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附录二：在徐吉生先生铜像落成典礼上的讲话
《山居续忆》
附录二
在徐吉生先生铜像落成典礼上的讲话
(二 0 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徐家祯
(徐吉生先生像)
各位领导，吉生小学的领导和老师们，徐氏家族的亲友们:
今天我很荣幸，能代表徐氏家族在盛陵吉生小学创办人徐吉生先生 铜像的落成典礼上发言!
徐吉生先生是我曾祖父。我是徐吉生先生的长房长曾孙。可是，我 从来没有机会见到过他。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大概也已经没有一位见 过他了。
我们这一支徐氏的祖籍，就是绍兴安昌镇盛陵村。但是，十分遗憾， 我直至 2013 年把先父 1936 年拍的吉生小学照片放大、配框送到学校时， 才第一次到过盛陵村，以前从来没有机会回过自己的祖籍故乡。即使那次 去了吉生小学，我还是没有踏进村里去，看看以前祖先居住的地方，所以， 实在感到万分惭愧!
根据《盛陵村志》和曾祖父吉生先生《讣告》中的《行述》一节， 我们徐氏是南宋时从临安迁居山阴东塘的。这个徐氏南祖的支裔，共有 “仁义礼智信”五派。而其中“义”派后来就迁居至盛陵开垦种植。根据《山 阴安昌徐氏宗谱》记载，清康熙初年(即 1670 年)，徐氏第六世的祖先中 有天正、天保两位徙居盛陵。根据《盛陵村志》，2003 年，盛陵村 3280 人 中，徐姓就有 1056 人，是村中第一大姓。我们应该都是这几位先祖的子孙 吧。
根据吉生先生《讣告》，吉生先生的祖父名徐大贵。徐大贵有两个 儿子:亦即茂顺和茂源两位。茂顺公生有四子:长子早逝，其余三个儿子， 名益发、益善和益庆。益庆公就是我的曾祖父徐吉生先生。吉生先生有三 个儿子:长子就是我的祖父恩浩(字翰丞)，次子、也就是我的二叔祖恩 溥(字立民)，还有幼子、也就是我的三叔祖恩诒(字礼耕)。我祖父翰 丞先生结婚第二年，十九岁时就不幸因病去世，那时我父亲徐祖武(字定 戡)还未出生，所以，连我父亲都没有见过他的父亲，更不用说我见过我 的祖父了。我父亲十四岁时，他母亲也因病去世了，所以，他就由他祖父母，也就是吉生先生夫妇养大。我父亲结婚后生有三男一女，我是长子， 所以就成了吉生先生的长房长曾孙了。
我祖父故世之后，我父亲一家仍与他的两位叔叔，即立民先生和礼 耕先生两家住在一起，直到 1951 年三房人家分居为止。即使分居了，我们 三家还是同住在一条街(江苏路)上，来往密切。我父亲这辈共有 25 人， 也就是“祖”字辈(男)和“萱”字辈(女)，不分房门，按出生先后排次， 我父亲最大，其余几位，我都叫他们叔叔或干娘(杭州话，“姑母”的意 思)。他们都是我的长辈，即使最后两位比我还小几岁，我也喊他们“叔 叔”和“干娘”。很遗憾，最近我算了一下，目前还活在世上的，25 位中， 仅存 7 位了。
(徐吉生先生铜像之一)
按照吉生先生《讣告》和《盛陵村志》，我们徐家经营的丝绸业， 是从吉生先生的父亲茂顺公和叔父茂源公二位开始的。他们二位先在故乡 自织自卖，获利不大。后来，在咸丰末年，与人合伙在杭州羊坝头开了 “瑞云公记绸庄”，就开始发迹。当时杭州人有“上城公记，下城悦昌”的说 法。“公记”就是指我们徐家的“瑞云公记绸庄”;“悦昌”就是指王悦昌的“悦 昌文绸庄”。王悦昌的一位女儿，后来就成了我三叔祖礼耕先生的第一位 夫人。吉生先生是茂顺公的幼子。7 岁入私塾，早年就极其聪敏勤学、天 性超常。三年后辍学，就到杭州瑞云公记当学徒。满师后一二年，因才识 冠群，就开始在“公记绸庄”中担任重要职务。
