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知青结局，中央来人了——刘元内蒙插队故事（7）
打知青结局，中央来人了
调查陷入困境
调查组开始了“倒粪”似的调查，无非是车轱辘话来回问——叙述过程，谁先动手的……我们当然是奔着一丝一毫实事求是的精神讲述。而作恶者都统一口径——学生先动手打的人。
王国兴、姜永田这两位让知青瞠目的“倒戈者”，这会儿头上缠裹着绷带，绷带上涂了红药水，以示被打后渗出血了，可那“血”鲜红鲜红的，不像男生头上的血是黑红黑红的，这不是明摆着把自己的愚蠢昭示给天下。庄户人就是庄户人，心计不够，不合逻辑地为自己设计了一个无法下的台阶。唉，连干坏事儿也透着“厚道”。
王国兴不大容易被人疑惑，老党员，老书记，老贫农，儿子又是部队上的人。这么个里外三红的人，我们绝对想不到他居然会跳出来整治我们，调查组更不会怀疑他头上纱布里的伤是真是假。
李孝堂又穿上事前被葆玄拽破了的褂子，以示葆玄在武斗中大打出手——把我的褂子都扯破了，要不是怕疼，他一准会在身上拉上两刀表明学生是凶手。
调查陷入僵局，双方各执一词。作茧方为了甩清自己的罪恶，攻守同盟。所有的人不管是在现场还是没在现场，一律咬定青山不放松，或恶人先告状或作伪证，向调查人诬告——是知青先动手打人的并历数知青怎么个作恶法儿，偷鸡、偷鸭、偷鹅、偷柴火、和社员打架、打杨坤，那帮淆（学）生可恶啦，谁谁谁，谁谁谁最坏，狠着那，差点出人命……凡此种种，不是学生先动手打人咋地？
“堂堂七尺躯，提防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人言可畏啊，用舌头杀人，比那龙泉剑还厉害。历朝历代舌头底下压死人的事儿还少吗？
我们平时的罪行被社员理直气壮地当成了掩盖他们罪行的强有力的武器。疯狗乱咬人，往我们伤口上洒盐——我们仿佛是在承受第二次挨打。
调查组不去找是否社员先动手打人的证据，也不去分析知青平时作恶和先动手打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偏听偏信，态度明显倾向当地人。我们是人微言轻，他们对我们是一百个不信任，派饭全吃在社员家，怕吃了我们嘴短似的。
他们一提审我们先念语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然后就用教训的口吻说“不好好接受再教育，不好好干活，调皮捣蛋打架斗殴，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问题很严重”。
我们是一群没背景，没靠山，远离亲人，当地父母官又不关照的弱势群体。而社员祖辈生于斯长于斯，千门万户，宗族根系茂盛，根基坚固，一些人更是与当地各种权利人士沾亲带故，社会关系万缕千丝。
基于这这种状况再加上调查组听信谗言谀语，让我们陷入混身是嘴说不清的被动境地。搅屎棍子们搅得让调查组处于莫衷一是的尴尬境地。正在这时，转机来了——
中央下文，家乡来人
常说两人吵架，吵急了眼甚至动手，就是因为“话赶话”。事情也是这样，做着做着就大发了，严重了，这叫“事儿赶事儿”。我们这回就遇上“事儿赶事儿了”。
听说黑龙江、内蒙兵团的干部作下了，都是些素了多年的老兵杆子，久旱逢甘雨，鸡鸣狗盗的荤了一大堆知识青年女孩子；还听说好多地方的插队知青与当地农民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双方械斗死伤人了……因此中央向各地下达了关于对待知识青年的红头文件。
内容说要爱护保护知青这个新生力量，要打击严惩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不法分子等等，并往全国各地派了调查工作组，进行调查解决安抚落实等等一系列工作。几千万知识青年呢，赶上好几个小国家的人口了，不安抚好了，大革命中又套小革命不好收拾。
