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谎言如何终成真理（半壁家园续）
我妈妈——谎言如何终成真理 刘海鸥
全国妇联运动开始斗的是大当权派，妈妈是属于举手喊口号，被分配写命题大字报的那一类。妈妈的官职不过是个小组长，她当年十二集团军的战友在地方上都已经是党政高级领导。有话说“中央一条虫，地方一条龙”。那些地方上的龙无一例外地被揪被斗。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妈妈不过是一条虫，走资派轮不上她，我们都为她庆幸。谁知运动“深入”发展，走资派都斗倒了，就开始抓“小爬虫”了。一九六八年五月毛泽东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作了批示，说是“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建议此件批发全国。”所谓新华印刷厂的经验是：派军管人员进厂，狠抓阶级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全国立刻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单位由军管会和工人宣传队接手，对本单位的“敌人”——地主、富农、反革命、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一次大清查。
此时妇联两派“革命群众”内斗正酣，都想把对方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组织。现在正好借“清队”之机揪出隐藏在对立组织中的“阶级敌人”，以证明对方是藏污纳垢的反革命组织。
他们盯上了妈妈——加入过国民党；参加过国民党十二集团军；当过中尉营教导员；在宪兵队营教导队工作过；党组织关系不清。“揪”出来绰绰有余。障碍在于，妈妈的历史早在五十年代忠诚老实运动中就通过了党总支的审查并作了政治结论：汪容之当年做的一切，都是由地下共产党委派和领导的，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没有问题没关系，可以制造问题，这是文化革命中人们学会的一种本事——无中生有。只要证明汪容之没有经过共产党的同意，私自投靠国民党，就是打蛇打在七寸上了，她在国民党内所做的一切事情就与共产党没有关系，而是反革命活动了。
为了寻找这个突破口，军管会和革委会也的确下了很大功夫。整整一年时间，他们对妈妈采取逼供指供诱供，大会斗小会压的各种手段，逼迫她承认自己“混入党内”后又“投敌”。专案组四下调查，甚至富有想象力地把妈妈的“汪”姓和汉奸汪精卫联系在一起，怀疑她是汪精卫的家族成员，让她交代以前在广州的住址（这就有点愚蠢了，汉奸的罪名要靠家庭住址来决定）。妈妈“交代”的六个地址，经过外调没有一个与汪精卫豪贤街的家有关系，“汉奸”的罪名只好作罢。
（写到这儿我才理解为什么妈妈在一九六八年，而不是一九六六年文革刚开始，把我和海燕的日记、保存的信件和其他文字的东西全都悄悄销毁，弄得我们和她仇人一般。）
妈妈不知道自己正在被一步步地引向一个设定的陷阱，还在每天搜索枯肠地回忆三十年前的人和事。她列举了大量的证人证明她每一个阶段的每一个行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被她划分到某天的上午下午甚至小时分钟这样清晰。妈妈天真地坚信，只要本着对党认真负责对自己实事求是的态度，她的问题一定会搞清楚。
一九六九年十月，“专案组”全国各地转游了一圈回来后，召开了汪容之批斗大会。大会上专案组人员当众宣布，外调的结果是：“关于汪容之历史的所有关键性的证明材料，没有一条与她所交待的相符合。她所交待的所谓历史事实全部是伪造是谎言，这证明了她的态度极为不老实，妄想蒙混过关。”
