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危险将至，这帮傻孩子还得瑟呢——刘元内蒙插队故事（5）
不知危险将至，这帮傻孩子还得瑟呢
怒打杨坤
1970年春天，队里盖房，富农老杨的大儿子杨坤是木匠，他打房架子，他的两个弟弟给他打下手。
当地的习俗盖房是大事，有如娶媳妇那么隆重，尤其到上房架子那天要摆席大吃二喝。盖房的整个过程也不能怠慢了干活人。一到这时候，队长甘当老二，木匠成了中心人物，好话填活着，好饭伺候着，敬烟敬酒敬菩萨的。
那几天又正逢夏锄大战农活忙，队里开大锅饭，凡是在地里干活的人，中午都可以白造顿饭吃。于是，队长派张国忠给大家做饭。国忠干活是好手，做饭手艺也杠杠的。
把国忠放在这片黑土地上，有人怀疑他不是北京知青。因为他干起活来超越所有知青也不弱于社员，尤其秋天割地，速度快得让社员瞠目咂舌并送绰号“张飞刀”。
队里农忙起大灶就派国忠当火头军，他要做几十个人的饭并不比在地里干活轻省。国忠撒年糕、蒸豆包、贴饼子、擀面条、烙大饼，色香味俱全的大炒小炒；社员家办个红白喜事，欲摆个七大碟八大碗的都请他去掌勺。不论城里饭还是庄户饭，他是饭饭拿手。
国忠心灵手巧，飞针走线裁衣缝纫，逢年过节社员家门框上的对联，国忠那潇洒遒劲的书法就会跃然在上，让千房一面毫无生气的陋屋蓬荜生辉。
1968年8月21日下午两点，国忠坐在北京开往内蒙的火车上。下午五点的时候，国忠家的生命之柱——国忠的父亲没有留下一句话，把沉重的父亲的责任扔给他挚爱的妻儿后就被残暴的文革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自此，在家行大的国忠接过父亲的担子，稚嫩的肩膀挑起养家的重任，所以他必须出类拔萃拼命干活，为了母亲和未成年的弟妹。
下乡第一年的冬天去北山打柴，国忠在家做饭。收工回来，饥肠辘辘的我们围在灶边，两眼直勾勾看着大锅里沸腾着诱人的面条。忽然黑暗中不知谁那么冒失把煤油灯碰翻，灯瓶里剩下的一半煤油流进锅里，一锅好好的面条浮着一层煤油花儿，飘出刺鼻的呛味。大家手忙脚乱地用清水涮面条却怎么也涮不清爽，只听埋怨惋惜叹气声乱成一团。这时国忠一声断喝“别吵啦，我重新作！”国忠又捋胳膊卷袖子和面，大家顿时肃然起敬鸦雀无声，默默地看着国忠熟练地操作，场面很是有些悲壮。没多大功夫国忠就把刀功匀溜的面条下到锅里。大家欢呼，觉得他简直就是变饭的魔术师。
再回到盖房这天的事。这天，还没到吃饭钟点国忠就回到宿舍，大家看他拉长了脸气哼哼的不高兴忙问怎么了。原来，国忠做好饭想等着干活的人来齐了再开饭，谁料杨家几个兄弟扒着锅沿先吃开了，还用勺子乱巴拉见肉就往自己碗里盛。国忠制止他们，杨坤竟然骂开了“咋不能吃啦，你家的饭那，王八犊子，我吃了怎地。你做的啥饭呀，吃这饭给你脸了，小样儿得瑟啥得瑟，快滚犊子……”嘭的一声，边骂边给了国忠当胸一拳。
好家伙反了天了，富农子弟这么猖狂敢跟我们叫板！众男生一听国忠挨了欺负气血直冲脑门。杂种操的，堂堂毛主席派来的北京知青让你富农欺负，轮谁也轮不到你们富农狗崽子呀。我们就不信这个邪了，没有二话，顾钢、付同生、王葆玄、国忠还有一个从北山来串门的知青小伍直奔队部而去。此时的队部是木工屋也是做粉条、豆腐的作坊，啥工具都有。
杨坤没成想这几个人是冲自己来的，还在那儿大嚼大咽呢，待回过神儿来已在众人的包围圈中。他吓坏了，飞快地把能致人死命的大斧子抓在手里。众人拽着他要带他去公社说理，杨坤说不去并使劲儿挤蹭着想冲出包围圈。
这时，顾钢心想如果让他跑了，老杨家包括社员可高兴了，我们没面子不说更加没地位。本来队里就挤兑知青觉得我们是白吃饭什么本事也没有的大草包，如果这仗打不成，更让社员看不起，大长了富农的气焰灭了我们的志气。