于是，莫力达瓦旗也来了京官。刚来不久就和龙兴二队的“六四事件”撞了个满怀。
新工作组下到龙兴二队时，公社调查组还没有撤走，还在俺们队里云里雾里地搅和，偏听偏信地护犊子，执行着地方保护主义，竟然扬言要立即把知青抓走。而旗里下来的工作组由三方面组合：有地区的、旗里公安局的、还有北京国家林业部的干部。新工作组和原来的调查组不一样，他们没有地域宗族派别这些关系网的束缚，身份地位政策水平又明显比后者高着一个档次。
暴雨过后见彩虹，这样一个阵容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这时的社员依旧像祥林嫂一样跟工作组反复叙述经过。我们虽然从精神到体力已经很累了，但为了还我们清白，仍然不厌其烦地诉说每一个细节。
新工作组跟前工作组不一样，他们对我们另眼看待，不听信流言蜚语，派饭也吃到我们屋了。社员这回闻出味了，觉得来者不善，饭做得也没了心思，所以我们的饭，工作组说真好吃。
俗话说“流言止于智者”。意思是流言到了明白人跟前就传不下去了，因为它禁不住分析。工作组冷静不偏颇，按图索骥，顺藤摸瓜。
旗公安局的人因职业性质，破案比较专业。他们仔细地勘察了现场——为什么大热天的，队部窗户被牢牢钉死？为什么那天队部里里外外的杂物全不见踪影？打碎的灯泡清扫了，打人的木棒也全部不见……现场已被人为破坏。各种迹象表明与社员说法不一，工作组抓住“说知青先动手打人”的疑点不放，继续层层剖析——为什么每次开会都到场的妇女、小丫头没来？为什么平时开会从不到场的人也来了？比如姜永田。为什么龙兴二队开会却有龙兴三队的社员参加并且也参与打人？
学生如此“恶贯满盈”又先动手打人，社员为什么没有一个受伤，而学生却百分之百的受伤被绑？而且，经过验伤证明男生的伤都是棍棒绳索所至。
学生说自己手无寸铁，而社员又不能说清每人手中的木棍广锹从何而来。据证实，那几天队里没有做豆腐粉条，所以也没有预备下烧大柴锅用的木头柈子（木棒子），这些木柈子一定是事先准备好了的。
为什么队长宣称开会的主题是讨论知青的工分问题，而李孝堂却突然站起来把话题转到让王葆玄赔偿衣服？一个赔偿衣服的简单问题值得让李孝堂如此冲动挥棒打碎灯泡吗？带着全部疑问，工作组果断制止了公社调查组要抓知青的做法，说没有结论先不能抓人。
工作组把目标先聚焦到一个人身上“六四事件”的开打先锋——李孝堂，准备拿他作为突破口。
事出此因
这天，过了晌午，李孝堂正准备套车去江套子拉条子，不想被工作组叫到队部。李孝堂心里犯嘀咕，叫我干啥，学生说我啥了？是不是有人出卖我了。
调查者正言厉色给李孝堂讲政策，把中央文件的精神说给他，让他要明事理，不要做触犯法律的事，如实交待打人事件。
李孝堂种地赶大车，哪儿听说过什么文件、政策、法律这些新鲜玩意，还一口一个中央，中央不就是毛主席吗？这嗑唠的咋这邪乎呢。
他开始筛糠（发抖），脸吓得尿黄，目光恐慌不安游离躲闪。他心想，他得说，老婆孩子老太爷一大家子人就靠他一人耍工分挣口粮呢，我要是不坦白交待，蹲了笆篱子这个家就毁了。
所有的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人性的弱点，人高马大的李孝堂也不例外。别看他平时甩大鞭子吓唬人，骂人打人、逞凶拔横的，这会儿却像个受惊的地老鼠瑟瑟缩缩，在政策攻心下，他的心理防线不堪一击，循着调查者的牵引把事件的目的、策划、涉及的人……竹筒倒豆子原原本本全道出来了。
工作组又分别找了王国林、刘春江，事已至此不能死扛，他们也都像开水烫鸡毛——秃撸得干干净净。
龙兴二队夏天的故事很简单——一群目不识丁的庄稼人策划了一场闹剧。