妈妈五雷轰顶，这怎么可能？难道过去的老战友竟同时迸发了集体遗忘症？据专案组说，她入党以后的第一个联系人说：“我根本不认识她”；批准她进入十二集团军的党的领导人说“没有那回事”；政工大队地下党支部书记说“误以为她是党员”；政工大队的党小组长说“记不得汪某参加过组织生活”；甚至她的亲人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的回答是“记不住了……”。只有一个叫余步韫的人肯定了妈妈所说的一切，但是没有用，因为她是妈妈发展的党员，如果否定了妈妈，她自己不就等于釜底抽薪，成为更假的假党员了？她为了保全自己，必然与妈妈沆瀣一气，攻守同盟。所以她的证词根本不加考虑。
调查结果无疑是对妈妈致命的一击，她不明白为什么一夜之间所有的人都背叛了她。接着，大会宣布“建议”定妈妈为“变节分子”，开除党籍，按敌我矛盾处理。妈妈认为此建议不符合事实，向党组织请求再次认真过细地调查分析。
没有商量。下一步就是“砸实”，把“建议”变成“结论”。采用的是攻心战术。他们对妈妈说：“你的问题是受审查人中间最轻的，只要老实承认当时没有党组织关系，你就没事了。可是你现在交待的问题与我们得到的旁证不符，我们可以说你这就是欺骗党组织，要罪加一等。”妈妈知道自己所交待的都是事实，如果需要，她愿意和所有的证人当面对质，但是这根本不可能实现。她很绝望，心里防线终于抵挡不住了。按她后来在申诉书里的话说：
“我终于经不起考验，按照专案组的指供被迫作了假交待，说自己隐瞒了脱党的事情，把一九三八年以后一般的工作关系、同事关系、姐妹关系说成是党的关系。”
在无数同一指控的包围下，妈妈也可能犯了迷惑，不由自主地成为他人设定的情节中的一个角色。那句话“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从心理学的层面上来说，还是有些道理的。总之又一座堡垒被攻克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胜利。
干嘛他们和妈妈那么过不去？不是的，难姐难妹所在多有。妇女集中的妇联文革中左得出奇，到那时为止，已经揪出三个“反革命分子”，开除二十多人的党籍，“挂起来”的十多人，一人自杀，占全体党员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三、四，即是说每四点一个党员里就抓出一个坏蛋，党的队伍应该是纯之又纯了。
再踏上一只脚
紧接着，妈妈得到通知，立即离开北京去“五七”干校。
离开北京之前妈妈最重大的举措是把多余的房屋交给政府。这次的“交公”没有像大跃进时的街道动员，没有像文革开始时的红卫兵胁迫，没有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完全是自觉自愿的。“五七”指示加上林彪的第一号命令，让妈妈认为再回北京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了。不光是她，家里的每个人都将永远地呆在他们的湖北咸宁向阳湖（爸爸）、新疆伊犁农四师（海燕）、山西原平（克阳）、内蒙莫利达瓦（刘元）和京郊永丰屯（我），与北京再也无缘。她只留下了西跨院耳房和北屋一小间，总共二十来平米，让我周末好歹有个去处，姐妹们回京探亲也有个落脚之地。是的，妈妈从来不考虑过去或者未来，也不吝惜打碎坛坛罐罐，所以能够快刀斩乱麻地处理房子，就像她每次逃难一样，干净利落地带上几件生活必需品，就够了。
八十多岁时，妈妈跟我聊她的经历说：“我从五岁起就逃难，我的一生都在逃难。”我心想，为什么这么说呢？糊涂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家不是稳定在一个地方吗？现在想明白了，无尽无休的政治运动，加上六八六九年上山下乡和干校带来的家庭大迁移大解体，更像是让人的身心两下无处可去的逃难。妈妈一句话概括了八十多年的家国之难。
在妇联和文化部的干校中，妈妈选择了去爸爸的干校。她不愿意去妇联干校。家里六口人已经分散在天南地北五个地方，再增加一个地方，互相的联络就再增加一些困难。还有，那个妈妈工作了二十年的地方已经伤透了她的心，昔日的同事朋友都已经成了乌眼鸡，何况她现在是什么身份。
更没料到的是离开北京前一个小时，妇联军管会和革委会“再踏上一只脚”，让妈妈彻底地切断了对这个机构的任何念想。
