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越战老兵朋友（十一，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完了 大结局）

我的越战老兵朋友（十一，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完了·大结局）

 

刘海鸥（铿锵猪）

 

孤独是一条黑狗

 

戴维失去了生活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剩下了孤独。

孤家寡人的戴维，每天无聊地拿着电话本，挨个给朋友们打电话，重复一些说过无数次的故事，开一些醉酒后无聊的玩笑。一次两次还可以，天天如此，让人烦得不行，总是推说马上要出门或家里有客人，挂断了电话。他也知道那是借口，骂一句“以后没有这个朋友了”，在电话本上划掉了这个电话号码。电话本上的号码越来越少，旧时的朋友们离他越来越远。

唯一的一个伙伴是老虎机。喝了酒他就摇摇晃晃地去酒吧或俱乐部打老虎机。一手举酒杯，一手按键，按一下，五块钱。几百上千元一会儿工夫就玩完，直到现金卡里耗光最后一分钱，才踹一脚老虎机，跌跌撞撞离开。因为和别人抢老虎机打架，他几次被驱逐出去，最后周围的几个酒吧和俱乐部都禁止他进入。

他成了那条街著名的酒鬼和赌鬼，人人都认识他，见面也点头打招呼，转过身却讪笑地望着他的背影摇头叹息。

连我和老宋也算上，不愿意和戴维联系，因为在他那儿所得到的信息全是负面的，毫无益处，反而精神上的压力加大。

戴维招了两个中国女学生与他分租，一方面为了减轻不再工作后的生活负担，更主要的是房子里有些人气。那两个女孩对他很关心，一天女孩给我打电话说，戴维又尿血了，他要和我谈话。我只好去了。

戴维正襟危坐，说：“我要和你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他说：“我已经看了大夫，做了CT，癌已经长到有杏子那么大，扩散到了前列腺，也已经有葡萄大小，在胃里已经长得如苹果大小。医生说我只有六个月的存活期了。我问大夫应该怎么办，大夫说，享受生活，过一天是一天，爱抽烟爱喝酒都没关系，总之让自己过得好一些。”

两个同住的中国女孩在旁边难过得为他流泪。

我心存怀疑，他的态度太从容镇定了，他的语言太有条有理了。这不是他，如果是真的，他会像上次得知患了癌症那样双手发抖，语无伦次。

我说：“我根本不信，你说实话吧。”

他无奈地说：“你聪明，瞒不过你。全是瞎编的，因为你和老宋再也不来看我了。我想让你们来，我需要同情，我需要有人关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事情，大家不可能总是围着你转。”临走我说，“戴维，自己站立起来吧。”

他在我身后喊道：“孤独！孤独！你们尝过孤独的滋味吗？它是一条黑狗，寸步不离地跟着你。”好像是丘吉尔说过类似的话。

 

救救我

 

在戴维有限的清醒时刻或半清醒时刻，他也知道喝酒害事，也想戒酒，也在寻找戒酒的方法。他从报纸上剪下条条块块关于戒酒的文章，并一条条试过。

他去看过医生，医生给开了戒酒药。

一天晚上，那天是中秋节，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全家团聚正在吃晚饭，戴维来电话了，声音低沉可怕，嘶哑着说：“我喘不上气，我要死了，救救我。”我和老宋赶紧放下晚餐，奔过去，同时打了急救中心的电话。那阵我家离他家很近，开车不用十分钟就到了。急救车也同时到达。推门进去，只见他呼吸急促，一头冷汗，口吐白沫，涕泗交流，浑身战抖，象发了大烟瘾。

急救人员查了所有的指标，均为正常。问：“吃了什么东西？”“戒酒药，用酒服用的药。”亏他想得出，戒酒药就酒！急救人员说：“他可能是酒精导致的药物反应，不用上医院，再观察一下，如果情况不好，再叫我们。”又叮嘱他：“戒酒药千万不能用酒服用。”

他干脆再也不吃戒酒药。

他去参加过“AA”。

“AA”（Alcoholics Anonymous）是戒酒者协会的简称，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想戒酒的酒鬼们定期聚会，讲述酗酒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的危害，交换戒酒的经验体会，互相帮助和互相鼓励戒酒。

