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民族学研究往事——三次逃离

在大时代的洪流中，有时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决定就可以影响一个人一辈子的命运，或几十年身背罪责，堕入地狱；或躲过一劫，安全无虞。当时局中人并不知晓，事后看则步步惊心。

姥爷曾经做出过三次重要的选择。

第一次是大学毕业时的择业。

姥爷是上海暨南大学经济（银行会计）系毕业。

时任暨南大学校长是历史学家何炳松。

关于何炳松，可以谈谈东南联大。

西南联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之名，现在为人所熟知。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中，坚持追寻学术自由和真理，抚育新人，其成就如巍巍高山，令人仰止。

而东南联大（国立东南联合大学）之名，则少有人知。

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战之初，处于北方的大学先受冲击。用当时的话语来说，就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因此以北方三所名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为骨干，教师和学生南迁，先成立了西南联大。

此时在上海租界中的诸大学尚能勉强维持。

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英美租界里面的大学也办不下去了。东南沿海的学子们也开始了内迁，颠沛流离，亟须安置。仅仅一所西南联大肯定是不够的。因此教育部开始筹备东南联大，主要用来安置上海各大学的教师学生。其筹备委员会主任，就是何炳松。

东南联大当时选址在第三战区的辖区内，因此需要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协助。也正是因为这个事情，作为历史学家的何炳松结识了顾祝同。

后来因为战事吃紧等诸多原因，东南联大筹而未成，最终流产。何炳松继续担任暨南大学校长。

1945年抗战胜利，姥爷也从暨南大学的银行会计系毕业，全系成绩排名第二。何炳松想推荐他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处去当军需官。因为军需是管钱粮的，姥爷学的会计知识也算是学以致用。这确实是个好差事，姥爷也犹豫了半天，最终决定不去。

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姥爷想起这个事情来还有后怕，亦觉得庆幸！幸亏没有去江西上饶报道！

上饶是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我们这一代人知道这个地名，多半是因为“上饶集中营”这个名字。

如果和上饶、第三战区、顾祝同、军需官这些扯上关系，那么解放之后，等待他的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劫难了。

逃过一劫后，姥爷漂泊到了光复后的台湾。那时候很多暨南大学的老师和毕业生到了台湾，参与接收台湾大学。姥爷也在台湾找了一个会计的职务。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

二二八事件，以前被我们叫做“二二八起义”，官方将其定性为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暴政的起义。但其参与人员中有台独人士，运动有一定的台独诉求。而最后流血的镇压给台湾人民以深深的创伤和幻灭，滋生了台独运动能够进一步发展的温床。

姥爷选择了离开！

在混乱的时局中，他从台湾又回到了大陆，担任福清明毓联合中学校长。

明毓联合中学是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教会学校，由明义中学和毓贞女中合并而成。

美以美会是基督教新教的教派之一，解放前在中国影响深远，创办了众多一流大学和中学。

姥爷本身就是教会中学毕业的，现在回来在教会中学任校长，轻车熟路，游刃有余。

但1949年，他选择辞职北上。

如果不北上，留在当地，作为一个教会中学的校长，负责从教会拿钱办学，教学中采用教会编撰的全英文教材，在解放之后，这些都将是无可争辩的罪状。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可以被抓的小辫子太多了！

北上，就好像获得了新生，这些发生在故乡的遥远的事情被抛在身后，可以被掩盖，被遗忘。

1945年选择不去上饶，1947年从台湾逃回大陆，1949年从福建北上，这三次逃离，都是离开了是非之地，远离政治漩涡。

姥爷是一个书生，最大的渴望是钻研学术，当一个大学教授。

他最后如偿所愿，也在大学中得到了相对平静的生活。

他的三次选择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