难点，于是，我立即抓住这个问题，反弹给学生：“我相信我们班有同学能解答这个难题！”激励学生展开讨论。经过讨论，最后一个学生的发言说：
我觉得这一句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大约”，是因为孔乙己死了那么多年，没有人知道他死的消息，大家只能根据推测来判断。推测的根据是孔乙己一生的遭遇，说明他的死是带有必然性的，所以，要在后面用“的确”这个词。孔乙己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也很穷，所以他死了就没有人知道得那么确切了，只能用“大约”这个词来说明。
这个学生刚说完，下课铃声响了。三百多听课的见习生和老师们站起来长时间热烈鼓掌。他们用掌声赞扬那个学生最后的发言，解决了这篇课文的教学难点，总结了《孔乙己》这篇小说的主旨。
后来，我应邀赴京参加人民教育出版社修订实验教材时，在该社大食堂遇到中学语文编辑室的一位年轻编辑走过来，亲切地喊我并自我介绍说：“李老师，您好！我是华中师大毕业的张德平，84年听了您讲的公开课《孔已己》。您那节课让我们久久难忘啊！”
谢谢你们还记得那节课！不仅因为那最后几分钟讨论点燃了课堂教学的亮点，更因为那也是我一生从事语文教学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