十一月四日，是妈妈出发的日子。动身前一个小时，妇联突然派人到家，让她立刻到机关去。在革委会办公室，领导拿出一张纸叫她签字。这是一张结论书。上面写道：
“汪容之一九三八年十月当日寇进攻时，贪生怕死，未经共产党批准私自投靠国民党，任宪兵教导队指导员，做反革命工作，两次参加国民党。私自投靠国民党后，没有党组织关系。一九四六年到烟台解放区后又冒充党员，骗取党籍，是政治骗子……，定为变节分子，按敌我矛盾处理，开除党籍。”
该结论永远不能翻案。
这是妈妈在震惊和匆忙阅读之中记住的字句，字字都像利刀插在她的心上。
妈妈连日来正处于退房搬迁的忙乱之中，没有想到曾经承诺“只要承认了……你就没事了”的组织突然给自己来了这样一闷棍。她的脑子完全被这一击打懵了，又加上她正担心着千万不要误了火车，她对出门这样的事情总是很紧张的，于是糊里糊涂地签了字。回到家，急急忙忙就要奔赴火车站。我埋怨道：“你为什么要签字呀？你不应该签！”妈妈突然醒悟了，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对呀，我不是假党员不是政治骗子不是变节分子，我为什么要签字？”但是晚了，白纸黑字已经落下了她的名字。
妈妈不服气，到达干校的的第二天，立即给单位写了一封信，声明不同意开除党籍的决定，自己的签名是一个错误，作废不算。爸爸知道此事后，苦笑着说：“你真是天真，作废不作废是由你说了算的吗？肥肉叼到老虎嘴里，你抠出来试试？”爸爸平时话不多，脑子是很清醒的。
签字或者不签字，妈妈都已经被视为“敌人”。
秉烛夜游
妈妈寂寞无声地走了。送走她我回到空无一人的家，躺在她的大床上。她的气息还是无处不在。突然间一阵怜悯控制了我的身心，在她走前一切感受都被世界末日般的忙乱占据和掩盖了，这会儿像反刍一样连带着无数的往事爬上心头。
谁也没有资格给我的妈妈做结论，除了我们，自己家人。
对妈妈的为人和一生，爸爸曾做过一个高度概括，基本上是两条：“你妈妈不是一个俗人。”“你妈妈这一辈子对党何止是忠心耿耿，简直是愚忠愚效。”爸爸的目光精准，既是赞赏又是惋惜，抓住了她的全部。
不幸的是“不俗”和“忠效”这两者从来是不可调和的，妈妈本真的个性——“不俗”与她大半生的活动轨迹——“忠效”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从人格完善的角度来说，她这一生度过得真是毫无意义。
妈妈的忠效，和中国亿万个党员及非党员的行为一样，不必多说。但是她的不俗，我要大书特书，留下她作为“这一个”人生活在世上的一些痕迹。
妈妈的不俗，从外到里，从里到外，但不是那种清高出世，幽雅离群，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型。她的不俗在于她的豁达大度，不沉溺于儿女情长，不纠缠于细枝末节，不为身外物所累。一句话，大家风范。
在妈妈眼中。金钱房屋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不过是身外之物，来去自便，从来不会留在她心上。她也珍藏了些许有价值的东西——一点碎金块，还有一个金戒指，加起来有一两二两，放在一只打着补丁的棉线袜子里。偶尔她拿出来看看。这点金子是外婆留下来的，无论生活多么艰苦，甚至逃难时都没有动用过，只是留个对外婆的念想。文革一来，妈妈恐怕这点金子被抄走，不得不上银行兑换，拿回八、九十元。
妈妈天生丽质，却质朴无华。她没有耳环项链，也不带戒指。她的衣服只有数得出来的几件。冬天一件洗得发白的列宁装、一件中式罩衫，夏天一条灰色带蓝条的旗袍、两件本色柞蚕丝短袖衬衫。记得有一个周末全家出门吃饭，妈妈发现柞蚕丝衬衫上有破洞，临时缝补，耽误了时间，吃饭泡汤，大家都不高兴。妈妈最体面的衣服是一套毛呢衣裤、两条旗袍，一条玫瑰红的，一条湖绿色的。是在重大场合穿的，比如接待外宾或在人大会堂开会。有一次她带我们去北京饭店参加舞会，就穿了那件玫瑰红旗袍，漂亮极了。那天晚上，周恩来总理也去了。文革时那两条旗袍剪成上衣，染成黑色。
