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独上西楼（一百五十四）邬玉
无言独上西楼（一百五十四）邬玉
其实那个夜晚邬玉并没有睡着。虽然母亲教她学了不少英语，但是父母的语速和大量的生词让她完全听不懂他们的交谈。母亲的哭泣让她感觉到祸事即将临头，她猜测二人大概在商量离婚，因为近来周围离婚的人太多了。直到有一天，父母出门几天后，母亲没回来，她才知道是母亲走了。
从小邬玉就知道母亲与众不同。但是她不知道母亲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父亲告诉她，妈妈出远门了，要去一阵子才能回来。但是母亲去了哪里？一阵子到底是多长？父亲都没说。
母亲走后，邬玉代替她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操持家务。父亲被隔离审查的时候，她带着八岁的妹妹相依为命。
邬春疑回了北京后马上就被隔离审查。报社领导已经被打倒，造反派接管了一切。他被要求交出美国籍的老婆谭美琳。邬春疑拿出对外友协的信，表示他送妻子去香港办理护照的手续是正当的。但是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事是正当的。他的家被抄了好几次，除了一些衣物首饰之外，没有什么可以证明邬春疑里通外国的证据。他那个家居然连金条，美元现钞都没有，前去抄家的人很失望。
按照邬春疑事先安排好的，没多久谭美琳写给领导的信从香港寄到了报社。在信里，谭美琳向领导汇报，她在香港等待新护照期间接到了家里的消息。她的父亲生了重病，请求女儿回去见一面。美琳就此回美国去了。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要看父亲的身体情况和中国是否再次允许她入关。
造反派要求邬春疑跟美帝国主义分子谭美琳离婚。邬春疑说现在谭美琳已经回了美国，二人断了联系，没办法联系也就没办法提出离婚。
1968年，16岁的邬玉初中毕业了。因为学校已经停学，没有高中可读，她和她的同学们都走上了社会。邬玉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家毛纺织厂工作。别人都说她幸运，因为绝大多数同学不是去农村插队落户就是去了内蒙，黑龙江或者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不久，父亲接到去湖北五七干校的通知，他决定带着小女儿邬燕一起去。这样，家里就只剩下邬玉一个人了。
毛纺厂的机器是24小时不停歇的，工人们被分成四个班，轮流倒替工作。下了班的邬玉每次回到家里都感觉到冷冷清清的。过去一家四口，如今只有她一个人守着一个两室一厅的单元。看看整栋楼，几乎没有一个单元是没有受到影响的，如此，她也就心安了不少。
与妹妹邬燕不同，邬玉吸取了父母生理上的优点。她美丽，修长，洁白，那两条乌溜溜的大辫子又粗又长。走在街上，常常有人向她行注目礼。一些大妈大婶看的两眼发直：“看看人家这姑娘长的，多漂亮！”
美丽给邬玉带来的是灾难。十八岁那年，一个上夜班的晚上，她被车间党支部书记叫去谈话。书记把她带到库房，黑暗里，将她奸污了。
第一个发现邬玉不对劲的是她的师傅。高师傅看见邬玉两眼发直，头发蓬乱就猜出了其中的原委。她将邬玉带到一个无人之处：“小邬，你怎么了？”
不问还好，这一问使邬玉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高师傅，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傻孩子，千万不能这么想。在这个车间里，你不是第一个。你最好把证据存好，也就是你现在穿的内裤。我不是鼓励你去告状。书记是转业军人，过去是车间的机修工。前两年靠造反提上来的，如今是厂革委会的大红人，这种事情你告也是告不赢的。就算有证据，他也可以说是你勾引了他。这样达不到目的不说，还要影响你的名誉，你的一生。今后你还要嫁人啊。留下证据，说不定有一天你会有报仇的日子。”
高师傅搀扶着邬玉，让她在休息室休息。天亮之后，她将邬玉送上了回家的头班车。高师傅一再嘱咐邬玉，要好好休息几天，她会替邬玉请假的。
回到家的邬玉将那个沾满血迹和污秽的内裤收了起来。她将自己洗了又洗，总觉得自己身上脏的怎么都洗不干净。躺在床上，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天花板，她在想，这是她的命。父亲给她取名邬玉就注定了她是一块被玷污的玉。看来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错误。她想到了死。但是高师傅的话又让她犹豫，难道坏人就应该永远逍遥法外吗？
三天后她去上班。厂领导将她请进了办公室，通知她今后在厂部做统计工作，上正常班。原来，高师傅那天下了班没回家。她跟车间书记进行了一番交涉。因为她知道，书记是不会就此罢手的。只要邬玉上夜班，她就不会安全。高师傅告诉书记，如果不把邬玉调走，她就去找书记的老婆，把他做的“好事”告诉她。书记的老婆是高师傅以前的同事，小姐妹，如今在厂办公室做事。无奈，书记只好对厂长说邬玉身体不好，不能上轮班。
之后的几个星期，高师傅和邬玉都紧张的要死。直到邬玉来了月经，二人才松了一口气。邬玉将两条辫子剪成齐耳短发，而且总是穿着厂里发的工作服，从来不打扮自己。而且，她开始对男性产生了深深的芥蒂。
1972年，邬春疑带着小女儿回到了北京。他发现大女儿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又说不清变在哪里。女儿对他非常冷淡，但是邬春疑想不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1973年，中美关系破冰之后，谭美琳急不可待地赶回北京探亲。这个时候邬玉和邬燕才知道她们的母亲是美籍华人，这些年一直住在美国。
美琳紧紧地拥抱着自己的女儿们。她涕泪交流，泣不成声。但是女儿邬玉浑身僵硬，没有任何反应。邬玉觉得母亲在关键时刻抛弃了自己，让她孤苦无依地面对人生最残忍的时刻。她此生都不能原谅母亲的不负责任。
文革结束之后，那位车间党支部书记被隔离审查。好几位女工控诉他的强奸行为。为此，他被判处徒刑进了监狱。邬玉没有拿出自己的证据。她没有勇气在大庭广众这下揭开自己的伤疤。书记被判刑后，她把那条内裤偷偷地焚烧了。证据是被销毁了，但是她心中的伤痛是怎么也抹不掉的。
那是处女情结非常严重的年代，本来对男性就心存偏见，失去了初夜的邬玉没有勇气开始任何一段感情。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洁之人。
1986年，高师傅退休了。离开之前，她找到邬玉：“小邬，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王八蛋，只有你我知道真相。你放心，我会把这些秘密带到棺材里去。这世界上的男人并不都是坏人。如果遇到合适的，还是嫁人吧。”
邬玉抱着高师傅默默地流泪。这个视她为女儿的师傅就要走出她的生活了，她失去了唯一一个可以毫无保留的倾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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