他参加了几次“AA”会议。一次我和女儿也和他一起去了，女儿在学校写论文，讲青年人的问题，和酗酒有关系。

几个男女青年轮流上台介绍自己是怎么开始酗酒的，造成了什么危害，现在如何戒酒的经验。我听得津津有味，女儿疾速地做着笔记。

会议结束我收获特大，看到了社会某一个方面。问戴维，感觉怎么样。他一撇嘴，耸耸肩：“你看会场上挂着的牌板了吧，上面写着戒酒的十二步骤？那都是bullshit（胡说）！第一条就是，要承认我们自己对酗酒是无能为力的，必须相信只有伟大的主才能帮我们摆脱这个恶习，因此我们要把自己意志和生命置于主的关怀之下……你以为世界上有‘主’吗？那都是骗人的。”他说，“我自己就是我的‘主’。”很有点《国际歌》里的意味，但是他这个“主”连自己都管不了。

“再说了，那些毛孩子的戒酒经验对我毫无作用——不过是因为在家里家外闹了些小矛盾就酗酒，太小儿科。他们经历过战争吗？他们知道战争留在心里的创伤吗？没法相比。”

他不再去“AA”了。

他也去过教堂。他从来不相信上帝，但是在最无奈时候他想试试向找教堂的牧师寻求精神上的援助。

他请我和他一起去，原因是有一个女士在旁边，他不会被当成精神病人赶走。他敲开了莱卡一个教堂的门，一个神父出现在门口：“你有什么事情。” 戴维喃喃道：“神父，请您救救我这个可怜的人吧，我酗酒、赌博，我的亲人和朋友都离开了我，我请求上帝和上帝的仆人您帮助我摆脱这些噩梦……”说着，已是眼泪哗哗。牧师看着这个脏衣烂衫，醉醺醺的人，没有被打动，连门都不让他进，把他堵在门口应付了几句：“上帝会宽恕你的，欢迎你周末来参加礼拜”之类，就关上了大门。

戴维气坏了，指着教会院子里的房子和汽车大骂：“看看！都是些是吸血鬼！敛着教徒的钱财，住着教会的好房子，开着教会的靓车，却不为信奉上帝的教徒办事，该下地狱的是他们！”又说，“海鸥，你看见了吧，你陪着我，穿得这么高雅，显得这么有教养，他们根本无视你的存在，照样把我推弃在大门之外。上帝根本不想帮助我！”

在他的心里，教堂画上了叉子。

最无奈的时候，他终于选择了他最忌讳的戒酒中心。

一天他主动打电话找我们，请我们开车把他送到阿弗雷德王子医院的戒酒中心，在那里可以得到药物的强制性治疗，而且都是免费的。

戒酒有几个疗程，要在医院住一段时间。戴维捡了几件衣服夹着个小包留在了医院。我和老宋都很高兴，这回戴维有希望了，我们也不必整天卷入他的生活了。

刚回到家，就接到戴维打来电话。我问：“你在哪儿呢？”

“我在家呢。”

我心里一沉，这人真是没治了。“为什么？”

“你没看里面都是些什么人。吸毒者流浪汉妓女……都是人渣。和那些人待上半天就会发疯。”虽然醉，戴维还不忘自己的身份，他读过大学，当过百万富翁，会讲好几国语言，他能和那些loser交谈，但是不能与他们为伍。他自己打的回家了。

戒酒中心没戏。他难道不知道，在别人眼中他和他们都是一样的。

最后一招——打热线电话求助。

黄页电话本上有无数热线电话，帮你解决由疾病赌博抑郁症……产生的心理问题。刚开始他是认真地打电话求助，没多久就变成了打发无聊时间的游戏，所有的电话都打，编出一套套悲惨故事向热线求助——同性恋、夫妻打架、生活拮据、孩子离家出走、甚至自杀的企图（其实和他的实际情况也差不多，不过他编得更离奇曲折而已）。全都打下来，他的结论是，那些接线人只是为了挣一份工钱而说着毫无作用的职业性套话，没有一个人真正把你的问题当作一回事，没有一句话说到点子上。

简直没路可走了。

“救救我，救救我！” 戴维每每捶着桌子大声疾呼。

 

