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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姥爷--一位把毕生都奉献给北京玻璃制造行业的手艺人

我的姥爷--一位把毕生都奉献给北京玻璃制造行业的手艺人

博客

 

我的姥爷,一个于我即熟悉又陌生的人。他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去世,我对他的所有印象,就是每年暑假随妈妈回北京探亲短暂的接触。他那时退而不休,在北京郊区平谷帮助建玻璃厂,吃住在厂里,隔三岔五司机开车送他回城休息二、三天,每次回来,都会带回来一车平谷当地的土特产,当季的栗子,柿子,一筐一筐的水果。他的话不多,在家的时候多半是坐在八仙桌旁一口接一口的抽烟。他吸烟,一天只需要一根火柴,烟是一根接一根的续下去,他吸烟的方式也和别人不同,嘬一口就吐出去,从来不经过肺或鼻腔,更多的时候,他是借吸烟这个动作静静的思考工作上的事。他的脸上总是挂着没有表情的严肃。对我姥爷更多的认识,是从小到大从我妈和我姨的嘴里不断听到关于他的故事,亦或是传说,在我心里,他就是大神一样的存在!

 

我姥爷的大号叫董立山,当年北京乃至全国玻璃行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北京玻璃集团发展史”,“天津玻璃誌”等书中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我姥爷。

 

我姥爷1907年出生在河北省故城县烧盆村乡下,家里生了兄弟姐妹13个,后来条件艰苦加上贫穷活了7人,其中6个男孩,他排行老3。家里生活很苦,靠给人当雇工,扛长活,做豆腐为生,小时候还讨过饭。在姥爷13岁那一年,他告别了家乡,带着一个小包袱独自一人来到举目无亲的北京城。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自己及家族的命运,就连故城县方圆几公里很多人的命运,也就此重新书写,这里面的很多人后来和北京的玻璃行业结下不解之源,他们中的很多人日后还成为玻璃行业响当当的人物。个中详情,您读完后面的介绍自然就会明白一二。

姥爷为什么决定去北京,一路上经历怎样的艰难,又如何在北京找到制玻璃的师傅开始的学徒生涯,这些细节我还在慢慢的挖掘,家里的亲戚都说不出来。我们知道的是,姥爷到了北京以后,跟一个叫赵连祥的玻璃师傅学徒。给师傅端尿盆,倒洗脸洗脚水,帮师傅家里干杂活,起早贪黑,烧制玻璃的活,又苦又累,窑炉温度高达上千度,粉尘大,噪音高,姥爷靠着自己的勤奋和聪明,吃苦耐劳的品行,受到师傅的喜爱。玻璃行业学徒期限是7年零一节,为什么有"一节"呢,这要从当时的学徒规矩说起。

 

学徒期间,徒弟给雇主干活,挣的工钱都归师傅所有,干满7年后,手艺学成,可以出师独立了,为了感谢师傅的教诲和恩情,徒弟自愿将来年端午节以前的工钱收入孝敬师傅,以报师恩。此为一节。自此,徒弟才是完完全全的自由人。

 

姥爷学徒的地方,在宣武门外龙泉寺的“光明玻璃厂”。这个厂是清末供职于“步军统领衙门”,俗称九门提督的江朝宗,于1913年选址建成。当时,美国的“美孚”,“德士古”煤油大量涌入中国,于是煤油灯风靡了中国大地,煤油灯的灯体和灯罩都是玻璃的,北京城百姓们对煤油灯的需求推动了早年玻璃行业的需求和发展。江姓提督有眼力,有财力,有势力,看到商机。工厂投产后取名“光明”,从字面就可看出主要产品是什么了,玻璃灯具不就是给民众提供光明吗?

 

姥爷学徒出师以后,工作中靠着自己的悟性和勤奋,掌握了一身玻璃行业的过硬技术,可以说人人佩服,吹活,拉管,翻边,齐口,样样精通。他最叹为观止的绝技是筑炉。玻璃烧制,必不可少的就是窑炉,窑炉一般用石头或砖砌成。我姥爷只要在炉里来回走几趟,用脚步量量,算出来筑炉所需要的砖数误差为零,也就是说,根据姥爷算出来的砖,筑好的窑炉,最后不多不少,刚刚好。这项绝技,对于没有文化的姥爷,完全是靠经验和自己的琢磨修炼成的。

 

手艺日渐成熟的姥爷,在北京城也慢慢的站稳了脚跟。回乡下,陆陆续续的将自己的几个亲弟弟,以及后来在乡下娶亲,我姥姥及姥姥的弟弟,都带到北京,在自己手下学手艺。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我姥爷的关系,从老家出来到北京,直接或间接和我姥爷学徒的人,前前后后有200多人。我妈曾经跟我说过,北京城里玻璃行业里的老人,很多都是我姥爷的徒弟。这就是我开头说的,老家很多的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当年村里一个年轻后生某天的一个决定,影响了这么多人的人生轨迹。后来60-70年代,我姥爷还回乡帮助他们建玻璃厂,对于当地玻璃行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

