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俄新版三国演义和二杀一?
（本文首发于IPP评论微信公众号，原标题为《乌克兰战争与世界秩序重建？》, 作者郑永年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问题专家，长年致力于中国及其外部关系研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
转发者序：
从文章详细的具体的历史事实的回顾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和政客们一贯以短视和短暂的记忆力而著称。他们一般不做对历史的因果关系分析，难以理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事物内在发展逻辑, 也因此导致了他们不会对自己的战略政策和行为的结果进行反思。当然，也因为美国政府四到八年轮流选举党政，每个党派的地缘战略政治的思维方式和基本理念不大相同，而导致国际政策的不连续性和不一致性。但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美国在二战之后就一直成为世界的霸主，老大的思维和心理定势通常只是指导教训其他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而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和结果进行反思。
文章也揭示了，这次俄乌冲战争的根本原因表明了：平等和相互尊重是国与国之间的基本准则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根本原则。长期以来，一些国家以为自己国家或地区小集团的文化文明高人一等，不断地蔑视诽谤攻击其他不同文化文明的国家，尤其是有意忽视其他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国家对自身安全利益的关切。同时，不断地以自己的军事和经济的优势来制裁和打击其他的国家。这种恶性的量变不断地积累最终导致质变。
最后，文章以详细的历史的基本事实，不仅回顾和总结了自苏联解体以来到今天的俄乌战爭的前因后果，同时也预测了现在和将来中国的地缘战略政治行动和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方向。面对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变数，美国将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将不得不分身分心来对付俄罗斯，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放在西线上。而在亚太进一步的遏制中国的崛起，以及继续玩弄台湾牌的能力和精力将大为下降。但中国的角色不是简单的参与一方进行二杀一。而是必须继续的奉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追求国与国之间相互平等互相尊重的理念，追求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多极化。为实现一个＂平视＂的世界做出自己的大国贡献。
美国俄罗斯问题专家早预见这场战争: 美国是始作俑者
俄罗斯很多年来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拉拢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地区。这一次，普京为了寻求安全感，极地反击，把目光扩大到整个乌克兰。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与北约东扩在战略上对俄罗斯步步紧逼有着必然关系。美国西方把此归结为普京本人的不安全, 但这是对普京和俄罗斯民族的不理解甚至妖魔化。北约制造的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极度不安全。美国资深外交家乔治·凯南在北约开始东扩的时候就早已经预见了这场战争。
1998年5月2日，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了北约扩张计划，《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给凯南打电话采访他。凯南是美国成功遏制苏联政策的设计师，1926年开始在国务院工作，1952年出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被视为美国最厉害的俄罗斯问题专家。94岁的凯南当问到他对北约扩张的看法时，他回答如下：
“我认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端。北约一旦扩张，俄罗斯将会逐步做出对美国相当不利的反应。我认为北约扩张是个可悲的错误，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这种扩张会让我国的制宪元勋们九泉之下不得安宁"。“我们已签署了同意保护一大批国家的协议，尽管我们既没有资源，也不打算以任何认真的方式这样做。（北约扩张）只不过是对外交事务没有真正兴趣的参议院的愚蠢举动。让我不安的是，整个参议院对这件事情的辩论如此肤浅无知。尤其让我不安的是把俄罗斯说成是一个极想攻击西欧的国家"。“人们难道不明白吗？我们在冷战时期反对的是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而现在我们正在背弃的，正是那些发动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不流血革命、推翻了苏维埃政权的人。而且，俄罗斯的民主制度与我们刚刚签了协议要保护的那些国家的一样先进，如果不是更先进的话。俄罗斯当然会对北约扩张做出不好的反应，然后（主张北约扩张的人）会说，我们一直对你们说，俄罗斯人就是这样，但这真的不对。”
今天所发生的情况正是凯南所预见的。如果说北约扩张是无知无畏政客们的决定，那么今天美国政客们对普京的“无奈”也可以理解了。可以说，他们是眼睁睁地望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不过，乌克兰今天的局面不仅仅是美（北约）和俄罗斯两大国互动的结果，乌克兰本身也扮演了一个角色，甚至是关键角色。历史上，无论是帝国时代还是主权国家时代，小国必须在大国之间的夹缝中生存，因此必须拥有具有高超政治算计能力的政治家和高超的外交才能。但所有这一切离今天的乌克兰实在太遥远了。
第一，天真的政治人物幻想着依靠美国和北约的力量以求得自己的安全。独立以来，乌克兰的不安全感是确实的，但乌克兰的安全感只能在俄罗斯和北约之间来实现。乌克兰领导人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们想通过“引狼入室”的方式来求得安全。但问题在于，一旦乌克兰“引狼入室”，那么俄罗斯就没有安全感了。一旦当大国俄罗斯感到不安全了，小国乌克兰必然成为自身行为的牺牲品。大国的这种行为在帝国时代司空见惯。近代以来，基于民族主权国家的国际体系在理论上说是要保护小国的。但是，这仅仅是理想，并没有出现在实践之中。
