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爷--一位把毕生都奉献给北京玻璃制造行业的手艺人
我的姥爷，一个于我即熟悉又陌生的人。他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去世，我对他的所有印象，就是每年暑假随妈妈回北京探亲短暂的接触。他那时退而不休，在北京郊区平谷帮助建玻璃厂，吃住在厂里，隔三岔五司机开车送他回城休息二、三天，每次回来，都会带回来一车平谷当地的土特产，当季的栗子，柿子，一筐一筐的水果。他的话不多，在家的时候多半是坐在八仙桌旁一口接一口的抽烟。他吸烟，一天只需要一根火柴，烟是一根接一根的续下去，他吸烟的方式也和别人不同，嘬一口就吐出去，从来不经过肺或鼻腔，更多的时候，他是借吸烟这个动作静静的思考工作上的事。他的脸上总是挂着没有表情的严肃。对我姥爷更多的认识，是从小到大从我妈和我姨的嘴里不断听到关于他的故事，亦或是传说，在我心里，他就是大神一样的存在！
我姥爷的大号叫董立山，当年北京乃至全国玻璃行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北京玻璃集团发展史”，“天津玻璃誌”等书中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我姥爷。
我姥爷1907年出生在河北省故城县烧盆村乡下，家里生了兄弟姐妹13个，后来条件艰苦加上贫穷活了7人，其中6个男孩，他排行老3。家里生活很苦，靠给人当雇工，扛长活，做豆腐为生，小时候还讨过饭。在姥爷13岁那一年，他告别了家乡，带着一个小包袱独自一人来到举目无亲的北京城。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自己及家族的命运，就连故城县方圆几公里很多人的命运，也就此重新书写，这里面的很多人后来和北京的玻璃行业结下不解之源，他们中的很多人日后还成为玻璃行业响当当的人物。个中详情，您读完后面的介绍自然就会明白一二。
姥爷为什么决定去北京，一路上经历怎样的艰难，又如何在北京找到制玻璃的师傅开始的学徒生涯，这些细节我还在慢慢的挖掘，家里的亲戚都说不出来。我们知道的是，姥爷到了北京以后，跟一个叫赵连祥的玻璃师傅学徒。给师傅端尿盆，倒洗脸洗脚水，帮师傅家里干杂活，起早贪黑，烧制玻璃的活，又苦又累，窑炉温度高达上千度，粉尘大，噪音高，姥爷靠着自己的勤奋和聪明，吃苦耐劳的品行，受到师傅的喜爱。玻璃行业学徒期限是7年零一节，为什么有"一节"呢，这要从当时的学徒规矩说起。
学徒期间，徒弟给雇主干活，挣的工钱都归师傅所有，干满7年后，手艺学成，可以出师独立了，为了感谢师傅的教诲和恩情，徒弟自愿将来年端午节以前的工钱收入孝敬师傅，以报师恩。此为一节。自此，徒弟才是完完全全的自由人。
姥爷学徒的地方，在宣武门外龙泉寺的“光明玻璃厂”。这个厂是清末供职于“步军统领衙门”，俗称九门提督的江朝宗，于1913年选址建成。当时，美国的“美孚”，“德士古”煤油大量涌入中国，于是煤油灯风靡了中国大地，煤油灯的灯体和灯罩都是玻璃的，北京城百姓们对煤油灯的需求推动了早年玻璃行业的需求和发展。江姓提督有眼力，有财力，有势力，看到商机。工厂投产后取名“光明”，从字面就可看出主要产品是什么了，玻璃灯具不就是给民众提供光明吗？
姥爷学徒出师以后，工作中靠着自己的悟性和勤奋，掌握了一身玻璃行业的过硬技术，可以说人人佩服，吹活，拉管，翻边，齐口，样样精通。他最叹为观止的绝技是筑炉。玻璃烧制，必不可少的就是窑炉，窑炉一般用石头或砖砌成。我姥爷只要在炉里来回走几趟，用脚步量量，算出来筑炉所需要的砖数误差为零，也就是说，根据姥爷算出来的砖，筑好的窑炉，最后不多不少，刚刚好。这项绝技，对于没有文化的姥爷，完全是靠经验和自己的琢磨修炼成的。
手艺日渐成熟的姥爷，在北京城也慢慢的站稳了脚跟。回乡下，陆陆续续的将自己的几个亲弟弟，以及后来在乡下娶亲，我姥姥及姥姥的弟弟，都带到北京，在自己手下学手艺。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我姥爷的关系，从老家出来到北京，直接或间接和我姥爷学徒的人，前前后后有200多人。我妈曾经跟我说过，北京城里玻璃行业里的老人，很多都是我姥爷的徒弟。这就是我开头说的，老家很多的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当年村里一个年轻后生某天的一个决定，影响了这么多人的人生轨迹。后来60-70年代，我姥爷还回乡帮助他们建玻璃厂，对于当地玻璃行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