土拨鼠

 

来澳洲之前我不知道是么是抑郁症，几乎没听说过。我们那一代人，我们的上一代，上一代的上一代，历尽了苦难，所做和所想的只是怎么填饱肚子，怎么从同类的挤压中保存生命，没有时间抑郁。也可能有人有抑郁症，但是被赋予的名称是思想问题，大家就不敢抑郁了。那病或者不治自愈，或者控制不了而精神分裂，而自我了断。抑郁症本来就是精神病的一种。　

所以对戴维的抑郁症我们并无知觉，我和老宋不断给他做“思想工作”，我还特地买了一本《道德经》的英译本送给他，希望他看了能够顺时应势，放下过去，面对现实。这位老兄看完了以后，对老子赞口不绝。我很有成就感：“讲讲你的心得体会。”他说：“我的思想和老子是一致的，老子说Do nothing（无为），我也要跟随他Do nothing。什么事也不用做。”敢情他是这么歪解老子的。我解释：“‘无为’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做事不要违逆自然规律，这样什么事都能做成了。”他说：“嗯，你很聪明。”不说赞成，也不驳你的面子说不赞成。下一次照旧拿“无为”给不去干活当借口。

不干活的戴维整天站在厨房台子的一个拐角。自打我认识他起，角落就是他最心爱的地方。他说在军营受训时，教官告诉他们角落是最安全的，背部两个方向不会受敌，前面九十度的空间易于战斗。从那时起，不管到哪里首先站定一个角落。他倚着拐角，一边是烟，一边是酒，看着窗外，可以一天不动窝。

戴维整天站在一个角落。

 

 

我问他：“过这么无聊的生活，你难受不难受？”

他说：“你看过那部电影吗？《土拨鼠日》（Groundhog Day）。土拨鼠每年春天在同样的日子，同样的时间冬眠苏醒，钻出地洞，昭示春天来了。那个镇上人们就在这天举行盛大的节日。一个天气预报员，到了这个镇子上，发现他自己在这里每天过着同样的生活，在同样的地点遇到同样的人……

“生活的本质就是——重复。”醉了酒，有时就变成哲学家。

“我站在这里看着窗外，每天在同样的时间发生着同样的事情——5点55分，报纸店的老板领着两条大黑狗开店门；6点5分，一个垃圾车从街上通过；6点17分，一个穿黑衣服的中国青年上班，而且总是那身衣服；6点33分，一个白发女人出来遛狗；7点8分，夫妻俩人一起走过去；8点25分，一辆橘红色的汽车开过来；8点半，一个人在对面街的拐角点烟。每天如此。这就是生活，不仅是我的生活，是一切人的。生活就是重复，毫无意义的重复。”

他这样说，我还没有和抑郁症挂上钩。

后来他连站也不再站着了，他坐在床前，身体佝偻，眼睛空直，头深深地埋在胸前。如果走动，则是行动迟缓，有如冤鬼幽魂。说话也是含混不清。

他说他脑子里有个开关，开的时候就正常了，关上就忘了一切。所以他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

糊涂的时候，听到飞机飞过的声音（他住的那个区每过十几分钟就有一架客机飞过上空）就作出高举机关枪的样子，嘴里“突突突”地扫射，眼睛里露出杀气。一会儿大叫：“越共来了！中共来了！”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哀叫：“蜘蛛，满屋都是蜘蛛！”双手乱舞“挥打”蜘蛛。

要不然就自言自语：“我要走了，我要回家。”

两个中国女孩被他吓跑了。

清楚的时候，他说：“活着毫无意义，不如死了。你看过《生活在拉斯维加斯（Live in Las Vegas）》那个电影吗？，那人到拉斯维加斯饮酒自杀而死。我也要像他们一样买四瓶沃特卡全部喝光而死。”