 

姥爷在老家成了远近闻名的人,媒人接踵而来。我姥姥也是贫苦家庭出身,我姥姥的父亲在她4-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她的母亲一个人拉扯我姥姥和一个小她2岁的弟弟,家里失去了劳动力,姥姥的娘只好带着2个孩子回娘家生活,处处遭白眼。在媒人的撮合下,我姥姥及她娘相中了北京城里耍手艺的我姥爷,我姥爷也喜欢这个小8岁,有着一双三寸金莲,端庄美丽的我姥姥。成亲的日子,我姥爷没能回老家,13岁的我姥姥是抱着一只公鸡结的婚。我咋一听老姨给我讲的这一段,感到不可思议,专门上网查了一下,好像是有这个习俗。新郎不在家,新娘抱着公鸡结婚,“鸡”与“吉”谐音,有大吉大利的意思。

 

成亲后又过了几年,我姥姥17岁进的北京城,我姥爷整天忙厂里的事,不是在厂里,就是在去厂里的路上。家里的大小事务从不插手,我姥姥一个人打理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亲手带大了7个子女和几个孙子孙女,还要接长不短接待老家来的亲戚。印象中,姥姥家的院子里总是有很多人,非常热闹。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为供应日军驻天坛的1855部队用玻璃仪器及各种煤油灯具,日本商人高田又四郎在崇文门外教养院1号建立“北支硝子株式会社”,“硝子”在日语中就是“玻璃”的意思。开工前,从日本调来部分技工,其余的工人从京津等地招来,共300多人,所有的机械设备多从日本运来,极为精良。我姥爷也被“北支硝子”招为工人,在日本人的玻璃厂做工的几年,姥爷偷学到很多日本玻璃制造工艺的精髓,我姥爷为了“偷”日本人玻璃配料的配方,他称量各种原料配料前后的重量,算出其差额,硬是弄清了每种原料的配比值。这对于没有上过一天学,没有数学基础的人,是何等的不易!

 

 

话说我姥爷,手艺越来越精湛,慕名来拜师学艺的徒弟也越来越多,在北京玻璃行业摸爬滚打多年也积累了一定的人脉,1947年,姥爷带着十几个徒弟在京城开了自己的玻璃厂--“三明祥记料器厂”,主要设备有坩埚炉一座,生产煤油灯罩,每天的产量300打。同时生产医用的药瓶,供给国民党时期的中央防疫处。

 

自己有一片厂,那时就叫掌柜的。我大姨和我4姥爷(我姥爷的4弟,也是我姥爷带出来的)的大姑娘那时候经常去柜上找姥爷拿钱去天桥剧场听戏。我的母亲排行老二,和我大姨相差8岁,哭着闹着要跟去,大小姐可不愿意拖着一个小的,我母亲只好自己玩。

 

到了1948年,解放战争打得热火朝天,平津战役打响后,北京局面日渐紧张,随后北京被围,内外交通阻隔。国民党决定南撤,我姥爷的厂子供应国军一些医用瓶子,玻璃制品易碎,不易运输,他们决定和国军一起向南撤。我姥爷带着我四姥爷,六姥爷还有几个徒弟,没有带家眷,朝南一路来到云南,取道越南,最后去了香港,在香港的时候,继续生产玻璃制品。几年后跟着国民党防疫处又回到北京。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北平正式宣告解放。1951年,姥爷的三民料器厂卖给中央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收归国有,姥爷担任技师,继续发挥他的聪明才智,生产生物制品所需的玻璃制品。1952年,由生物制品所移交卫生部,改为卫生部玻璃厂。

 

解放军进入北平后,北平的有关机构接收了北京的一些玻璃制品厂。接收的人员中,有一个20岁的年轻人,名叫肖秧,他被指派为军代表留下来。解放初期,北京市处于军事管制状态,军代表代表国家的权力,他要全面负责工厂的恢复和发展。从此,肖秧与玻璃厂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在玻璃厂工作了32年,期间和我姥爷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肖秧后来历任北京玻璃总厂厂长,党委书记,国务院第九办公室领导成员,重庆市委副书记,四川省副省长,省长,中央候补委员等职。

 

1957年,中国轻工业部考察组与蒙古工业部达成援蒙的意向,其中包括帮助蒙古建玻璃厂的计划。1957年11月赴蒙选址,1958年1月开始筹建,当年6月土建竣工,12月28日顺利投产。我姥爷就是援蒙的工程师之一。北京玻璃厂负责工艺设备的安装,窑炉的砌筑 。我姥爷参与援建的蒙古玻璃厂在乌兰巴托东南部纳来哈,总投资为1千多万蒙币,约合140万人民币,年产各种玻璃瓶罐,器皿110万件。我姥爷前后去过蒙古2次,一次呆了1年多,一次是半年,培养了很多蒙古籍徒弟。

 

老姨在和我聊这段历史的时候,讲了蒙古玻璃厂的一件趣事。新建厂之初,招了第一批工人,中方专家准备开始培训,发现工人们都跑光了。原来,蒙古人自古以来都是游牧为主,他们不习惯按部就班的约束生活,又回到草原过“风吹草低现牛羊”的自在生活去了。