姥爷在老家成了远近闻名的人，媒人接踵而来。我姥姥也是贫苦家庭出身，我姥姥的父亲在她4-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她的母亲一个人拉扯我姥姥和一个小她2岁的弟弟，家里失去了劳动力，姥姥的娘只好带着2个孩子回娘家生活，处处遭白眼。在媒人的撮合下，我姥姥及她娘相中了北京城里耍手艺的我姥爷，我姥爷也喜欢这个小8岁，有着一双三寸金莲，端庄美丽的我姥姥。成亲的日子，我姥爷没能回老家，13岁的我姥姥是抱着一只公鸡结的婚。我咋一听老姨给我讲的这一段，感到不可思议，专门上网查了一下，好像是有这个习俗。新郎不在家，新娘抱着公鸡结婚，“鸡”与“吉”谐音，有大吉大利的意思。
成亲后又过了几年，我姥姥17岁进的北京城，我姥爷整天忙厂里的事，不是在厂里，就是在去厂里的路上。家里的大小事务从不插手，我姥姥一个人打理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亲手带大了7个子女和几个孙子孙女，还要接长不短接待老家来的亲戚。印象中，姥姥家的院子里总是有很多人，非常热闹。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为供应日军驻天坛的1855部队用玻璃仪器及各种煤油灯具，日本商人高田又四郎在崇文门外教养院1号建立“北支硝子株式会社”，“硝子”在日语中就是“玻璃”的意思。开工前，从日本调来部分技工，其余的工人从京津等地招来，共300多人，所有的机械设备多从日本运来，极为精良。我姥爷也被“北支硝子”招为工人，在日本人的玻璃厂做工的几年，姥爷偷学到很多日本玻璃制造工艺的精髓，我姥爷为了“偷”日本人玻璃配料的配方，他称量各种原料配料前后的重量，算出其差额，硬是弄清了每种原料的配比值。这对于没有上过一天学，没有数学基础的人，是何等的不易！
话说我姥爷，手艺越来越精湛，慕名来拜师学艺的徒弟也越来越多，在北京玻璃行业摸爬滚打多年也积累了一定的人脉，1947年，姥爷带着十几个徒弟在京城开了自己的玻璃厂--“三明祥记料器厂”，主要设备有坩埚炉一座，生产煤油灯罩，每天的产量300打。同时生产医用的药瓶，供给国民党时期的中央防疫处。
自己有一片厂，那时就叫掌柜的。我大姨和我4姥爷（我姥爷的4弟，也是我姥爷带出来的）的大姑娘那时候经常去柜上找姥爷拿钱去天桥剧场听戏。我的母亲排行老二，和我大姨相差8岁，哭着闹着要跟去，大小姐可不愿意拖着一个小的，我母亲只好自己玩。
到了1948年，解放战争打得热火朝天，平津战役打响后，北京局面日渐紧张，随后北京被围，内外交通阻隔。国民党决定南撤，我姥爷的厂子供应国军一些医用瓶子，玻璃制品易碎，不易运输，他们决定和国军一起向南撤。我姥爷带着我四姥爷，六姥爷还有几个徒弟，没有带家眷，朝南一路来到云南，取道越南，最后去了香港，在香港的时候，继续生产玻璃制品。几年后跟着国民党防疫处又回到北京。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北平正式宣告解放。1951年，姥爷的三民料器厂卖给中央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收归国有，姥爷担任技师，继续发挥他的聪明才智，生产生物制品所需的玻璃制品。1952年，由生物制品所移交卫生部，改为卫生部玻璃厂。
解放军进入北平后，北平的有关机构接收了北京的一些玻璃制品厂。接收的人员中，有一个20岁的年轻人，名叫肖秧，他被指派为军代表留下来。解放初期，北京市处于军事管制状态，军代表代表国家的权力，他要全面负责工厂的恢复和发展。从此，肖秧与玻璃厂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在玻璃厂工作了32年，期间和我姥爷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肖秧后来历任北京玻璃总厂厂长，党委书记，国务院第九办公室领导成员，重庆市委副书记，四川省副省长，省长，中央候补委员等职。
1957年，中国轻工业部考察组与蒙古工业部达成援蒙的意向，其中包括帮助蒙古建玻璃厂的计划。1957年11月赴蒙选址，1958年1月开始筹建，当年6月土建竣工，12月28日顺利投产。我姥爷就是援蒙的工程师之一。北京玻璃厂负责工艺设备的安装，窑炉的砌筑 。我姥爷参与援建的蒙古玻璃厂在乌兰巴托东南部纳来哈，总投资为1千多万蒙币，约合140万人民币，年产各种玻璃瓶罐，器皿110万件。我姥爷前后去过蒙古2次，一次呆了1年多，一次是半年，培养了很多蒙古籍徒弟。
老姨在和我聊这段历史的时候，讲了蒙古玻璃厂的一件趣事。新建厂之初，招了第一批工人，中方专家准备开始培训，发现工人们都跑光了。原来，蒙古人自古以来都是游牧为主，他们不习惯按部就班的约束生活，又回到草原过“风吹草低现牛羊”的自在生活去了。