我心想，他只是说说而已，他对癌症的恐惧表明了他多么想活着。

可是戴维真的演了一出自杀的戏。

一天他弟弟斯特沃来看他。补充几句，戴维有同父异母的、同母异父的以及同父同母的共十四五个兄弟姐妹，都是些大学教授、中学老师、政府公务员……还有身价百万的商人，总之都有着不错的工作和收入，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除了这个弟弟斯特沃，其他兄弟姐妹几乎没人和他联系。就这么一个弟弟，戴维还是要和他打架。那天下午斯特沃去看他，两人不知为什么打起来，戴维扬言要杀死他弟弟。打不过，就说要自杀，弟弟说：“你去死吧，谁在乎。”他真的跑到车库里，把一条吸尘器的长管一头接在汽车排气管上，另一头通进汽车，把窗户关严，发动引擎。坐在那里等死，还没死，人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斯特沃冷眼看着他“自杀”，然后把吸尘器的长管从排气管上拔下来就走了，还给我打了个电话：“麻烦你去看看戴维，他自杀了。”从此就永远消失在戴维的生活中了，斯特沃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戴维的葬礼上。

我赶到了戴维家（我必须承认，我非常不厚道地感到一种解脱，我的生活被他搅和得乱七八糟），只见车库门大敞，汽车突突突地发动着，戴维垂着头坐在汽车里。我以为他死了，喊了两声，他醒过来了：“你救了我？是你救了我！”接着大骂，“斯特沃这个混蛋，明明看见我自杀，见死不救，竟然就走了。以后他永远也不再是我弟弟了。”我说：“既是要自杀，为什么又骂别人不救你呢。恰恰是斯特沃拔掉了管子，没让你死成。”他不相信。

我之所以说他演了一出自杀的戏，是因为我觉得他并不是真想死，而是让别人注意他。

不管他是不是真的自杀，我感到他的问题确实很严重了。我给他的小女儿妮可打了电话，我们一起把他送到若泽尔精神病院。

医生说，他患的是严重的精神抑郁症。

对于他自己的抑郁症，戴维是这样描述的：“我被禁锢在一个四面封闭的屋子里，我在黑暗中徘徊，突然面前有一道光明，我扑过去，想抓住它，它倏然消逝，留下的，是更加漆黑的世界。”一醉，戴维说话就有了诗意，末了还要来一句法语“赛拉磨”（戴维说意思是“这就是生活”，后来我的法国朋友说应该是“塞拉未”）。

 

演习未来

 

医生开了抑制忧郁症的药。用通俗的语言说这药叫快乐药（happy pill）。快乐药没有使戴维快乐起来，吃了这药人混混沌沌，就想睡觉，忘事，还恶心。他把药扔进垃圾桶，继续他的抑郁。

前面说过，他的生活中几乎没有朋友了，他只能拽着我和老宋。我们与他的朋友们不同的是，很难说“不”，所以总是被他牵牵扯扯。他经常让我们去接他，说“请我们吃饭”，到意大利餐馆吃面条，或去RSL俱乐部吃自助餐，有的时候，在艾史费尔德吃中国餐。说是“请”，每次几乎都是我们付账，倒不是他耍赖，他是个很好面子的人，在正常情况下他是决不会让人家付账的，是我和老宋坚决要付钱，因为他口袋里的钱常常不够付三个人的帐，我们是二对一，怎么好意思让穷愁潦倒的他为我们付钱呢。更多的时候他已经醉醺醺的，根本忘记了付钱的事。

一天我们在市中心的中国城餐馆吃完饭出来，他趔趔趄趄地走在乔治大街上，突然一屁股坐在一个商店的台阶上，伸着手对来往的行人用可怜的声音说：“给一块钱吧，我肚子饿了，没钱买饭。”我和老宋去拉他，他死死地坐在那里不动，我们只好站在五米以外，等着他演完这出戏。他一个人一个人地乞讨，没有人理他，一分钱都没讨到。半个钟头后，他站起身来，说：“这就是我的未来，我在演习我的将来。”又骂道：“现在的人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二十年前，不要二十年，十几年前，你就是躺在公园的草地上睡个午觉，醒来身边都有人家扔下的钢崩儿。”

让戴维自己去建造他的未来吧，让他演戏给自己看吧，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们对他已经尽到责任了，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对他负责，如果尽了一些责任，也是看在朋友的份上。我们决定不能再让自己的生活被他搅乱，可以远距离地保持朋友关系，但是再也不管他的任何事情。