有妈妈在前，我也不在乎穿着。她的那几件列宁装后来染染色给了我，我如获至宝，高中三年一直穿着。一次班主任找我谈话，竟问出了这样的问题：“你出身高知，又满脑子小资产阶级思想，为什么穿的衣服那么朴素？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暗笑。
妈妈的不俗除了源于她自由天性在内心的激荡，文学历史也深深地影响着她。
妈妈对古诗古文过目成诵，对历史典故了如指掌。不论朝代，不论作者，发现一个好句子她就高兴的不得了。“困难时期”她买到一本“黑纸”印刷的《唐诗选》，天天在灯下捧着看，把以前没读过的诗一一念过，还拉着我一起读。记得有一首并不著名的描写塞外胡人跳舞的诗，将胡人狂放的舞姿描述得活灵活现，妈妈十分赞赏，击节念诵，一遍就背下来了。我只记得头一句是“胡腾儿，胡腾儿”。
论起古文和历史知识，家里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妈妈，可惜她的丰富知识，除了早年教书时向学生浅浅地倒出了一点儿外，后来基本上处于浪费状态。
妈妈熟读《四书五经》、《道德经》、《逍遥游》一类传统文化的“精华”，却从不言老孔，唯对庄子独有钟爱，这一点我十分欣赏。在我看来（可能更极端一些），老子孔子学说不过是相辅相成地塑造奴性人格的帝王之学，而庄子则是中国哲学思想中最具人性的一支独秀奇葩。相应地，古典诗词中妈妈喜欢狂纵不羁的李白和潇洒舒放的苏轼。诗人们的自在心灵和对生命的旷达深深地嵌入妈妈的意识底层，并化作她的人格魅力。年轻时的妈妈潇洒，奔放，豁达，超脱，追求精神上的自在。后来“主义”的约束让她变得循规蹈矩，但是她的内心从没有改变过。
我是从妈妈喜欢的诗文开始了解她的。
初中开始妈妈让我背诵《古文观止》。第一篇是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只有几百字：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花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斗数。
这是妈妈最喜爱的一篇。她捧着书，凑近灯光，一字一句地给我讲解，如醉如痴，如同自己置身于群季俊秀之间。甚至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我给她念起这篇古文，她还频频点头，眼睛放出光彩。
连妈妈的字都是劲道十足潇洒有致的，隽秀中蕴含将帅之风。
与“不俗”相悖的是妈妈的“愚忠愚效”，也恰恰来自她的性格特点，甚至源自她的“不俗”。
妈妈心地通透，坦坦荡荡，不羁陷于小事小非，不蝇营狗苟，不飞长流短，不玩世不恭，不会撒谎也识不破别人的谎言，心无城府也看不懂别人的圆滑虚伪。按我们几个孩子刻薄不敬的说法是“缺心眼儿”。毛病就出在这里——轻信。她把别人都想成君子，对别人的话都深信不疑，更不要说对上面的指示了。她相信党，党的话绝对正确，党的纪律绝对服从。从她入党的那天起，她不需要再思考什么，党就是大脑，替她安排了一切行动。
妈妈也会“犯错误”，那是因为她说话率直诚实，道出了事实真相。按爸爸的说法是“不会说话”。但是如果一旦被告知“犯了错误”，她会真心地认为错在自己，并在组织的“帮助”下心悦诚服地与党达成一致。
就这样，她的独立思考能力渐渐被消解，自在精神渐渐被抽空。即使这样，她还是被不依不饶穷追猛打。能不是悲剧吗？
精神上的悲剧啊。
抹不掉的几滴遗迹
妈妈能经受住这样的打击吗？
到底是狂风暴雨中过来的人，不会服输，妈妈开始了长达五年的申诉。
干完一天的农活，妈妈趴在床上写申诉书，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信件寄到妇联党组、革委会、军管会，以至国务院、纪登奎、康生、邓颖超、周恩来……
盼望着等待着。没有任何回音，等来的是妇联因其“翻案”而恼羞成怒又变本加利的处罚。十四连（干校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队）的党支部书记通知妈妈，妇联来信了：除去重申汪容之为变节分子，敌我矛盾，开除党籍的结论外，又加上行政降七级，冻结全部工资，每月发生活费二十五元，长期留干校劳动等惩罚条款。