想到这儿，顾钢呼地抄起铲粉渣子的广锹照着杨坤的头上拍下去。像吹起冲锋号，众人都抄起工具拍在了杨的身上头上。
杨一屁股坐在地上，怀抱着自卫的大斧子。斧子又长又沉有个小十斤重不是夸张，是劈那种大粗木头的，如果抡到人身上必死无疑。杨手撑着斧子把儿想站起来对拼，不料，这帮细皮嫩肉的小子开了弓就没有回头箭，一点不给他反扑的机会。
顾钢，祖籍浙江。他长着典型南方人的清秀面庞和单薄精瘦的身架，据说这种外形的人，体能爆发力很大。你看他那大手大脚和没有赘肉的身板加上拍向杨木匠的第一锹，似乎在印证这个据说。
付同生，独生子，家里的宝贝，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营养了一身好肉，有的是劲儿，就是懒得干活。虽说跟社员处得不熨帖，换常说个讽刺挖苦俏皮话，但他对他们没有任何伤害。他最著名的话是——接受再教育？谁教育谁还不知道呢。
王葆玄高度近视，个头儿不矮学问更高，不苟言笑满腹经纶。他很少与社员过话，每日读书不止，因为勤奋做学问，疏于苟且偷安，为十几年后成为哲学界学者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以上三个人加上国忠，平常绝对是四杯“温吞水”，老乡并没把他们放在眼里，谁知这趟……
这回要让队里看看你们宠爱的富农子弟是如何折戟知青手里，让你们知道你们平日里挤兑的人是熊是牛。于是广锹，任着四个人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要为同伴出气报仇，继续朝杨坤拍去。
杨没有一点招架之力和还手的机会，他本能地要保护自己身体的任何部位，但已感到有点晕眩，他抵挡乱锹压顶的手几乎抬不起来；他想借助斧子把柄的支撑站起来，但是摇摇晃晃的身子又无力地坐回去；他的脸色难看得像一块土灰色的布。突然，像“变脸”似的，他的脸呈鲜红色，是头上的血冲出帽沿流在脸上。
整个过程杨一声不吭，任着“细皮旋风”的酷刑。鲜红的血从帽沿下缓慢地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衣服上，这时仍不见他嘴里哪怕是呻吟一下。北山知青小伍喊了一声——不好了，快走吧……
杨坤只知道主宰他生命的是粮食和手艺，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平时和乡亲们家常便饭的骂人打人，为什么放在知青身上就犯了众怒而招来如此暴打，他没想到平常看着挺安稳的知青，性子咋就突然像猛虎下山，他更不会想到的是这几个路见不平有着绿林秉性的小子差点要了他的命。
杨坤彻底倒下，被送到莫旗医院。有人把“打人凶手”告到公社，公社又告到旗里。旗公安局一听“来接受再教育的”打人了，怒不可遏，决定介入调查严惩不怠。
吉普车，挎斗摩托全部发动起来准备开到龙兴二队抓人了。走前，公安局先给博荣公社党委打电话询问此事并告知准备抓人。末了，问了一句被打的人是什么成份，那边说是富农，这边立即全车熄火收兵回朝。
在富农身上解了气的男生膨胀的热血冷静后却被女生担心着——是不是太冲动太过分了，会不会报复我们。不过，大多数人觉得反正是富农子弟，打就打了。文革中打死那么多好人都不追究法律责任，阶级敌人挨打更无法可依。
打完杨坤，顾钢们也在想，来龙兴一年多了和社员关系一直不滑趟，也常想用什么方法和他们改善关系，扭转这种尴尬局面，不料刚萌出的想法就故态复萌。年轻人的气盛冲动莽撞总是先急慌慌地战胜冷静理智，这回又用了一种让社员猝不及防的方式更加剧了他们对我们的仇视。
社员坐在自家炕上透过玻璃，在田里干活迎面看见的男生，就好像看到的是一个一个会走动的广锹，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劈头盖脸地拍过来。“恐怖暴力”横冲直撞地定格在社员心中——这帮学生太ne(恶，平声)了。