第二，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化。冷战结束之后，全国各国掀起了一波“民族建构”浪潮。史学家安德逊的《想象共同体》名噪一时，很多知识分子幻想着用一些世俗价值观，例如“民主”“自由”和“人权”来构建“新民族”，并且在这个过程之中往往妖魔化原来自己所属民族。乌克兰的知识分子亦然。他们幻想着只要和自己具有同样价值观的西方站在一起，他们就有了安全感。但现实是残酷的，这种道德勇气很难转化成为现实。
第三，精明政治家的消失。对小国来说，外交是生死问题，不是儿戏。但在民粹主义时代，越来越多的“政治局外人”登上政治舞台，执掌最高权力。这些人往往既无内政治理能力，更缺失国家所需要的在夹缝中生存的高超外交能力。除了挟持老百姓的能力，他们一无所长。结果往往把国家带向灾难。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在俄罗斯军事行动后承认，乌克兰只能孤军奋战。
无论如何，乌克兰危机只是旧国际秩序解体的表象之一。北约和俄罗斯你来我往的行动模式，正好反映出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各国的行动逻辑，而它们的行动在效果上又反过来加剧了旧国际秩序的崩坏和新国际秩序的形成。
今天回过头来看，1991年苏联解体的那一刻既意味着建立在冷战两极格局基础之上的世界秩序瓦解，也意味着新秩序种子的萌芽。1990年代初，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发表了其所谓的“历史终结理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也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制度。一方面是因为符合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轰然倒塌，这一理论广为流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英两国主导确立了“自由世界秩序”。这个秩序形成的直接背景便是欧洲国家之间进行的一战和二战，这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甚至是西方文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建立“自由世界秩序”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确保以后不再出现导致一战、二战那样的国际条件。但荒唐的是，这个“自由世界秩序”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起点便是这个秩序的“全面胜利”，即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
尽管苏联和以其为核心的苏联集团的解体有其内部复杂的因素，但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西方自由秩序的胜利。这一判断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内外部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个表现就是就是美国帝国的扩张过度。帝国的扩张首先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苏联集团解体之后，美西方很快占据了苏联的地缘政治空间，尤其在东欧和中亚。俄罗斯的不安全自然是北约过度扩张的结果。
孕育新国际秩序的两条主线
旧冷战秩序解体表面上看是西方秩序的全面胜利，但实际上就在那一刻起开始孕育新的国际秩序了。新国际秩序是沿着两条历史主线展开的。
第一条主线是北约东扩对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极度挤压和由此而来的俄罗斯的极度不安全感。北约是冷战的产物。现年68岁的普京当年就曾以克格勃特工的身份活跃在冷战的最前线，尤其是东德。普京在2004年曾经对苏联的解体感叹地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上的最大灾难，对俄罗斯人民来说这是一个悲剧。”北约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随着其对手华约的解散而消亡，反而继续扩大。
对普京来说，北约东扩与西方领导人在东西德统一时对俄做出的允诺背道而驰，是对俄罗斯历史性的背叛。在学界和政策研究界，人们往往认为，普京所说的这个“君子协定”并没有载入官方文件中，这场争议遂成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历史公案。但即使登入了官方文件也不会对大国的行为构成任何有效的制约，因为世界秩序的本质是国际关系学者所说的“无政府状态”。
北约在1999年第一次扩员，并在2004年吸纳了苏联在波罗的海的三个加盟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伴随着新千年后的一波“颜色革命”，局势对俄罗斯越来越不利。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3年）和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04年）都以政权更替的形式告终，亲西方的领导人上台后就不遗余力地要求加入北约和欧盟，不断激化着与俄罗斯的矛盾。2008年的俄格战争就是矛盾失控的结果。
2021年底，北约重申了2008年确定的、乌克兰最终加入北约的既定方针，这无疑再次勾起了俄罗斯人基于恐惧感和空间压迫感的怒火。对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比格鲁吉亚重要得多，这不仅是因为乌克兰人多地广，更源于俄罗斯人对乌克兰难以割舍的民族情感。乌克兰首都基辅是历史上第一个俄罗斯民族国家的诞生地，作家果戈里、政治人物托洛茨基和勃列日涅夫等人都出生在乌克兰。
俄罗斯人自认为与乌克兰人“同文同种”，普京等人至今还把俄乌分裂比作“一个巨大的共同灾难”、一个“用伤痛包裹的伤痛”。只要对俄罗斯历史有所了解，只要对俄罗斯今天所面临的极度不安全有所了解，人们便不会对普京的乌克兰战争感到任何惊讶，惊讶的只是普京高超的手腕和精明的政治算计。
第二条主线是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中国的防范。苏联的解体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以北约的名义侵入往日苏联的地盘只是美国的一条战线，美国的另一条更为重要的战线是在亚洲应对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
2001年小布什政府刚执政就形成了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新保守主义主要是想通过建立亚洲“小北约”来围堵中国。只是本.拉登制造的“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暂时放弃了这个策略，把精力放到了反恐战争。
