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姥爷—新中国民族学研究往事

北京时间2019年12月20日星期五上午11点45分，我的姥爷在睡梦中安详去世，以九十九岁高寿仙去。

得知姥爷住院后，我本已订好机票，准备回国再陪伴他一段时光。没想到一切会这么突然。

近年一直有个想法萦绕于心。我想给姥爷写回忆录。

我的姥爷施联朱，1920年5月11日生，福建省福清市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民族史、民族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重点在于有关民族识别的理论与政策以及台湾少数民族、东南各省畲族的历史文化学研究。著有《中国的民族识别》、《畲族》、《畲族风俗志》，主编《畲族简史》、《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等。

他们那一代人每个人都是一部传奇。

姥爷从小接受的是美国教会学校的全英文教育。

大学时期，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艰难求学。

乱世中颠沛流离，到过光复后的台湾，亲历了二二八事件。

解放前北上，开始了学术生涯。在燕京大学和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的校园之内，往来的师长和同事都是学术大师级人物：吴文藻、翁独健、潘光旦、林耀华、费孝通……

研究生还没有毕业，就被时代赋予重任，远赴边陲，深入险阻，参与了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中国五十六个民族这种说法，并不是古已有之。这五十五个官方认证的少数民族，其民族身份的确定和名称的辨别，就是基于建国初期的这项社会学工程。

文革期间，他和费孝通等人一起下放五七干校，亲见这些大学者们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欲望而奋斗。

他是一个世纪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也是那些民国时期就成名的史学大家、社会学大家、民族学大家们的学生、朋友、和同事。

我本想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将姥爷的生平记录下来。

我有很多的问题想知道。

比如这些大师们在历史转型中的阵痛。他们都是最高水平的西方学术体系培养出来的，好多哈佛哥伦比亚的博士。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被砍掉，仅存的民族学是以苏联斯大林民族理论为指导。他们是如何弃旧迎新去适应这个截然不同的体系的？

比如他们当时民族识别工作所采用的具体方法。究竟是那些因素，决定了这个少数民族获得了官方认定，而另外一个却没有得到承认。

民族识别的理论、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有可能影响到千百万人生命和福祉的大事。

君不见按照斯大林民族理论为基础，以各民族加盟共和国形式组织起来的苏联解体后，各原加盟共和国之间矛盾冲突不断。俄国和格鲁吉亚之间爆发过针对南奥塞梯的战争，俄国和乌克兰针对克里米亚的争端现在愈演愈烈。

而地处巴尔干的前南斯拉夫，在铁托死后，联盟之内的各国种族矛盾不断，最后刀兵相见，联盟解体。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一幕幕人间惨剧不断上演。

民族/种族混居的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以史无前例的加速度进行着。欧洲在全面巴尔干化，美国正滑向拉美化。如何处理复杂的民族/种族矛盾，将是人类社会和平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正因为如此，姥爷他们在半个多世纪前所做的工作，对今天的世界仍然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本来已经列了一个大纲，分为几个部分，想利用每次回国的时机，详细向姥爷请教。

但作为一个中年人，有家室之累，工作缠身，每次回国都行色匆匆，和姥爷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太少，所获资料有限。

其实直到去世前，姥爷的头脑都还非常清楚。

我只能后悔自己的拖延和低效。

我现在能做的，只有将已经收集到的微薄资料写成几篇文章，以纪念他！