公社知青办主任费文华，我们叫他老费。老费人挺和善的，见到知青总是乐呵儿的不像副主任赵某脸上有股阴邪气。
一天，老费碰见俺们队那几个恶男生，一反慈眉善目，口气有些揶揄有点不满，意思是长本事了，是富农也不能把人打成那样呀，缝了十来针呢，要打死了你们不怕蹲笆篱子（牢房）吗？他劝男生最好去医院看看被打者。男生没拒绝老费的好意，去看杨坤了。
旗医院的病房简陋昏暗，只有四个木头床。杨坤怕头受风躺在最里边的床上，他爹妈陪床。可怜老实的他爹耽误一天工就是扔一天的工分加上住院治疗费数目不小，这钱等于是让恶男生抢去了。老杨家没处申诉，得不到赔偿，这是那个无法无天时代的普遍现象，更是成分高的人的悲哀。
老杨婆正在给儿子喂饭，见男生进来以为灾难又来了，身子下意识地挪动了一下，嘴里小声嘟囔着，意思是别打俺们了之类的话。男生说别害怕我们是来看杨坤的。
杨坤缠着满头绕脸绷带，脸色儿刷白，那模样像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他俩眼儿不敢看男生，一声不吭，心想恶梦还没做完，咋又见面了。男生这趟乖得判若两人，冷静地问了两句话，静静地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就走了。
龙兴二队社员并没有对打人者看望受害者的“壮举”心存感动而改变对我们的不满情绪，浓密的阴云继续笼罩着我们，更猛烈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学究的工分
来农村前我们的身份是局限在不谙世事，头脑四肢都不发达的学生这个范畴里。而逼迫我们下农村干活，超越了这个范畴，对于我们就不是读书看电影听音乐等娱乐那么好玩了。农民不懂这个道理，没有反身让他们去做与种地相反的事儿，他们是不会通达这个情理的。
土地是课堂，干活是上课，社员是老师，我们是学生。
干庄稼活我们一门不门俩眼一抹黑儿。在这个土地课堂上，学生得不到循循善诱的教诲，而是“不教而诛”，经常被动地受制于队长的权势，愣告我们干活质量不好而用不合理的扣工分惩罚我们。
自打有了学生干活，队里兴起了评功摆好——当天工分当天坐在地头评。队长等人也变得格外敬业认真起来，像车间里的质量检查员时不时地巡查我们干活的质量。尤其偷鸡摸狗又打了富农子弟后，对我们不留情面的找茬儿更是变本加厉了。
比如铲地，我们对待每株禾苗、每根杂草的处理，他们都看着不顺眼，呲鼻子歪嘴地数落，恨不得我们马上都能变成标准的老农。如果让你们去城里的工厂开车床，要求你们马上车出规格质量都符合标准的零件，可能吗？
你看吧，社员铲不干净草队长不管，专门在知青身上开刀，尤其最喜欢检查有时容易留下杂草铲掉禾苗的“王大瞎”铲的地。
王大瞎——是他们给王葆玄起的外号。这是个挺恶毒的外号，就因为他是大近视眼，又从来不跟社员过话，不送给社员一丝笑容。别说他和他们感情上不融合，就是和社员共饮一井水，共呼吸一方空气，共种一块地，俺们队满腹经纶的学究，当今哲学界的大学者——王葆玄，都会愤愤然诅咒老天缘何开如此荒谬绝伦的玩笑——让我流放此地。
社员老是看着葆玄不顺眼——镜片后面的目光那么冷漠，脸部表情那么僵滞，对他们那么不屑，从不跟他们说句贴己话，唠个热乎嗑，还时不时地甩出几句奚落挖苦话。社员经常捧着葆玄送过来的不屑，觉得他眼瞎心也瞎，因此恶狠狠地管他叫王大瞎。
葆玄逢别人问他的名字是哪两个字，他便不故弄但很玄虚地回答；“永葆青春的葆，玄妙的玄。”
农民百姓的哪儿懂啥是“永葆”，啥叫“玄妙”呀，更不知这些字都咋写，也就不再问了，越解释越深奥越糊涂，反正社员觉得葆玄的名字跟人一样怪怪的。