龙兴二队的庄稼人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有的屯子把知青打跑了，这消息对于他们绝对是个极佳“卖点”。因此，他们也效仿人家要把我们打跑。社员觉得打知青就如同别的队的猪羊牛马吃了俺们队的庄稼，俺们就得追撵痛打把它们赶走。在他们的意识里，你侵占夺取了我的利益，我就要抗争甚至用暴力夺回自己失去的利益，他们觉得这很正常，不知道这暴力里边会有法律问题。
龙兴二队夏天的故事也不简单——王李刘这三个历存仇隙的家族在打学生的举措上竟然精诚团结一致对外。
王国兴和李福常是策划事件的主谋。这是两个外圆内奸让我们吃惊不小的人物，他们悄没声地串通了所有能动弹的人。
军令颁布后，一听说是抵御“外侮”保卫家园，都乐意着呢，加上屯子小，一跺脚一声咳嗽，响应者纷至，一蹴而就。
王国兴、李福常负责串通联络，向四面八方下达指令布置任务；杨坤家哥几个负责劈打人用的木棒；李孝堂和仓库保管员王贞负责准备捆人用的绳子；刘春江、王国林管着清除战场障碍物，以防打人的时候磕着绊着，还防这些杂七杂八的家伙什儿万一被学生抄起来反击。怪不得队部内外拾掇得干净利落原因就在此了。
最后设计了会场状态、开会内容、谁先发难等一系列程序。
另外，打手中还注入了新鲜血液——龙兴三队社员，这是缘何？
龙兴三队是权势最为庞大的屯落。那里住着龙兴大队的书记付书记大队长等，加上前文提到的在打人现场跳出来的旗公安局干部李德，三队真是个“高干窝”呢。
得天独厚的势力网让三队这份儿拔大了。正好二队李王刘姓也和这网络里的人沾亲带故。为了造大阵势，他们事先和三队串通好了请来两三个帮凶。他们认为衙门有人即使犯了事也有撑腰的，不用害怕。怪不得李德那天晚上出现在打人现场，原来他也是策划这场罪恶的人员之一，算是个幕后的草头首领，他给打人者吃了一颗大定心丸，为虎添翼。
1970年，尽管是黑暗的文革年代，说良心话，除了党政军的权势之争，社会上烧杀掠抢盗窃淫乱比现在不知道少多少倍。“身无三分银，家无隔夜粮”，人穷得掉渣儿，找不出几个可以偷到细软的人家，想是公安系统的人都闲傻了，那李德是闲昏了头，居然就能执法犯法，掺和进“六四事件”。
三队愿意当帮凶，还有着他们的一枕黄粱梦——把二队知青打跑了，杀鸡给猴看，三队也有和他们抢工分的知青，他们的阵营也会松动，不攻自瓦解。三队知青是从林区来的，是一帮能吃饭的大小伙子，在他们眼里也是抢他们饭碗的强盗。
于是，在策划会上，“嗞，一口酒。叭，一口菜。”小酒喝着，土豆片子黄豆芽子造着——为了二队老少爷们的利益，又都是亲戚里道的能不掏心窝子披肝沥血吗？一抹嘴“这事儿就这么地，干他个丈人的！”
写到这儿，我长出一口气。我这人很少喝酒，而写这一章节就像酒喝多了似的，呜哩哇啦收不住，絮絮叨叨没个完，也不管人家烦不烦，强加于眼。
人家会说，你这算啥呀，文革打死打伤的人上千万。这点我很清楚，我家亲属中就有文革死难者。但要明白的是，我是在诉说我插队经历过的事儿。文革的大面积死伤人由社会各色人物去絮叨吧，文革这么恢宏的战场不是我等闲之辈能够理论清楚的。
悲剧大结局
1970年的深秋，爱国代表莫旗的知识青年前往大兴安岭地区首府加格达奇参加公判大会。
黑龙江和内蒙兵团那几个吃了荤食的干部被判死刑或无期。
龙兴二队策划打知青的主犯王国兴、李福常分别被判十一年、八年。
因顾及王国兴岁数大身体不好，李福常的孩子小家中没劳力，故而二人监外执行，在家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富农子弟杨坤被判三年徒刑入狱改造。
行政处理上，王国兴被开除党籍，免除大队副书记，当兵的大儿子解甲回家务农；李福常被撤销小队会计职务；住在龙兴三队那位在莫旗公安局工作的气焰嚣张的李德被撤销科长职务留党察看。
“六四事件”诞生在《中央关于落实知识青年政策》文件的怀抱里，老百姓的话——踩点儿上了。