很长时间我们不再过问戴维的生活。据说他自己闹得无边无际——曾经裸体上街，又曾经手持刀子坐在门口，对来往行人喝斥。

有人报了警，警察局查到他的军人番号，告诉了军队。退休军人委员会给戴维打电话，说：“我们知道你一切的行为，很多人投诉你。”他们派人来带戴维去检查身体，普通医生、心理医生和精神病医生一起给他做了全面的体检。军队给他提供了一套老兵退休村的房屋，在如诗如画的中央海岸，免费，并可以得到养老费。戴维拒绝了，原因是老兵退休村离悉尼市太远，他自己是个“城市动物”。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退休村里都是军人，见到他们会勾起他最伤痛的回忆，而且这些人在一起免不了要谈起战争，他永远不想再听到。

戴维的现实问题是没有钱交房租。房屋中介所的人三天两头来催房租，警告要把他撵走。为了躲避这些讨厌的人上门，戴维决定离家出走一回，尝试一下街头生活，为将来做个准备。 他带着枕头和被子，开着车，在外面流浪，白天睡在车里，晚上出来活动。

一个凌晨的三四点钟，一群青年包围了他的汽车，敲窗户打车身，寻衅闹事，吓得他缩在车里一动不敢动。事后他嘴硬说，现在身体不行了，要是在以前我一个人能把他们五六个人全打趴下。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流浪了。

他知道我喜欢听这些事，写了一篇短文寄给我，讲述他的流浪生活经验。转录如下：

 

在我遇到那个流浪女孩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变成一个流落街头的人。那是一个家在海边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她跟我借火，然后一整夜和我坐在我的汽车里。我睡着的时候她走了，拿走了我的一件毛衣，我在伦敦买的，还有一包烟。

我决定当一个流浪街头的人，只当一个星期。虽然我有很多在国外旅游的知识，但是没有在街上生活的诀窍。我要向他们学习。

这一个星期我遇见许多男男女女流浪者。他们告诉我的故事都差不多。街头流浪者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我这里用我自己的话来讲他们的故事。

那天晚上，我穿上最旧的衣服开车到了内城区，开始像流浪者一样生活。

我遇到了第一个流浪伙伴。她是一个很难判断年龄的女人。尽管已经是深冬，她还是只穿一件肮脏的体恤衫，一条牛仔裤。

我向她走过去，我告诉她我现在决定到街上生活，问她能否教我一些街上生活的规则和诀窍。当她终于相信我不是警察也不是强奸犯后，她告诉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像一条鲨鱼一样生活，永远在行走中，不要站在一个地方，这样你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们一起走过公园，她继续给我上街头教育课。

“你的眼睛永远不要接触别人的目光，”她说，“如果别人看你，你把头转到别处。”

她继续说，“白天在废弃的房子里或者树丛里睡觉，夜间才是青蛙（流浪者对自己的称呼）们的。”

“身上永远要带着一些东西，比如钱。这样如果有人拿刀子对着你，你可以把钱或东西给他。”

“不要乞讨食物，要去偷。不要去高级商场和购物中心，那里有保安，他们特别喜欢揍流浪人。”

她告诉我：“在街上，我们没有名字。”

“集中注意力，保护你自己的安全。永远不要把脖子伸出去，随身带一把小刀，和一个水果，如果那些猪把你拽住，你就用刀子削水果。”

“不要表现出你的恐惧，但是也不能表现得太勇敢。”

“绝不要帮助任何人，也不要向任何人请求帮助。”

“不要相信任何穿工作制服的人，甚至公交车司机（也穿工作服）也不能相信。实际上，不要相信任何人。”

“那么你相信我吗？”我问。

“不相信。”

她弯下腰捡起一个烟蒂，我准备再问她一些问题，一转脸她已经消失在黑暗中。

我不打算像他们那样找一个隐蔽所，因为我有自己的车里。那天夜里我睡在车里，有枕头，有被子。

夜晚的天气刺冷。

照着她所说的，我在汽车中睡了一整天。她曾经告诉我，白天睡觉又暖和又安全。

第二天的半夜我又碰到了她。

“你吃了吗？”她问我。

我说没有，我在撒谎，其实晚上七点钟的时候，我吃了一顿泰餐。

“跟我来，我给你找一些面包和水果，你喜欢吃香蕉吗？”