一次在谷子地里干活，葆玄问社员，今年的小米长得怎样？社员哭笑不得，说你干脆问今年的小米饭长得怎样吧。善良点的社员觉得大瞎不是眼瞎心瞎而是人才瞎了——瞎在这“小米地里”。
葆玄每天肩膀负载着深重的——哲学界后继乏人的忧患，扛着与自己形象极不相称的锄头或广锹，迎着晨曦拖着夕阳一脸书卷气悠然神往，迈着四平八稳的方步去上工下工。“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他才不理会乡巴佬的心里是如何搭建对自己行为道义的评价呢。
狭隘阴毒点的社员觉得葆玄干活不利亮还挣整工（十分），就私下里跟队长捅咕。队长也觉得他干活“做人”都不顺他们的心意，他们也就不想让他舒服，于是动不动就找碴儿败坏他。铲地时总以他草铲得不干净，还净苗莠不分牺牲无辜；土铲得不透，只会用锄头出溜地皮等等为理由狠扣他的工分。
别的知青也挨扣，但都不如葆玄惨。有一次，干了一天活居然才扔给他两个工分。那些个十一二岁的小嘎子（小孩），大脑袋、二驴子他们糊弄糊弄干一天还挣个整工或半拉工呢。葆玄受此侮辱当然不干了，在地头评完工分就和队长吵起来了，吵急眼了就逼近队长跟前推搡起来。这关口，如果不是李福常拉偏架抱住了葆玄，那么血溅地头的恶战很难说不会打起来。双方打架有人拉黑架拉偏手这是让被拉方和他的支持者最忌恨的事了。李福常这偏手一拉就拉出知青对他的反感和不理解。
队里在工分问题上这么拿捏知青，大家心里都窝着一股怒火，恨不得跟队里打一仗发泄一下心中的郁结。
队里把一些不公允、错误的东西强加在葆玄身上，自己干了瞎心事儿可能也怕报复，怕葆玄索性光砍苗不锄草了。于是，凡有修路出水利的活就派葆玄去，那些活儿都是靠力气不用技巧，还能挣个实在工分。
葆玄修水利时也被人调理——把他挑的土筐装得满满的还要拍瓷实了再装一层。又湿又沉的土足有六十斤左右，葆玄挑起来没走三步，咔嚓一声扁担断了。葆玄理智地绽放出不常见的笑脸，笑那帮蠢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笑你们捉弄我不成，反倒因断了扁担而得福——我歇着了。
一天晚上，葆玄闲来无事信步在修水利住的屯子附近的旷野上。脑袋里晃荡着老庄的《逍遥游》“……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老庄啊，我现在正过着您老主张的人畜不分混沌的，但精神上相对还算自由的原始生活呢。几千年过去了，您老的思想精髓就像人身上大小粗细的血管——无处不在啊……啊呀，随着一声惊叫，这句“恶乎待哉”刚滑过脑子，葆玄就抱着老庄重重地栽进两米多深的大坑里，此坑是农户废弃的菜窖。
老庄“先声夺脑”蹿出大坑跑得没影儿了，漆黑的大坑里剩下没了招儿的葆玄。
葆玄摸了摸坑壁，直上直下光溜溜，没有一点攀爬物能帮忙让他爬上来。这下可糟糕了，万一狼也掉进来……葆玄不敢再想了。
“救命啊——来人呀——”葆玄因急因惧因冷喊声凄厉悠长颤抖。持续喊了一会儿侧耳听听周围仍是死一般的静寂。
事后得知，有的老乡听见了，但他们干了一天活累得贼拉死见黑就睡，怎么也不会想到俺们这破烂地场儿咋会有如此闲情逸致的人在大晚不晌儿出来溜达而且还掉进大坑里。
他们听着那由远而近，又随风飘向远处，不像本地口音凄切的呼号求救声儿，闹不清是人是鬼是游魂，吓得不敢出来相救。
葆玄没指望了，不能坐以待毙啊，决定展开自救——用手挖台阶攀援。
庄大爷啊，我真的当一回原始人啦。您瞧瞧连石器时代都不如嘞，大坑里找不到一块哪怕是半个手掌大的石头赐给我，我只好用双手刨啦。
葆玄凭着啃读枯燥晦涩的大部头哲学著作的毅力挖台阶不止，终于在东方未白时爬出坑外，好几个指头都磨掉了皮，指甲盖惨遭劈裂。
