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在一个没有月亮也没有白莲花云朵的普普通通的晚上，前来加拿大看望我们的岳母讲起了她老家的故事。
1. 勤俭的老姥姥
岳母的老姥爷家是潍县东乡的王家庄，距潍县城六十里路左右。这个庄的多数人姓“王”，她们家在庄里比较富有的大户。其实，成为富户的过程也是异常艰苦的；她的老姥爷（姥姥的爷爷）是家里的老大，还有一个弟弟，他们兄弟二人大约在清朝末年（1890年前后）跟着他的父亲开了一个“赁铺”。那时候的日子很清贫，老姥姥非常节俭，唯恐日子过不好。岳母记得她小时候住在老姥姥家，在中伏最热的天的中午，老姥姥连生火馏干粮也不舍得，也不烧水，而是把干粮和水放在太阳下暴晒，待晒热了就吃中午饭，更不舍得做菜。
做饭烧剩的豆秸灰，老姥姥也舍不得沤肥下地，而是用它来泡水，等灰沉淀下来，清水漂在上面，她就把清水慢慢地倒出来，收集在盆里洗衣服用（所泡之水显弱碱性）。就这样，经过多年的奋斗和勤俭持家，到解放前家里拥有十几大亩土地，土改时划为中农。
2. 老姥姥家的赁铺
上面说了，老姥爷同二弟合伙建了一个赁铺，“赁”就是“租赁”的意思，主要业务是出租殡丧嫁娶的物品器具。那时候中国社会讲究排场，尤其是殡丧嫁娶，无论家景的贫穷富贵，有关家族面子的事情上是毫不含糊的，可谁家平时也不会备下此类器具，因此，专门经营殡丧嫁娶器具的“赁铺”就应运而生了。
先说婚礼所用的器具吧；我们知道，结婚无论在哪朝哪代都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婚礼仪式绝对马虎不得的。那时候赁铺对外出租的婚礼器具有花轿、乐队、仪仗用具，新郎礼服、新娘礼服、新郎帽子，新娘头花、耳环、项链、腰带、手花等行头，与此同时，就连婚礼当天所用的红布、门彩等典礼用品等也有出租。
花轿和所有婚礼用的物品都得在娶亲的两三个月前到赁铺订妥。岳母的姥爷往往在当地的集市上支一张桌子，备好笔墨帐本，筹备婚礼的客户就到那里找他预订。双方讲好价钱，支付一定的订金，签立文书，赁铺就开始根据客户的要求开始准备了。比较讲究的人家往往还要求有串灯、开道锣、清道旗、肃静牌、回避牌、红绿伞等。这些物品多依帝王官吏出巡所用各种仪仗为参照物，享用半副銮驾之礼。
别以为钱就那么好挣，举办婚礼后的收款就是件头痛的事，此事由岳母的老姥爷负责。按照双方的约定，一般公事后一两个月才去收款，于是他就背着个“钱搭子”（注1），走乡串户去收款。有时三番五次找不到人，有时找到了，客户家钱一时不凑手，还得再去。那时候的乡下交通极为不便，无论去哪儿全凭两条腿。遇到刮风下雨，到处是泥泞，一步一滑，很盛被雨水湿透。有一次外出收款，返回时天色已晚，到处漆黑一团，老人家米勒路（ 当地迷信的说法是遇到了“鬼打墙”），晾凉跄跄地在野地里折腾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发现，原来那里是一个坟地。
岳母说，鉴于准备举行婚礼客户的家庭和经济状况的不同，他们所租赁的器具也是分档次的。比如花轿就分“抬数”，富裕人家有“二十四抬”甚至更多的人抬，而一般的人家只有“八抬”或者“十二抬”等。不仅如此，花轿还需要“轿衣”，也就是装潢轿子外表面的罩子。富裕人家的轿衣往往比较新，档次也豪华，上面绣满了龙凤富贵花卉等漂亮花纹，这些绣品一律都是从南方买来的，因为北方的绣工技术往往比不上南方。一般人家轿衣上的绣花纹比较少了，简单地绣上龙凤就算不错了，而且成色也旧。
除此之外还需要抬轿子的轿夫和吹鼓手。这些人都是本村附近村子里的农民，平时务农，需要的时候就召集起来，穿上统一的衣服，戴着清廷时代的帽子，吹吹打打，浩浩荡荡，组成一个迎亲的仪仗队伍。过去农村结婚往往是在秋收后的农闲时或者春耕前。为了保住这样一群近乎专业的队伍，岳母的老姥爷家每年的中秋和春节都要特别款待这些轿夫和吹鼓手们。我岳母记得，每逢这两个节日，家里的闲屋和院子里就摆开好几张八仙桌，大瓷盘里盛满了鸡鸭鱼肉，轿夫和吹鼓手们吃呀喝呀，猜拳行令，吆三喝四，好不痛快。在旧社会，轿夫和吹鼓手都被看做是“下人”， 而东家却这样对待他们这些“下人”，他们岂有不卖力之理?