几年后，爸爸和大部分人从干校调回出版社重新工作，妈妈还留在文化部干校，妇联不发话，干校也不知道把这个社外人员怎么办好。
五年以后，妈妈的问题最终澄清，妇联退回了她所有的信件和申诉材料。妈妈看到，那些曾寄给总理们、大姐们的信件上面用曲别针别着巴掌大的一块纸，是国务院信访处的收执。上头三分之一的位置印着红色的最高指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然后是两行印刷字以及手写填上的台头、信件数目及具体日期：“全国妇联：转去来信1件，请查收酌情处理。某年某月某日”。再加上一个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处的图章。再看其它的信件，处理更简单，只是在上面盖了一个图章，上刻“国务院收信，年月日”旁边是铅笔字：“转全国妇联”。
真是多余设一个“信访办”。用老百姓粗俗的话说，“脱了裤子放屁——多一道手续。”
从其中一个信封上的日期来算，妈妈的申诉从咸宁五七干校寄出到国务院信访办，再由他们寄给全国妇联，总共只用了五天时间。
五天时间！对收执上面的红色指示不啻是一个讽刺。必须赞扬的是中国邮政工作，即使文革如此混乱，邮政没有乱。在最短的时间里，从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向阳湖”（文化部干校的美称）把信件送到党中央手里，又从党中央手里送到到妇联党组。这是很令人感动的工作态度。
而妇联党组又是怎么处理这些信件的呢？在一个信封的背面有这样的批示：“请示崔代表（军代表），崔说：等以后再解决，暂不答复。”崔代表一句话，宣布了妈妈精神上的无期徒刑。
我的心为妈妈疼痛。当她翘首企盼青天大老爷能为她伸冤平反时，她的所有的申诉材料还没落地，在一个什么“办”就被截了流，和所有草民们的信件一样，都经过一张现成印好的小纸头或一个大公章打回了原单位。要说妈妈还不算真正的草根阶级，至少在她工作的单位里，是整天与“大姐”们见面的。
徒劳啊徒劳。没有人去看这些东西。可怜蒙在鼓里的妈妈几年来一直在做着徒劳无功的事情。
后来妈妈把这些信件订在一起，加上一张纸作封面，上面写道“《抹不掉的几滴遗迹》——十年浩劫中我的冤假错案”。不知为什么我多次读成“抹不掉的几滴眼泪”，妈妈是从不流泪的，但是这些字，都是眼泪化成的。
集体遗忘之谜
妈妈后来发现，有些证人在不同的场合说的话是不一样的，比如那个批准妈妈姐妹俩加入十二集团军的党的领导李某某。一九六七年姨姨的单位找李某某外调她的历史。他承认曾批准汪家两姐妹投考十二集政工队。而一九六八年妇联去外调时他又说只认识我姨姨，不认识我妈妈。
这里只有两个可能：不是妇联外调人员别有用心，就是证人们犯了集体遗忘症，或两者兼有之。
妈妈去干校不久我就从姨父那里弄清了原委。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姨父：谢立全，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二九年十二岁参加红军。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他参加了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九年延安委派他到广东开展抗日敌后武装斗争，担任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副总司令，就在那时认识了我姨姨。共产党建国后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五舰队司令，海军学院院长等职务。
看过爱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人一定记得第一页是一个红军号手在一面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下吹号的照片，题为“抗战之声”。这位吹号的红军战士就是谢立全。