 

前面提到我姥爷收了众多的徒弟,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在京津地区玻璃厂任领导职务。其中孙汝章,是北京玻璃三厂副厂长;孙汝强,北京玻璃总厂的厂长;高立全,天津玻璃厂厂长;徒弟辈的戴庆,是北京玻璃机械厂的厂长。众多的徒弟中还有一位,我要单独拿出来讲一下。

 

这位就是我六姥爷董云武,也就是我姥爷排行第六的亲弟弟。老姨特意跟我讲起六姥爷的名字,他们兄弟几个的名字,都是董立什么,到这个最小的儿子,怕家里男孩多,被抓壮丁,所以特意取个不一样的名字,让人感觉不是一家的。

 

当年姥爷将这个只有8岁还拖着两条大鼻涕的六弟从老家接来北京,跟着自己学徒,既是慈父又是严师,这个六弟一直跟着我姥爷,开始在柜上干,后来跟着一路去到香港,解放后任北京605厂的厂长。如果说起605厂,你们没有感觉,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毛主席的水晶棺是605厂研制生产的,你会不会觉得很牛逼的存在!

 

我六姥爷结婚后,把媳妇和小舅子从乡下接到北京,小舅子和我六姥爷学徒,名字叫孙世俊,退休前任北京玻璃总厂副厂长,现在已退休,80多岁的老人,思路敏捷,身体硬朗,电话里聊起我姥爷的事情,1个多小时不糊涂。所以说,我姥爷前前后后从老家带出来200多人绝不是吹牛。

 

还有一段历史,不能漏下,那就是文革和三反五反运动。我姥爷因为解放前开过工厂,雇过工人,所以文革和三反五反的时候吓的够呛,生怕被划入资本家。我妈说,经常看到他听收音机,听着听着自己就坐在那里默默的流眼泪。家里的电风扇,电话机,袁大头,还有从香港带回来的金条,珠宝,在月黑风高的时候,悄悄的都扔到佑安门的护城河里,怕红卫兵来抄家。街坊有一家被抄,男主人被抄家的红卫兵打死了,我姥爷听说以后更是吓的够呛。

 

解放后我姥爷的厂就公私合营了,划成分看的是解放前三年,我姥爷的厂是47年开,到解放,不足三年,所以我姥爷被幸运的划为工人。我妈当年入团入党都不敢申请,就是怕家庭成分一栏交代不清,后来我大姨入党,单位来外调,终于官宣我姥爷的工人阶级成分,一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即便如此,街坊邻居和一些好事之徒,还是会朝我妈和我家人喊:资本家,资本家。

 

不过我姥爷不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一直都和工人们在车间里一起干,和徒弟们和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时我姥爷工资每月150元,普通大学生的工资是每月20几30块,想想150是什么概念。此外,我姥爷还享受国家级特殊待遇,每月都有特供的票买烟和糖。那个年代,这些东西没有票,有钱也买不到。我姥爷工资到手,交给我姥姥100块作为一大家子的花销,自己留下50元零花,这可是笔巨款,这比当时大部分中国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都多,所以任何时候只要姥爷去车间,一帮人就会围住姥爷,姥爷的兜里总揣着烟,即使凑巧抽完了,我姥爷也会掏钱让他们去买烟,买糖,工人们平时抽的都是自己卷的烟叶。就因为我姥爷一贯的豪爽和大度,文革中助他平安的度过。我六姥爷文革中戴过高帽,挨过批斗,我姥爷没有。

 

我姥姥和姥爷的豪气在方圆几里的街坊中也很有名。邻居薛家的大爷,早些年不知犯了什么事给抓起来了。我姥爷帮着出的一袋面粉才把人赎回来。东头的寡母张家,一个人拉扯几个孩子,每个月都找我姥姥姥爷借钱,才能勉强维持。这些邻里的帮衬,姥姥姥爷不知做了多少。

 

后来听我老姨讲,文革中的某一天,我姥爷去过陶然亭公园的歪脖树,自己闷头抽了一阵烟,终于还是放不下身后的一大家子人,最小的女儿,我老姨才几岁大,自己又回来了。不过从此落下高血压的病根。

 

我姥爷60岁从北京玻璃五厂退休后被总厂返聘,之后的十余年时间,单位派他去北京郊区的平谷玻璃厂做技师,指导工作,直到1977年11月,在平谷睡梦中离世,走完了他不同寻常的一生。

 

我姥爷的足迹,踏遍了祖国除了新疆和西藏以外的城乡,他的绝世手艺,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大大小小玻璃厂,带出的徒弟,在各单位都是独领风骚。他曾先后多次获得过北京市劳动模范和宣武区政协委员,他的一生,伴随和见证了中国玻璃行业的发展史,他值得大家记住和缅怀,一位把毕生都奉献给中国玻璃制造行业的可敬的老人,请牢记他的名字--董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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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美羊羊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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