（ 解放前结婚用的花轿）
前面说了，除了婚嫁业务，岳母老姥爷家的“赁铺”还出租殡丧用的器具，办理殡丧业务。
清朝末期到民国初年，民间依然承袭晚清惯例，葬礼围绕土葬进行，丧事上取儒佛道相混杂之礼仪。因此，赁铺除了不提供棺材和寿衣、冥器、纸钱及香烛外，出租殡丧过程中所需要的棺架、棺罩、殡仪服饰等物品。同时，根据丧主要求，还会提供吹鼓手及抬棺人并收取相关费用。
棺罩的制作相当讲究，一般来讲如果过世的是男性，棺罩采用深蓝色，上面绣着龙的图案，而如果逝去的是女性则采用绣凤的花饰，这些绣品无一例外都是采购自中国南方。
当时大户人家出殡的场面很大，棺木本身就很厚重，再加上专用的棺架和棺罩及装饰物，整个棺椁需要三十二个壮年人才能抬得起来。即使如此，每个抬棺人手里还要柱一根结实的木棍，才能支撑住身上的重量，大家喊着号子，一步一挪地缓缓前行。丧家的男性（孝子贤孙们）走在棺椁的前面，长子走在最前面，妇女们都坐在棺后的马车上。殡丧队伍旗幡飘飘，鼓乐声声，纸钱飞舞，悲声震天，有时绵延一两里路，蔚为大观。
（解放前民间办丧事的场面）
尽管岳母老姥爷家的赁铺在当地不是独一份，但由于她的老姥爷为人憨厚，价格公道，因此生意红火，财源滚滚，成为潍县东乡一带最有名的一家“老赁铺”。
3. 前面讲了岳母老姥姥家的事，下面再讲一下她奶奶家的事;
岳母的奶奶家也是潍县东乡的一个大户，不过不是在“王家庄”，而是在它附近的“望庄”，两个村庄相隔八里路，这个庄的人多数都姓“董”。据说岳母的爷爷有兄弟二人，他的父亲（岳母的老爷爷）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两个儿子，他的大爷（岳母老爷爷的哥哥）还有三个儿子。那是清朝末年，家里很穷，老大曾将闯关东多年，还家时仅有一床被褥和一双乌拉草鞋。
董家的五个兄弟都长大了，特别是老三最有出息，挣了钱盖了家里的四所宅子，再加上一所老宅，一共是五所房子，在当地的确令人刮目相看。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社会动乱，老家那地方土匪四起，帮票横行(土匪抓人要钱，不给钱就把人弄死），为了避免树大招风，岳母的爷爷就与兄弟们商量，把大家分成了小家，刚好每户一座宅院， 把最差的一座留给了自己。
民国初年，山东印染业开始兴起，1932年，岳母的爷爷及本家的几位兄弟在原有的家庭染房和在老潍县城东关开布庄的基础上，又联合了外村的几家财东，其中包括岳父爷爷家的兄弟几人，合股在老潍县大马路(即今潍城区和平路的火车站到胜利西街段)购得60亩土地，开始筹建老潍县最早的染织厂之一的“信丰染印公司”。其中岳母的爷爷是大股东，担任公司的董事,岳父爷爷的五弟王绍禹任副经理兼营业主任,邓村的王芾村任协理,厂长由郭履平担任。“信丰染印公司”在1934年7月投产，是老潍县乃至华东地区最早生产阴丹士林布及各种杂色细布的中国民营企业之一，其色布产量占本县同业总产量的七成左右，号称潍县印染业的“龙头老大”，产品行销全国70多个大中城市，誉满大江南北。从此，中国近代纺织业翻开了新的一页。
（资料图片：老潍县信丰染印公司大门）
阴丹士林布有多种颜色，其中最流行的是阴丹士林蓝布。据史料记载, 老潍县几家印染厂所生产的阴丹士林布颜色之美，质地之精，在当时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使社会上兴起了风靡一时的阴丹士林热。用这种布料制衣,男女老少皆可,雅俗咸宜。青年男子着阴丹士林长衫，潇洒庄重；小姐少妇穿上阴丹士林旗袍,秀丽妩媚；女学生月白色短衫配阴丹士林长裙，既文雅又活泼，成为民国题材影视剧中国女性的一种典型形象。