奥巴马是冷战后首位将美国战略关注点东移到中国的总统，标志性政策是“重返亚洲”战略。“重返亚洲”的安全目标主要是维护太平洋安全和稳定，但美国的一系列行动反而增加了亚太安全局势的紧张程度。“重返亚洲”的经济支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这是一个“排除中国的（贸易投资）俱乐部”，最终由于美国中产反对和特朗普政府的退出而失败。
特朗普政府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论调，宣布放弃长期对华接触政策，中美竞争取而代之；战略上“印太”概念取代了“亚太”，并发布了首个《印太战略报告》，亚洲安全的主要政策支点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经济和科技政策极具进攻性，声称“中国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破坏规则，损害美国全球利益”。特朗普没有用多边协议排挤中国，而是直接开始了对华贸易战。科技产业竞争政策上，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直接锁定了企业和技术，运用制裁、金融脱钩、投资审查、技术禁运、外交抵制等一系列手段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和技术进步。
拜登政府的国安团队大部分继承自奥巴马政府。坎贝尔曾是“重返亚洲”的关键设计者，现正为拜登政府组织研究“对华战略”和“印太战略”。拜登和奥巴马的对华战略在“人权”和“军事化印太”的目标上高度相似，科技和产业链成为拜登对华战略的关注要点。尽管拜登和特朗普几乎在所有问题上（包括在俄罗斯问题）都表现为“死敌”，但在中国问题上，拜登与特朗普政府的思路非常类似，并且成为特朗普对华政策的细化者和忠实的执行者。
美国今天的对华政策已经超越经济领域，转向聚焦于所谓的“中国带来的外交战略和地缘政治威胁”。拜登政府在2020年5月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正式确立美中两国的竞争关系。近期又出台了新版《印太战略》。
在行动上，美国构建着各式各样的所谓的同盟，包括美英澳三国核心联盟、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和“五眼联盟”等。所有这些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针对中国，尤其是阻碍中国的国家统一。围绕着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亚洲的军事化正在加速度进行。越来越多的战略家担忧，亚洲正在成为新一次世界大战的“火药桶”。
但现在，普京用一场全面的乌克兰战争震惊了欧洲，震惊了美国，震惊了全世界。美国通过出兵乌克兰的方式参与这场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美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战略判断失误，意识到普京和俄罗斯依然不可小看。这将大大延缓美国的战略精力从欧洲转移到印太地区的步伐。
接下来，普京预计还有15年-20年时间争取进一步组建和完善一个“小苏联”。对美国人来说，这些年来“中国是美国头号威胁”的论断是可以质疑的了。这意味着只要我们自己不犯颠覆性的战略错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但不会被美国所中断，中国还可以在新世界秩序构建过程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中国与形成中的新世界秩序: 地缘政治的天枰再次倾向中国
随着俄乌局势恶化，中国会做什么、怎么做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美国主导的北约的行为表明，原本一超多强的世界秩序，美国已经无力维持，新的世界秩序朝着多元化深度发展，即“深层多元主义”。今天的世界群雄逐鹿，不仅有普京的俄罗斯，而且有莫迪的印度，有埃尔多安的土耳其，有欧盟的法国和德国，等等。
在新世界秩序的孕育期，每个大国都在构建自己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图景，而它们的期待往往彼此冲突，在根本利益上无法达成战略共识，甚至缺乏做出战略妥协的意愿。正在形成中的新国际秩序体现为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更分散，没有超级强权，只有大国和区域型强国。西方自由意识形态会继续存在，但不再主导国际秩序。
对中国来说，乌克兰战争让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加复杂化。国际局势云谲波诡，中国更需要冷静分析大国互动中的新变化和新趋势，更加理性，来不得半点情绪化，任何情绪化的冲动都会带来颠覆性战略错误。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大国之所以为大国，或者之所以被视为大国，并不在于其挑战旧秩序，更不在于其进行战争的能力，而在于其推进和维持国际和平的责任和能力。
郑永年 Biography:
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问题专家，长年致力于中国及其外部关系研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
郑永年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修国际政治。1985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硕士研究生班学习，主修政治理论。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1988至1990年，先后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和讲师。1990年考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詹姆斯-麦迪逊奖学金，同年进入该校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获政治学博士。同年获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一麦克阿瑟博士后研究基金，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6年底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至2005年，历任该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所长。2005年，被聘为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MacArthur Foundation）（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 rthur Foundation）（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