七十年代初，姨父得了癌症，到北京来疗养，那时北京就剩了我一个人，姨父经常来看我，或者我到三零一医院去看他。
一次姨父和我谈起妈妈，毫不留情地批评道：“你妈妈私心太重，经不起考验，怎么能承认自己没做过的事，自己把自己的历史就否定了呢？”我说：“你不知道单位给她施加了多大的压力。”姨父说：“战争年代如果被敌人抓去，压力岂不更大？难道就向敌人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了？这叫叛变。”还是姨父敢说话，把现在的革命派和过去的“敌人”两者相提并论。当年国民党迫使革命者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以便消灭；现在“革命者”迫使共产党承认自己是国民党，也是为了消灭。历史真会开玩笑。
姨父讲起妇联找他外调的事情。当时军内在文革的震荡下也分化得十分厉害，姨父也受到了冲击，此时两个妇联女外调人员找他调查妈妈的党组织关系问题。姨父原原本本地提供了一九四六年在广州以及北撤后妈妈的组织关系运转的情况。可是来人的本意是要寻找妈妈是假党员的证词，姨父的证明当然不合她们的要求。两个女人立时面目狰狞起来，其中一人对姨父咆哮道：“你自己是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还胆敢保一个叛徒过关，罪上加罪！”这哪能威胁得了十二岁参加革命的姨父？他眼睛一瞪，“啪”地一拍桌子，怒斥道：“你们还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们还要不要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滚出去！等你们想好我的问题，再来找我。”姨父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眼睛不由自主地又瞪了起来。他的眼睛大而圆，稍外突，瞪起来就是传说中猛张飞的铜铃眼，虎虎逼人。两个外调人员没想到还有人如此凛然，害怕姨父那气势，灰溜溜地撤走了。第二天两个人想好了，回来了，态度特别和蔼，特别配合，乖乖地接受了姨父的证词。
姨父的故事大快人心，不论什么时候一想起来就觉得痛快，我由衷地佩服他。
可以想见，妇联外调人员是怎么对待其他证人的。像姨父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并不多，绝大多数人是以保住自己为要，于是就发生了“集体健忘症”。不过，姨父的正义和两个外调人的走麦城对妈妈并没有什么帮助，专案组在大会上出示那些不利于妈妈的证明时，唯独隐瞒了姨父的证词。
爸爸的外调遭遇也可以旁证一下文革中谎言是如何变成真理的。爸爸参加革命的时间早，当过领导，发展过许多人入党，其中很多人后来还成为共产党的高层干部。他又好结交，社会关系极为广泛。文革中大兴“外调”之风时，爸爸成了活历史，每天找他的外调者不断，多的时候一天三四拨人，是出版社被外调最多的三人之一（还有冯雪峰、楼适夷）。一天爸爸回家，脸上带着伤，说他被打了，打他的是外省来的专案组，调查他过去认识的一个人。他们对爸爸的证词不满意，逼着他按照他们准备好的材料签字。爸爸开始还有点坚持真理，告诉他们：“事实并不是那样。”他们就打他，两个人上来把他的双臂反剪，一个人把他的头按在桌子上磕碰。听到这儿，我心疼死了：“后来呢？”爸爸苦笑道：“后来？就随他们去吧。”我心里升起一丝遗憾，在那个年纪和那个时代，我满脑子已经被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宁死不屈的英雄占领。爸爸又说：“你知道袁敏阿姨怎么死的？她没按照外调人员的意思作证，满口的牙都被他们打掉了，最后不堪折磨上吊而死。”个人的坚持真相，在黑白颠倒无正义无是非的大气候下于事无补。爸爸和姨父，一个书生和一个将军是没法做比较的，况且将军虽然主持了正义不是也没用吗？
一九七三年，姨父终因久病不治，在北京三零一医院逝世，享年五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