几乎在相同时期，姥姥、姥爷已经成婚，老姥爷当时主要经营“信记号”，主要业务是纱布和颜料等，之后又投资在潍县东关的游麟街东头建立了另一家织布厂-“德信亨”，也就是后来“潍坊织布三厂”的前身，姥爷在公司里担任会计。该厂当时的主要业务是浆洗和整理已经织成的白布料，为下一步印染做准备。
经营染印业获得了丰厚的收入，岳母的奶奶把公司分红所得带回到老家，在传统观念的作用下，在潍县东乡合伙购买了250大亩（相当于750市亩）土地，委托另一个人（俗称“二地主”）出租给当地农户耕种。此时日寇已经开始入侵华北，山东各地也烽烟四起，民不聊生。当时的一亩地在好的年景也不过收百来斤麦子，如果遇到荒年农户连种子都收不回来，怎么交得上地租？再加上地方上的各种苛捐杂税，土地出租并没有给家里带来多少受益。
1938年1月8日, 日寇侵占了潍县城，日本人的魔手伸向了潍县工商界，先拿有名的工厂开刀，以所谓“日华合办”的名义，百般威逼利诱，把当时潍县的华丰机器厂、信丰染印公司、德聚染厂、民丰电气公司等企业悉数吞并。信丰染印公司在日寇的淫威下苟延残喘，八年期间惨淡经营，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共内战时期，“信丰染印公司”依然处在风雨飘摇当中。岳母的爷爷过世后，他参股的“信丰染印公司”因为曾经有日本人参股，几乎被打成“敌伪财产”而被国民政府“接收”，后来花费了巨资把原来的日资股份买下才算了结。
4.姥姥藏宝的经过
需要讲一件发生在岳母老姥姥家的事，从1938年到1942年，岳母的老姥爷，姥爷和姥姥先后过世。老姥姥家几代单传，传到姥姥（即岳母的妈妈）这一代又是家里唯一的亲生女儿。旧社会“无孝有三，无后为大”，于是岳母的老姥姥过继了老二家（也就是老姥姥的叔叔）的一个男孩当作自己的孙子。那时山东烽火遍地，人心惶惶，岳母的姥老姥怀着复杂的心情，把赁铺的部分收入和多年的积蓄，其中有前清的铜钱，民国时的铜元（注2），及纸币和债券（那时称“长贴”）等，找家里的老长工送到了当时老姥姥在婆家住的地方（岳母奶奶家的房子），希望给自己的孙女多留点财富。
岳母说她至今还清楚记得当时埋藏钱物的情景；老长工在老姥姥住的四合院里平时用作储藏间的东厢房的地下刨了一个大坑，埋下了一口瓷缸，把那些铜币通通倒了进去。究竟有多少，也没人计算过，看起来装了满满的一缸。然后上面用木板封口，盖土，夯实，屋里依旧堆满了柴草和杂物。
潍县解放后,周围的农村开始搞土改，岳母的奶奶家因为那几百多亩地被划为地主成分，其土地全部分给了农户。家里的房产除里自己居住的几件草屋外，包括那件埋藏了财物的房子也分给了村里的农户。但是，由于那间东厢房一直被分得该房子的农户存放杂物，因此那一缸铜币等财物也没被人发现，直到许多年后。。。。，此话按下暂且不提。
5.爷爷家工厂的结局
1954年，根据国家“续买政策”，全国开始了“公私合营”的运动，岳母爷爷家参股的“信丰印染公司，与潍县的另一个印染厂-“新生染厂”（其前身为“大华染厂”）合并成为公私合营的“潍坊信丰染厂”。此后又经过几次分分合合，1977年更名为“潍坊印染厂”，成为山东省染织业内举足轻重的国营大厂，岳母爷爷家的股份后来则演变成了“债券”，分年度兑现。