我在黑暗中点点头。

她把我带到什么商店后门，在他们的垃圾桶里，摸索人家扔在垃圾桶里的食物。

“要拣那些皮厚的水果，还要检查一下有没有老鼠咬过，把老鼠咬过的部分切掉。”

我们又到面包筐里捡变了味的面包。她说：“一定要找中间的面包，框子的边上太脏了。千万不要吃蛋糕。吃前先闻闻味。有的时候他们在面包上放了毒鼠药。”

她吃着捡来的东西，我假装也一起吃，反正在黑暗中看不见对方。

……

戴维说，这就是我的未来。

 

沉到了水底

 

戴维最终逃不过房屋中介所的追索，交不出房租，被赶了出去。戴维的家里是有一些好东西的，尽管他已经当掉了不少，比如他心爱的吉他、一只金表、一条母亲给他的金项链、一只结婚金戒指……换回来一点点钱，都买酒喝了，东西都成了死当。就这么糟踏着，家里还是有一些油画、汽车模型、古董手枪和古董家具。一旦被驱逐，这些东西只好贱卖，收回来也就百十来元。

我说过他是很好面子的，这样了嘴还硬，说：“我要学中国人过简单的生活，老子说生活简单才能得到快乐。”天知道老子什么时候说过。

不过戴维的未来还不至于流落街头，政府和教会给所有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宿，可有的人就是愿意在街头流浪，甚至本人来自富有家庭。他住进去了，可是又不断地搬家，每搬一次家总是要打电话详细告诉我们怎样找到他的新地址，意思很明显，希望我们去看望他。

第一次是搬到一个教会的收容所，在熙熙攘攘的移民聚集区。房子六平米大小，三角形的，一个角90度，一个角60度，一个角30度。90度那边放了一张单人床，60度那边放了一张椅子，30度那边放了一个衣柜，打开柜子就开不了门，打开门就开不了柜子。还剩一条走路的过道。教会管两顿饭，一个星期交140元。没多久他就被轰了出来，是因为和人打架还是不交房租，他说得含含糊糊，反正是因为什么事情。

第二次搬到同一个区同样类型的公寓。我和老宋去看他，他正在房间里和公寓里的一群岛国光棍汉喝酒，称兄道弟。一会儿岛国人要吃饭了，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们房间一起吃。可是那饭，甚至水杯子我们都不敢动一动，太脏。

又是被驱逐，因为什么懒得问了，问他也不会告你实情。

又是几次搬迁，我们已经懒得去看他了。

最后走投无路，戴维不得不再向退休军人委员会求助。没有费任何口舌，没有经过任何等待，他就得到了一间一室一厅套房，在临海的克如纳拉高尚区，一个绿树掩映的退休村里。村民都来自附近中产以上的家庭，十分有教养。

戴维非常满意他的住所，人也变得“高雅”了一些。“One who lies with dogs will ride with fleas（躺在狗身边就招虱子）。和什么人在一起，就变什么样。”戴维轻蔑地谈起之前那段不堪的生活，似乎是别人把他带坏的。

他还是喝酒，但是比较有节制了，很少喝沃特卡，只喝葡萄酒，也不再撒酒疯。赌博也很困难了，因为从他的住地到有老虎机的酒吧走路至少要一个钟头。他早已经不能开车了，因为思想不能集中，手也发抖，更何况他血液里的酒精含量从来没有干净的时候。

他的朋友还是只有我和老宋两个，每年他的生日和圣诞节他都邀请我们去和他一起过。在这之前一个月，他就打来电话，开始策划怎么过，到哪儿去，吃什么东西，谁负责买什么，之后总还要打两三次电话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和圣诞礼物照例是一瓶中国的二锅头——他最喜欢喝的酒，可惜一年只能从我们这里得到两瓶。他知道这是在中国杂货铺买的，自己去买过，人家说没有。这些店铺贩的是私酒，怕澳洲便衣警察来查，放在柜台底下，不卖洋人，只卖脸熟的中国人。