各就各位后，王国兴走路时头埋得更深了，下巴颏紧贴着锁骨。他这个老党员老书记可能到死也没弄明白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源在哪儿，真凶是谁。
王国兴的闺女王丫蛋子真可怜，像个羽毛未干又遭外伤的小鸟，听不见她的欢声笑语也不敢到我们屋里玩了。
有一次，在地里干活歇气儿的时候，她抖着胆愁眉苦脸地对我们说：“你看咱们平常关系挺好的，真没成想俺爹这么埋汰人，干丧良心的事儿，真把俺们都气死了，太对不起你们了，俺爹身体不好还得干活改造，啥时是个头啊，真愁死俺们了。”。
还没等我们开口劝她呢，那女乌鸦阴妇女队长阳怪气幸灾乐祸地张嘴了：“那愁的啥呀，让你爹再组织一次打淆生（学生），然后你爹再把淆生救出来，你爹不就立功了？就能少判几年了呗。”她脑子倒快，编排完了却把个丫蛋子恼得不行，又不敢咋着她，小声嘟囔：“你爹没打淆生，你爹也好不到哪儿去。你二哥也绑人嘞，你咋不说，损架儿呗。”
我们随后说了几句不疼不痒丝毫作用也不起的安慰话，到把丫蛋子听的胸脯一起一伏委屈又感动的不行。
丫蛋她大哥忠革从部队回来了。他经常俩眼儿把我们追踪得可紧，特想套近乎说个话那种。他不怕人家说闲话，常跑到男生或女生宿舍唠个嗑啥的。给人的感觉是跟我们拉近乎就能减少他爹的刑期似的。我们倒不外他，他是他，爹是爹。他关注我们的眼神，对我们让人不舒服的殷勤，在我写这段历史时脑子里时隐时现。
李福常内怀殷忧，几乎不说话了。磅秤跟前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账本也易主人。每天独来独往下地干活，默默地与土壤阳光空气交流。
他媳妇整天哭丧着脸，见人就诉苦“你说这可咋整啊，孩子这么小，这日子可咋着熬啊，这些个该杀的玩意儿啊……”也不知骂的是包括她男人在内的打人者还是我们。
算起来李福常此时也该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不知他八年刑期满后是否又操起了算盘；他这个有点文化水儿的人，在不合理的农村经济体制的重压中，是否在自己常爱想点问题的脑子里想明白了三十年前那场事件的始作俑者是谁吗。
李孝堂、王国林、刘春江因为给人家当了回枪，泄露了天机怕遭家族报复，可能也怕我们策划鼓动外乡知青对他们进行反击，不久就携家带口迁徙他乡；富农老杨家被政府以阶级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为由勒令遣返老家。
老杨家就要离开富庶的北大仓回到自己历经千辛挣脱出来的苦窝去了。走的那天，新任车老板王林挑了五匹好马，赶着一挂装满老杨家全部家当的马车，把他家除去杨坤共五口人送到拉哈火车站。
后来听说老杨家没回他们那个穷得一年四季地里长白霜（盐碱地）的辽宁宁城老家，而是去了加格达奇和莫旗之间的一个叫“大杨树”的地方。那地方“姓杨”，树又很大，可能是老杨家遮风避雨的好地场。
龙兴二队的劳动力因此大量流失，呼家伙塌了田地。掐指算算战事过后“牺牲”了八位“将士”，一下子陷入劳力紧缺的境地。
最得意的要算姜林了，李福常的会计活儿让他干了。他见到我们嘴咧得更大，笑得更有内容了，他不笑，我们也知道他心中狂喜的是啥——他的荣升是因了我们。
恶战后，屯里的鸡鸭鹅是“受益人”，它们不再担心会成为谁谁肚里的美食，每天快活悠闲得像天使。
硝烟过后，我们天天被“温柔笑脸”迎送，“草没铲干净、评工分、扣工分”……再也没人嚼舌头，拍拍脑袋都是好样的，都给满分。龙兴小屯恢复平静。
1970年6月4日打知青事件过后，我们队知青纷纷找出路离开那里，我也转插到安徽老家，开始了独自一人插队的生活。
去干校探望父母，刘元和爸爸一起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