清末，洋货倾销中华，国产丝绸产品质量远远不及洋货。吉生先生 分析原因，认为国产丝绸产品质量差，原因不在国产蚕丝质量，而在于纺 织的技术。于是他就于 1902 年(即光绪 28 年)，在杭州与人合资开设了 吉祥恒绸庄，吉生先生自任经理。他研究改良方案，赴苏州购买新机，聘 请技师，更新货品，开创了杭州铁机织绸之先河。产品从广州、长江流域， 一直销到辽宁。在上海、汉口、营口均设分庄。辛亥革命爆发后，原来吉 祥恒织造的是清朝流行的袍套等服装的衣料，在大革命后，这些衣料和服 装都没有了销路。辛亥那年，客户把不适用、销不出去的袍套都退了回来。 再加那年汉口大火，很多店家受损，吉祥恒卖出的产品也讨不回账款来。 (注 1)可能因为在如何改变经营途径的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于是，吉生 先生就与茂源公的唯一儿子益桂公一房分了家。益桂公一房以后就走上了 买房产、买商铺的经商道路。而益庆公、亦即吉生先生，就开始办工厂， 走上了发展工业的道路。 (注 2)
民国元年(1912 年)，吉生先生置机设厂，以新法缫丝，独资开创 了杭州最早、最大的缫丝厂之一 —— 庆成丝厂。(注 3)然后，又在诸暨 枫桥开办改良缫丝厂 —— 新新丝厂，在上海开设益新、庆丰、纶祥等丝 厂，又接办嘉兴绢丝厂。吉生先生在经营丝绸工业的同时，认为中国经济 以农为本，所以还是要发展农业，于是在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之一张謇 (季直)的带领下，开设南通华丰垦殖农场，还创办了杭州留下茂庆林牧 场。1915 年，吉生先生为了回报故乡，发展故乡工商业，增加乡邻们的就 业机会，在盛陵村开设吉生布厂，招收女工。到 1934 年，该厂已成绍兴最 大的棉纺织厂。每年春耕时，吉生先生还为村中每户发送辽宁大豆饼一张 (重 50 斤)，用做肥料，提高田产。
(1936 年之吉生小学)(先父所摄)
吉生先生还热衷于社会公益活动。清朝末年，吉生先生被杭州总商 会推荐为会董，为地方公益，不避艰险。比如，辛亥革命时，清兵顽抗， 吉生先生亲自去旗营，视察炮台，要求清兵保全市民安全。民国初期，吉 生先生任杭县自治会议员达六年之久。凡是地方上有动乱的时候，吉生先 生都亲自上街巡视，维持秩序，以防不测。国民军北伐时，杭州社会极不 稳定，罢工、罢市、罢课的风潮此起彼伏，工商界难以维持正常生产，人 民生活也深受影响。吉生先生被推为杭州商民代表，去上海谒见北伐军总 司令，要求维持杭州的社会秩序，保证工商界的正常营业和生产。(注 4)
吉生先生还参与杭州初阳台的修复，保护了古迹。在诸暨枫桥，吉生先生 因为看到当地溺婴的风气很盛，就与当地士绅商议，买地若干亩为基金， 设立了一个育婴堂。据当时育婴堂每年的报告，这个育婴堂每年要收留 100 名左右的弃婴，其中男婴仅一二名而已，其余获救的都是女婴。民国 元年(1912 年)，吉生先生在家乡盛陵村开设吉生小学。据我三叔祖礼耕 先生回忆:“民国元年，春天回乡上坟，与当地本家谈了此事，就在本村 租了一所楼所，作为校舍，开办了吉生小学。笔墨纸砚，全部免费，还做 了操衣。......开始时，学生不过数十人。最多时，曾达三百余人。先后共 办了三十多年。”吉生小学初办时尚为初级小学，到 1926 年，就经民国政 府的教育局批准，增设高小部，成为完全小学。1952 年，吉生小学由国家 接管，成为公立小学。至今，吉生小学已经一百零五岁了!