葆学究怨恨，怨谁？派工的队长？为了能挣满工？乃老庄惹我脑子？乃书生气闲逸的情致太多？当晚吃多了撑得遛食？不对，破苞米碴子土豆片子撑个啥劲儿？眼瞎？黢黑黢黑的不瞎的人也看不见。
学究愤懑——天底下纵有哲理万千，我独不得一丝公允惠及。唉，说了大天去，怨恨愤懑都无用，归根就是跳进了龙兴二队设计好了整我的黑圈儿里。
仇恨在积蓄
龙兴二队的“向阳花”无声无息地用了一个让我们感觉不到的阴险隐蔽的手法搭了个戏台子，然后社员和知青一块蹦到台子上演“闹工分”大戏。我们认为是合情合理，不知这里竟然暗藏杀机。
我们来以前，队里工分一刀切，社员只要干活就挣满分。虽然龙兴二队也有宗族派别——刘王李三大家族。但是“土地粮食工分”这三个共同的利益被大家维护得如铜墙铁壁般牢固，就像一大家子人共种一方土地共吃一锅饭，看上去相亲相爱，无虞无诈。
自打知青这个时代的特殊群体降落在黑土地上，他们安宁美好的生活就像是被一群强盗破坏了。
社员曾经很直白地告诉我们：你们来此地和我们“抢工分”是我们最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了。
做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吧：一锅饭本来是十个人吃，又来了七个人也要吃这锅饭，饭肯定是不够吃的。于是就添水不添米变成了一锅稠粥。这时，社员的胃液会突然增多，就会引起强烈的饥饿感。吃稠粥的感觉肯定跟吃干饭的感觉大不一样，人们的情绪马上会随着物质的得失跌荡起落。谁人活着不是趋利避害？因此，必然让被迫吃稠粥的社员觉得知青就是架在他们脖子上的刀，时时刻刻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存。
后来我们才醒悟到队里三天两头克扣我们的工分，苦心积虑地拿工分说事儿整治我们，源于我们和他们抢工分，说白了就是抢饭吃，闹了半天是一个这么重大的课题。可是话又说回来，即使我们早就醒悟，我们又有什么办法解决和实现不抢工分就能有饭吃，就不会威胁到社员的利益这样一个实现不了的，应该也是一个很重大的课题呢？
谁之罪？社会？社员？知青？
还有，前文说过的——偷鸡摸狗，这肯定也是和抢工分一样威胁着社员的利益。
上山下乡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偷鸡摸狗是“革命青年”能够在行为准则内约束自己避免发生的，然而我们没有。
问起别的队知青偷鸡不？答：不偷。人家必然有不偷的理由。咋龙兴二队知青的肚肠肠就那么想吃花花食儿？
现在回头想想，二队知青大多数是属于那种没心数，简单，不懂世故为何物的一群昏昏傻傻的孩子，加上起根跟社员的感情不是太融洽，偷鸡摸狗从心理上不会感到很内疚。
再就是身体上的理由，肚里没油水，脂肪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大量缺失，谁人活着不钦羡亮衣美食？
最后，罪过给予“馋”吧。馋不是罪，有罪的是这世道解馋的渠道被封杀，吃好东西的欲望被剥夺。于是，社员的小银行——鸡鸭鹅被我们杀吃，我们无疑就是抢“银行”的强盗。
人类的行为是多种因素形成存在发生的。
这帮有点文化的“强盗”来到龙兴二队自成一体，不渗透社员的思想体系，对他们的蒙昧愚顽不屑不尊重。这就好比不懂规则的“驯兽员”在戏弄猛兽，危险和灾难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开始身陷危地，对天将降大难于我们浑然不觉，仍然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地为社员正在精心建造的“屠宰场”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