潍县解放后姥爷合伙创立“德信亨织布厂”也没有摆脱“公私合营”的命运，变成了“潍坊织布三厂”。解放前姥爷曾在厂里担任会计，不过合营后企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姥爷的股份同样也变成了债券。他谢绝了工厂请他回厂再次担任会计的邀请，而是回乡务农。一段时间后又返回到潍坊，打算自己安装织布机重新创业。可由于国家施行“统购统销”政策，个体作坊根本干不下去，于是在农业合作化之后，他干脆卖掉了机器，去了另一家织布厂当一名普通工人。60年代初，由于过劳累和心情的忧郁而得病早早就去世了，时年四十三岁。
实际上，姥姥健在时讲过，那些债券根本没有兑现过几次，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公商界刮起了“要公不要私”的风潮，债券的兑现几乎都停止了。不几年后文革又开始了，社会上开始“破四旧”、“立四新”，红卫兵到处抄家，翻箱倒柜，搞的乌烟瘴气。凡是旧的物品，旧钱币，旧债券通通都在查抄和扫荡之列。同一条街上有一位老太太，由于家中翻出了一些旧社会留下来的物品而被红卫兵拉到了街上游斗示众，于是，胆小怕事的姥姥悄悄回家把那些债券，兑现账本，甚至当时的一些个人照片都烧掉了。就这样，我姥姥和奶奶两家几代人所积累的财富所投资的印染企业股份就通通化作了一缕青烟。
6.姥姥家财宝的归宿
光阴茬然，日历翻到了1990年，中国大地到处开始拆迁改造，盖大楼，建新城，姥姥的农村老家也不例外，当年埋藏财物的那间房子也终于到了要拆除的一天。在拆老房挖地基的时候，村里的人们发现了那口大缸和缸里的铜币。憨厚的老住户还记得当年土改时那所房子是属于我老姥姥家的，于是派人到早已搬迁到城市里的姥姥的亲戚家询问，由于他们当年对埋藏财宝的事根本不知情，此事成了无头公案，没有得到任何确认。于是，那一大缸铜币就被当作无主物品被充了公，由当地乡政府当废铜烂铁卖给了废品收购站。（真是一帮败家仔啊！实际上，那一缸前清的铜钱和民国的铜元若以收藏品论都是无价之宝！）就这样，我老姥姥家祖上开赁铺所剩下的那点财富也化作了无有。
往事如烟，如今我岳母谈到这些往事的时候已经相当平静，好像是谈论了别人家的故事。经过了中国近百年的混乱和荒唐的岁月，我岳母老姥姥和老奶奶两家几代人辛勤所积累的财富，一部分买了地，换回了一个地主成分，几代人还因此受到无端的牵连；另一部分投资建了工厂，转换成“债券”的股份变成了一堆纸灰；解放初期冒险偷埋在地下的那些铜币呢，最终也被他人当破铜烂铁卖了。
7.写在最后的话
我岳母说：我如今所有的财富，就是你们兄弟姐妹几家人，一大家人都健康幸福地工作和生活着。为此，我已经十分满足。
这正是：家族百年创业，三代坎坷人生，竹篮淘水成空，恰如南柯一梦；
注1：“钱搭子”是一种用帆布做成的两端可装物品的袋子，中间部分可搭放在人的肩上，过去赶集的人往往都有这样的装束。
注2：民国时期社会上流行的货币很杂，有银元，铜币，法币，金元券及各地军阀发行的纸币等。由于清朝末年的各类铜元与民国的铜元非常相似，也在市场上流通。有的地区，日伪政权也发行铜币，因此，就铜元而言达上千种，在市场上常常鱼龙混杂，极为混乱。
31/12/2015第一稿，10/03/2016 修改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