很可惜，正当吉生先生的事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时候，他于 1934 年 12 月 24 日凌晨，因脑溢血，在杭州家中去世，享年 71 岁。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词)
(教育总长、大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题词)
吉生先生去世后，杭州等地的企事业全部由我的二叔祖立民先生和 三叔祖礼耕先生接手经营。后来他们在上海宜昌路开设的庆济绢纺厂，成 为 1949 年前上海最大的三家私营绢纺厂之一。这是后话，不在这里多谈 了。
1949 年后，吉生先生亲手创建的各种企事业和房产、地产都因社会 的变动而逐渐消失了，而吉生小学却不但依然存在，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到今天为止，这个小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有数万人， 甚至十数万人之多了吧!要是吉生先生地下有知，他一定会非常高兴 的。
今天，在吉生小学前，树立学校创办人徐吉生先生铜像的重大时刻，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当时吉生先生创建这所小学的初衷，我觉得是十分有意 义的。
(今日之吉生小学)
据我三叔祖礼耕先生回忆:吉生先生的父亲茂顺公在杭州发迹之后， 陆续在家乡置田地 100 多亩。茂顺公故世以后，这些田地就分归吉生先生 和两位哥哥，每房 40 余亩。但是，吉生先生从来不去乡下收租，都是委 托他留在故乡的一位哥哥负责代收。辛亥年(1911 年)冬天，一次，他哥哥十分气愤地来向吉生先生告状，说收租时，有一位远房族中的兄弟，将 租米强抢了一袋而去了。他向弟弟告状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吉生先生能有 办法，把抢走的租米要回来。不想，吉生先生不但不生气，反而说:族人 抢米的根本原因，就是穷。而穷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没有教育，另一个 是没有工作。于是，他就产生了在故乡开设免费学校和开办布厂的念头。 开设学校，是为了解决教育的问题。于是，学校规定凡是徐氏族人，一律 免学杂费;外姓人，只要付三毛钱学费，也可入学。学校还发给学业用品 和校服。各班成绩名列前茅的三位学生，还由学校颁发奖学金。而办厂， 则是解决就业的问题。学校毕业生，一律可进在家乡的吉生布厂或者去杭 州的庆成丝厂工作。当然，反过来，作为企业主，也就此能保证雇佣到有 文化的工人。所以，这是一举两得、双赢双赚的大好事。
吉生先生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政治家，从来没有机会学习经济学 或政治学，但是，他所说贫穷的原因是“一没有教育，二没有工作”，倒是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实施的脱贫致富政策的根据。比如，在澳大利亚，土著 人相对来说经济地位都比较低下，需要政府救助。为了帮助土著人脱贫， 澳州政府采取的就是派人到土著人聚居地去办教育，让他们掌握文化知识， 然后教会他们一技之长，帮助他们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同样，反过来，这 样做，对政府也是大有好处的，因为不但降低了社会失业率，从而减少了 政府救助贫穷所需付出的大笔费用，而且也提高了整个国民的素质。这实 际上，正是 107 年前徐吉生先生就已经想到并在家乡实施的老办法。从这 一事例，也可以看出吉生先生的独特眼光和博大胸怀了。
徐吉生先生去世至今已经 83 年了。他的后代已经延续到第六代了。 前面说过，他的孙辈共有 25 位。再下面就是以我领头的“家”字辈，我数了 一下，大约有 36 位。再下面的两代人数就难以计算了。所以，这六代人 的总数，可能应该有近百人吧。这些人中，据我所知，绝大多数都是事业 有成的专业人士:有工程师、科学技术人员、法官、医生、教授、教师、 电脑技术人员、金融行业的专家、行政管理人员、党政干部、诗人、学者、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等等，而像吉生先生一样，成为企业家的，倒反 而不多了。这些人现在分布在世界四大洲: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定居在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和以色列各个国家的。真正是五湖四海都有 了。
我想，作为徐吉生先生的后代，我们在为有这么一位为家族、为社 会、为国家、为乡亲作出重大贡献的祖先而感到骄傲的同时，也应该时刻 不忘继承和发扬吉生先生的精神，那就是要勤学刻苦、有创业精神，肯为 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希望我与各位以此共勉。
谢谢大家!