在他家或餐馆吃完饭，他一定要请我们到海滩散散步，夸夸这个地方有多漂亮。告别时他总是有礼貌地说：“谢谢你们，今天过得非常好。”其实我和老宋跟他并非知己到什么程度，也没有那么多共同话题，我们只是十分地同情他。每当庆祝的日子结束，想起戴维又得孤零零一个人在那间小房子里消磨时光，我的心里便升起一抹悲凉。

2006年的一天我接到妮可的电话，那时我正在写戴维的故事，写一段就在网上贴一段，写到第八段了。妮可说，戴维住院了，情况很危险。

我马上出发去医院。说“出发”是因为路远，火车加汽车加走路两个半小时才到。

戴维因为长期喝酒，肝硬变导致肝破裂，腹水。肚子鼓得像临产的孕妇。医生给他抽了腹水，然后把肝破裂的地方粘上。医生说：“再喝一杯酒，必死，你看着办吧。”

戴维十分虚弱，瘦骨嶙峋，脸色苍白。

我说：“戴维，我把你的越战故事放在了网上，大家可爱看呢。”

他说：“哦？能有一千人点击吗？”

我说：“一千人？你要问我有几万人点击。”

他微微点头。

我说：“网友们知道了你生病的消息，都在问候你呢，祝福你早日康复。”

他说：“代我谢谢他们。”

在医院里几天没喝酒，说话特别清醒和正经。他的话很少，也不再像往常一样说笑，但是唯一主动说的一句话还是笑话：“告诉老宋，给我打一口棺材，我付现金。”

妮可紧接了一句：“那好，省了我买棺材的钱了。”

戴维终于笑了，妮可像他，也爱开玩笑。他最喜欢这个小女儿，就是参战前他冲出受检阅队伍抱起的那个小女孩。

他真是很危险了，但是他挺过来了。按照他的说法：“沉到了水底，就要浮上来了（指事情发展到最坏，就要走向反面了）。”

大病初愈的戴维。

 

清醒了七年

 

戴维一滴酒也不敢沾了，他怕死，他还想活下去。

我和老宋每年和他通话三四次，去看他一两次。去时一般不按洋人们的规矩先打电话预约，他喜欢出其不意的事情，而且九点钟以后肯定能找到他（九点钟前他上街走走，拣点人家丢掉的东西），他永远姿势不变地缩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整天。

他的小屋门前种了几十种花草，杂乱无章，但是蓬蓬勃勃。

屋子里很黑，墙壁是灰黄的，墙上挂满了粗糙的画作和摄影。“戴维，你的墙该刷刷了。”“我知道，我只要叫，他们随时都会来刷，但是我喜欢这样。”

房间杂乱肮脏堆满了东西，十几部收录机、三十多个钟表、四五台电视、无数的玩具，都是沿街捡来的。他一个一个给我们表演那些玩具，会说话的，会学舌的，会吓人的，会放屁的、会跳舞的……满意地看到我们惊异的表情，哈哈大笑。

它们就是他生活的伴侣。

他不常开玩笑了，幽默和机智随着酒精一起消失了，但他还是很健谈，什么方面都涉猎，“别看我不出门，什么事我都知道。”散布在屋子各个角落的电视和收音机整天开着，告诉他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戴维闭口不谈越战，甚至我在写作的过程中问他一些细节，他也只是顾而言它，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此事。不喝酒，脑子里通往过去那一段的阀门完全关死了。

要走了，戴维从不挽留，总是把我们送到泊车场，招手再见。

上了车我总要和老宋说一句：“戴维怪可怜的。”

老宋总是回答：“嗯。”

就这样七年过去了。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清醒的七年。

我和戴维

老宋和戴维

 

2013年四月，有一天我和老宋说，好久没去戴维家了，什么时候去看看他。就在说完这话的两天后，妮可打电话告诉我，戴维死了。

戴维什么时候死的不确定，什么原因死的也不知道。一天早上有人去他家，看见他倒在厨房的地上，身体已经僵硬。

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完结了。

我和老宋都流眼泪了。                                  （全文完）

 

 

谢谢网友们的留言，赞赏和鼓励照单全收，化作我写作的动力。有的网友质疑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性，我只想说一句，在和平年代成长的人无法理解战争的残酷和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