前面提到我姥爷收了众多的徒弟，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在京津地区玻璃厂任领导职务。其中孙汝章，是北京玻璃三厂副厂长；孙汝强，北京玻璃总厂的厂长；高立全，天津玻璃厂厂长；徒弟辈的戴庆，是北京玻璃机械厂的厂长。众多的徒弟中还有一位，我要单独拿出来讲一下。
这位就是我六姥爷董云武，也就是我姥爷排行第六的亲弟弟。老姨特意跟我讲起六姥爷的名字，他们兄弟几个的名字，都是董立什么，到这个最小的儿子，怕家里男孩多，被抓壮丁，所以特意取个不一样的名字，让人感觉不是一家的。
当年姥爷将这个只有8岁还拖着两条大鼻涕的六弟从老家接来北京，跟着自己学徒，既是慈父又是严师，这个六弟一直跟着我姥爷，开始在柜上干，后来跟着一路去到香港，解放后任北京605厂的厂长。如果说起605厂，你们没有感觉，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毛主席的水晶棺是605厂研制生产的，你会不会觉得很牛逼的存在！
我六姥爷结婚后，把媳妇和小舅子从乡下接到北京，小舅子和我六姥爷学徒，名字叫孙世俊，退休前任北京玻璃总厂副厂长，现在已退休，80多岁的老人，思路敏捷，身体硬朗，电话里聊起我姥爷的事情，1个多小时不糊涂。所以说，我姥爷前前后后从老家带出来200多人绝不是吹牛。
还有一段历史，不能漏下，那就是文革和三反五反运动。我姥爷因为解放前开过工厂，雇过工人，所以文革和三反五反的时候吓的够呛，生怕被划入资本家。我妈说，经常看到他听收音机，听着听着自己就坐在那里默默的流眼泪。家里的电风扇，电话机，袁大头，还有从香港带回来的金条，珠宝，在月黑风高的时候，悄悄的都扔到佑安门的护城河里，怕红卫兵来抄家。街坊有一家被抄，男主人被抄家的红卫兵打死了，我姥爷听说以后更是吓的够呛。
解放后我姥爷的厂就公私合营了，划成分看的是解放前三年，我姥爷的厂是47年开，到解放，不足三年，所以我姥爷被幸运的划为工人。我妈当年入团入党都不敢申请，就是怕家庭成分一栏交代不清，后来我大姨入党，单位来外调，终于官宣我姥爷的工人阶级成分，一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即便如此，街坊邻居和一些好事之徒，还是会朝我妈和我家人喊：资本家，资本家。
不过我姥爷不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一直都和工人们在车间里一起干，和徒弟们和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时我姥爷工资每月150元，普通大学生的工资是每月20几30块，想想150是什么概念。此外，我姥爷还享受国家级特殊待遇，每月都有特供的票买烟和糖。那个年代，这些东西没有票，有钱也买不到。我姥爷工资到手，交给我姥姥100块作为一大家子的花销，自己留下50元零花，这可是笔巨款，这比当时大部分中国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都多，所以任何时候只要姥爷去车间，一帮人就会围住姥爷，姥爷的兜里总揣着烟，即使凑巧抽完了，我姥爷也会掏钱让他们去买烟，买糖，工人们平时抽的都是自己卷的烟叶。就因为我姥爷一贯的豪爽和大度，文革中助他平安的度过。我六姥爷文革中戴过高帽，挨过批斗，我姥爷没有。
我姥姥和姥爷的豪气在方圆几里的街坊中也很有名。邻居薛家的大爷，早些年不知犯了什么事给抓起来了。我姥爷帮着出的一袋面粉才把人赎回来。东头的寡母张家，一个人拉扯几个孩子，每个月都找我姥姥姥爷借钱，才能勉强维持。这些邻里的帮衬，姥姥姥爷不知做了多少。
后来听我老姨讲，文革中的某一天，我姥爷去过陶然亭公园的歪脖树，自己闷头抽了一阵烟，终于还是放不下身后的一大家子人，最小的女儿，我老姨才几岁大，自己又回来了。不过从此落下高血压的病根。
我姥爷60岁从北京玻璃五厂退休后被总厂返聘，之后的十余年时间，单位派他去北京郊区的平谷玻璃厂做技师，指导工作，直到1977年11月，在平谷睡梦中离世，走完了他不同寻常的一生。
我姥爷的足迹，踏遍了祖国除了新疆和西藏以外的城乡，他的绝世手艺，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大大小小玻璃厂，带出的徒弟，在各单位都是独领风骚。他曾先后多次获得过北京市劳动模范和宣武区政协委员，他的一生，伴随和见证了中国玻璃行业的发展史，他值得大家记住和缅怀，一位把毕生都奉献给中国玻璃制造行业的可敬的老人，请牢记他的名字--董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