二 0 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于浙江省安昌镇盛陵村吉生小学
(徐吉生先生铜像之二)
注 1: 据我小叔叔祖涛说，清朝结束之后，绸缎袍料失去销路。我曾祖父吉生先生为 了扩大销路想尽各种办法，比如，他发明用丝绸织出一种较厚的材料，做了一 套西服，自己穿了，参加宴请和各种活动，甚至穿了到湖滨和热闹场所去走动， 以扩大影响。
注 2: 在〈外公外婆及其他〉一文中，曾提到我外公高家，在杭州素有“高半城”之称。 其实，我们徐家，在杭州也有“徐半城”之称，只是这个称号流传得不及“高半城” 的广而已，而且我也不清楚这个称号是从哪里来的。最近，与我小叔叔祖涛通 电话问起，他竟然知道来源。他说:分家之后，益桂公那支在杭州投资房产、 地产、商铺(包括收购杭州最大的药店胡庆余堂);而益庆公这支就开办丝织 厂，发展工业，都成了杭州著名的工商业家。大约 1948 年左右，在杭州一份日 报上，让大家评选杭州的首富。结果公布出来，有六名，其中三名竟然都是徐 家的(包括我曾祖父益庆公这房和他兄弟益桂公那房)，于是杭州人就称我们 为“徐半城”了。我想，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可靠性，可惜我查不到究竟在哪一份 报上评选过杭州首富，更不清楚究竟评出来的那六人是谁。当然，这种“半城” 的称呼，在其他各地也有，只是用夸张的方法说某人富有罢了，不能作数。否 则，我父亲家是“徐半城”，我母亲家是“高半城”，那我岂不就是“全城”了?!
注 3: 1928 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开始，西方世界经济萧条，丝绸产品订货量大大减少， 浙江很多丝厂、绸庄因此而倒闭，包括最大的王悦昌绸庄，等等都在那时先后 败落。我们家的丝厂不但没有倒闭，反而有了发展，那是与我曾祖吉生先生的 眼光与魄力有关的。当时，因为丝绸业不景气，蚕农的蚕丝原料当然也卖不出 去了。蚕农亏了一两年后，无法维持，都打算砍掉桑树，改种别的农作物，不 再养蚕了。我曾祖父吉生先生了解这个情况后，就到农村大量收购蚕农手中的 蚕茧，但是收购时，给蚕农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许砍桑树。于是就这样保 护了丝绸工业今后发展的基础，否则，砍了桑树，以后再种的话，也要等好几 年才能恢复原状了。但是，因为当时收来的蚕茧质量不好，只能纺织比较次等 的丝绸，于是吉生先生就另立一个品牌，叫“泰来”牌，取“否极泰来”之意。
注 4: “北伐军总司令”，即蒋介石。以前先父楼下书房的书桌抽屉里，一直保存着一 封我曾祖父吉生先生从上海写给他三儿子，即我三叔祖礼耕先生先生的亲笔信。 信中主要就是谈觐见蒋总司令的情况。吉生先生代表杭州商界向蒋诉说了杭州 各厂在此起彼伏的工潮中无法正常开工，因此也难以维持下去的局面，希望北 伐军能维持浙江省治安和社会稳定，繁荣工商业，保护民生。蒋告诉我曾祖父: 不要担心，过几天局势就会改变的。吉生先生见蒋的时间应该是 1927 年 4 月初之 前。所以，蒋所说的“过几天局势就会改变”指的是什么，当时我曾祖父可能不很 清楚，但现在就已成了近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家喻户晓了。很可惜，这封信 在“文革”一开始，抄家风还未盛行之时就被先父烧掉了。否则，这倒是一件非常 有意思的历史文物。这封信先父给我看过，可惜当时没有复印机，我也年幼无知， 没有意识到这封信的历史价值，未能抄一个副本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